新时期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变迁

收稿日期：2018-01-14
作者简介：李秀萍（1973—），女，河北固安人，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新时期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变迁
[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8.04.032
李秀萍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102）
摘要：男权话语的历史动机和目的很容易融入女性话语建构。

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从一开始就负载着强烈的父权话语特质，传统的以男权崇拜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居于绝对性地位。

随着多元化思潮的兴起，女性形象逐渐趋于丰富和多元，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女性命运得到更多关注，女性写作也开始构建起鲜明的性别特征。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女性自我意识；重建；男权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8）04-0172-05
2018年第4期（总第274期
）
“新时期文学”秉持的重建历史的愿望表现了父权制话语的“决定论”和“目的论”的特征。

现代性所确认的文化目的决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话语实践，同时也规范着此阶段的话语意向，男权话语的历史动机和目的很容易融入女性话语建构。

女性形象的“新时期”，从一开始就负载着强烈的父权话语特质，女性叙事依附于父权制巨型话语之下，被强行蒙上温情脉脉的“母性绿化树”面纱，传统的以“菲勒斯”（男性阳具）崇拜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居于绝对性地位。

随着多元化思潮的兴起，这一局面开始逐渐得到改观，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逐渐趋于丰富和多元，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女性命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女性写作也开始构建起鲜明的性别特征。

一、坎坷人生中的母性绿化树
20世纪70～80年代的知识分子文学叙事中，民间女子拯救身处苦难男性的叙事模式非常普遍，文明与愚昧的主题具象化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女性作为与男主人公相对应的角色进入文学叙事，承担起自身特有的文化功能。

她们有的在男性遭受贬谪时休戚与共、相濡以沫；有的为了拯救心上人甘愿牺牲自我；有的则在患难中共苦，在幸运时被遗弃，却
无怨无悔。

在张贤亮的大部分作品中，一直充斥着这样的情感模式。

《灵与肉》是张贤亮重塑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开始，被打为右派的许灵均遇到了温柔美丽的李秀芝，她不仅是劳动和过日子的一把好手，还在最绝望的时刻给予了许灵均生活的光明和快慰。

在困苦无助的岁月里，秀芝用自己朴实无华的爱情给予了他最宝贵的温暖。

对许灵均而言，秀芝不仅是妻子，还是自己灵魂的最有力支撑。

秀芝承担了联结许灵均精神世界与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桥梁作用，使二者实现了真正的相通，从而使他的苦难和孤独具有了宏大的意义。

《绿化树》的主人公章永磷在劳改农场长期处于饥饿之中，灵魂也处于极度委顿状态，几近绝望。

美丽善良的马缨花来到他身边，不仅用粮食和蔬菜解决了章永磷躯体的饥饿，更以温厚淳朴的爱情抚慰了他的心灵，使他重新走向“人的正常生活”。

在路遥作品中，农村知识男青年往往处境艰难，却才华横溢、气质非凡，具有极强的男性魅力，深深吸引着来自异性的痴心爱慕。

这些被吸引的年轻女性往往富于奉献精神，对爱情倾情付出，以圣洁无私的母性之爱温暖处于人生低谷中的男主人
公，爱得真挚而忘我。

其中，最令读者难以忘怀的当属小说《人生》中的刘巧珍。

她美丽聪慧，虽不识字，心灵却温柔而丰饶。

她将人生价值的实现与爱情紧紧联系在一起，执着地爱着有文化、有能力、精神世界丰富、志怀高远的高加林。

在对方事业风生水起时，她将爱情深埋心底，默默旁观祝福；当加林陷入挫折困顿时，她勇敢向心上人表白心迹，用温柔无私的爱百般慰藉着他的失落和痛苦。

这段情感纯净美好却又暗流汹涌，因为没有文化，巧珍对加林的爱含有强烈的文化崇拜成分，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自卑和不对等。

文化差距是巧珍情感中的致命硬伤，深深的自卑使她从不敢将自己与加林在情感上平等相对，而是充满了仰视和卑微。

深入骨髓的传统道德，也使得她对爱情的幻想仅仅停留于爱的奉献，不敢奢望任何回报。

这种心中只有对方，没有自我，失去主体性的爱，从情感关系开启时就将自己置于依附者的位置，注定危机重重。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加林，连人生的最高目标也设定为跟加林“一搭里过”，这与志存高远的高加林，无疑距离遥远。

面对爱情中从开端就存在的危机感，巧珍只能以加倍的付出来予以弥补。

当高加林为城市的繁华与爱情所惑，选择离她而去时，巧珍没有任何埋怨，只是掩面哭泣着黯然离开。

而在加林被清退回村，城市梦碎，爱情幻灭，再次落入人生低谷时，已经出嫁的巧珍闻讯匆匆赶回来，拦住一心要让加林出丑的姐姐。

不仅如此，她还想尽办法帮助加林重新工作……这种极尽奉献的爱虽然闪耀着母性之爱的神圣光辉，却也令人扼腕痛惜：在这段爱情中，善良的巧珍爱得深挚，更爱得卑微；爱得小心谨慎，更爱得伤痕遍体。

在这个金子般美好的姑娘心中，只有对所爱之人爱的献祭，却极大忽略了对自我的肯定和认同。

在这种爱的模式中，糅入了太多母性的怜悯与同情。

女性往往通过对受害者的庇护获取柔情，并因此获得心灵慰藉和自我价值的满足感。

在现代性爱观念看来，这些女性身上的“性别依附”和“自我缺失”挥之不去。

她们的温柔隐忍、宽容豁达背后散发出强烈的无奈与悲凉。

秀芝、巧珍们所代表的“完美女性”貌似是对女性的歌咏崇拜，实质仍不过是男性写作策略的彰显。

在他们所构筑的情感关系中，掌控者依然是男性，他们是感情世界永恒的中心，对应的女性们甘愿放弃自我、无悔奉献，将青春与爱情无偿献祭给男性。

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强大的男权话语压制之下，女性自我生命意识几乎消失殆尽，丧失了自我言说能力，落入“失语”状态，沦为沉默的工具和附庸。

身处社会最边缘的女性只能依靠男性，一切行为“唯夫、父、子是瞻”，失去了本身应有的自我意识。

这种缘于无奈的牺牲奉献精神被男权话语加以利用，将其标榜为女性美德而大肆宣扬，女性自身的正常欲求却被视为淫邪而遭到压制批判，女性自我意识受到严重压抑。

“五四”时期，民主意识全面觉醒，与之相随，女性意识也得以逐渐复苏，但仍未能摆脱男权文化的掌控，缺乏女性意识的独立性。

及至新时期，积极反思并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潮席卷全国，包容开放的思想氛围使作家精神世界得到空前解放，几乎消失殆尽的女性自我意识才开始逐渐苏醒。

与之前作品相比，新时期女性文学无论在思考深度还是观照广度上都有了更深层的掘进。

创作视野前所未有的开阔，文学写作放眼于自我与社会、国家、民族命运的联结，浸润着女性的独特感触，构筑着独有的内心世界：既渴望真爱，又充满怀疑和困惑，表现出对父权文化的抵制和对女性独立人格的积极寻求[1]。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问世之初犹如“一枚炸弹”震惊了文坛。

小说描写了叛逆的母女两代人，母亲与他人丈夫维持婚外恋，30岁的女儿则坚持单身。

婚外情不再被描写为不道德，反而体现为爱的纯粹崇高。

这种对自我情感的真实披露，大胆而叛逆，构成对传统婚姻道德观的极大冲击，反映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女性写作出现了新的趋势：由剑拔弩张的紧张对抗，转变为对男性世界的不屑一顾，显示出积极引领的建设性姿态。

王安忆、铁凝等作家笔下的女性忠于自我，蔑视父权文化，拒绝成为男性附庸，积极建立女性生活的自觉主观意识，自恋、自爱、自尊，主动积极地去寻求和把握性爱关系中女性自我身为“人”的权利，努力重构两性关系，彻底解构父权中心神话。

王安忆的“三恋一纪”被誉为最有突破性的作品，不同于之前有意识与各种外在社会秩序进行抗【文学研究】 新时期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变迁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No.4.2018（Cumulatively,No.274）
争的各时代女性，《小城之恋》中的女孩是一位“不自觉的叛逆者”，她的叛逆和自我实现完全出于蒙昧。

她无视传统文化中女性耻于谈性的禁忌，完全顺从生命本能的召唤，在性爱中以前所未有的主动姿态，尽情享受着生命的欢娱。

女孩以生命本能的策动，对传统两性关系进行了颠覆，预示着新型两性关系的出现。

在这部作品中，最大的叛逆来自女孩的未婚先孕。

即使在社会意识较为开明的20世纪80年代，未婚先孕仍须背负极大社会压力，成为未婚妈妈无疑构成对传统妇德观念的最大叛离。

但文中的女孩依然听从女性内心的声音，力排众议，坚持成为对生命负责的母亲。

她的勇敢坦率，代表着一种强烈的叛逆。

她对世俗声讨的完全无视，也使后者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

对于唤醒女性自我意识而言，身体欲望的觉醒无疑是关键。

它将女性身体从传统道德话语桎梏中解救出来，肯定并张扬女性独特的身体感觉，成为对“男权中心主义”的解构和挑战。

王安忆以“性”作为切入点，让女性回归身体欲望的本真状态，大胆颠覆了男权中心话语，具有极为重要的先锋意义[2]。

与王安忆相呼应，另一位优秀的女作家铁凝也在文学创作中展现了有意识的尝试与探索，她的小说“三垛一门”也体现出女性意识的先锋性探索。

在创作中，她对女性自身健康、美丽和强大的生命力尽情予以彰显，对象征乳房哺乳的“麦秸垛”等女性“性意象”进行浓墨重彩地描摹和有意凸显，显示出对男性话语霸权的有力挑战。

在铁凝笔下，男性大多孱弱而模糊，女性则健康而明亮，她们在两性关系中重新获得话语权和掌控力。

男性霸权虽然依旧无处不在，但已然呈现颓败之势，作家对这种文化霸权自私恶毒特性的鞭挞可谓鞭辟入里，解构、颠覆男权专制的创作意图非常鲜明。

从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对真挚的婚外爱情的歌颂，到王安忆“三城一恋”中对情欲和美的力量的张扬，再到铁凝“三垛一门”中对先锋性女性意识的抒写，女性的自我生命意识经历了重要的线性发展过程，女性敢于正视内心的真实与身体的本能欲望，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坚韧的叛逆精神在传统桎梏中冲凿出一线生机，显示出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的日益强大。

新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已经展现出某种先锋意识，标志着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为90年代及新世纪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女性性别意识的张扬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虽然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中国社会文化一直被理想主义氛围所笼罩，直至90年代之后，这种文化结构开始发生关键性转变。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放开，人们社会欲望全面觉醒，为女性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全新的平台。

集体信仰的失落，使她们从主导性话语控制中获得了全然自由，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又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3]。

因此，20世纪90年代女性自我意识得以进一步发展，重心由对精神世界的理想追求转移到对身体自我的发掘以及个体私人体验的宣扬。

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被泯灭的性别意识得以复苏，女性对自身生存方式有了更多选择。

她们渴望抛开父权视阈，以女性视角加深对自我身体的认知，从而寻找被压抑的自我。

她们选择“身体写作”——一种女性自我割裂和剖析的方式，呈现女性独特的生活经验，使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得到了质的提升甚至飞跃。

女性写作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批优秀女作家执着坚守女性立场，不仅积极探索女性生存状态和个体体验，而且充分采用女性内化视角，积极观照外部社会。

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女性主义最铿锵有力的声音，来自致力呈现“一个人的战争”的林白和沉浸于抒写“私人生活”的陈染。

林白笔下的女性，自由生命状态得以全面呈现，她们一反之前女性形象的被动压抑，生命形态自在、安然而舒展，并能以自己的特有体验与视阈，充分观照身外的大千世界。

她以非常大胆的笔触描述女性身体的感受，女性感官的迷恋，文字勇敢而充溢个性，形成对男权文化禁区的有力冲击。

从20世纪80年代张洁对婚外爱情的肯定，到王安忆对女性身体欲望的认可，中国女性自我生命意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依然存在着女性精神与肉体之爱无法兼得的遗憾，完整生命个体的实现存在残缺。

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身心欲望都得到了释放，在作家陈染笔下，全面展现着现代女性对灵肉调和之美的积极寻求以及寻求过程中的迷惘与孤独。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就是“黛二”小姐。

她成长于书香之家，深受传统文化习染，同时又经受
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孤傲美丽，叛逆忧郁，对父辈的传统价值观充满批判，她的行为不再是对男性话语的遵循，而是充满抗争和叛逆，表现出重建女性话语系统的意愿。

在“黛二”的价值体系中，传统的女性贞操观被弃之如敝屣。

为了满足身体欲望，她自由地与男性发生肉体关系，以疏狂之态对传统两性秩序进行着大胆挑战和彻底颠覆，女性逐渐摆脱被动的性别角色设定，主动享受性爱带来的感官快感：“向来被看作一种男权象征的阴茎成了被女人借用的工具”。

虽然在8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中就抒写过女性的主动，但王安忆笔下的女孩只是遵循本能欲望的驱使，而非主观理性思考的结果。

如今，对“黛二”而言，性不仅被用来满足身体欲求，也是她借以了解外部世界、探求自己内心的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尝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虽然身体上经历了不同的男人，也在与一些男性的交往中获得了极致的激情体验，但她的内心却始终无法被唤醒，肉体的狂欢并未令她获得解脱，反而陷入深深的绝望。

为了寻找心灵的出路，她从东方奔波到西方，再从西方回到东方，到处寻找，最终却陷入双重失落的境地。

作为20世纪90年代知识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黛二”小姐身上具有许多与之前的女性形象不同的特质。

她们是首批真正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女性，不再受限于传统女性贞洁观，对原有道德评价不屑一顾。

但是外在的社会环境依然存在极大滞后性，男权话语依然拥有绝对主导权，“黛二”们虽然冲破了传统贞洁观的牢笼，但依然无法突破更宏大的社会因袭的禁锢。

女性自我重建成为她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由于对女性自我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寻觅一再无功而返，她们往往选择“逃回内在性”作为最后的归宿。

在男权社会中，这种自我救赎固然显得非常弱小，但是这种坚持拒绝和抵制传统束缚，努力从女性自我经验中寻求生命价值，积极重建女性自我的尝试还是弥足珍贵的，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又一次深化与提升，投射出女性自我重建的希望之光。

在20世纪90年代自我重建的探索过程中，“黛二”们以女性身体意识觉醒迈出了珍贵的一步，在追逐性爱中摆脱了旧有传统观念的钳制。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对她们而言，性只是手段、途径，而不是最终目的。

她们叛逆及追寻的最终指向，依然是精神领域的独立与重建，她们的追求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依然联系紧密，依然充满了理性与自觉[4]。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很多女作家都在创作中自觉展开对女性话语、女性意识的有意展现与深入探究，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的独立性因此得以逐步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写作对父权传统的挑战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与加强。

其中，表现非常抢眼的，当属对女性同性恋的书写。

作为对男权统治地位的挑衅及传统性别观念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女作家笔下对女同性恋的描写，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些单纯的姐妹情谊，而是鲜明地彰显着欲望。

在陈染笔下，同性之爱随处可见，《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伊堕人与黛二，《私人生活》中的禾寡妇与倪拗坳[5]，等等，被男性伤害，对男人深感失望与厌倦的女人们相互拥抱取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与安心，男人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在《破开》中，“我”对女友大胆呼唤一起回家，以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采用细腻优美的笔触，将女同性恋者历经情爱洗礼时的身心感受，给予大胆而真实的展现。

女同性恋的描写在林白的作品《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中也都有所涉及。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染和林白小说中的女同性恋是一种被动选择，异性恋仍然曾是她们的首要情爱选择，在经历了婚恋波折和来自男人的伤害之后，她们才被迫选择同性之爱，作为逃避自身感情处境的一种方式。

毋宁说，异性恋仍然是她们心头的一道堤坝与枷锁。

然而，在她们之后登陆文坛的新生代女作家们看来，这道枷锁脆弱得不堪一击。

在观念更前卫激进的棉棉、卫慧们笔下，这一题材不再存在任何禁忌，她们干脆利落地剥掉同性之爱的全部隐晦外衣，以坦率直接甚至不无露骨的笔触将同性性爱完全暴露于读者面前，至此，曾经不可一世的异性恋堡垒轰然崩塌。

如果说陈染、林白们笔下的女性世界还保留着理想主义的余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新生代女作家群的涌现，文学中出现了更富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

不同于以往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展开的对于男权社会的反抗，“她们以无性别立场张扬着自我的生活方式和各种自我身体经验，以身心的无限自由甚至放纵来获取生命的救赎”[6]。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棉棉《啦啦啦》中的“我”。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成长于大都市，从小享有丰裕的物质生活，既缺乏传统、长辈及体制的约束，也没有理【文学研究】 新时期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变迁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No.4.2018（Cumulatively,No.274）
想、责任、信仰等情感的支撑，因此，“我”与身边那些同龄人都没有什么理想，也完全没有被控制约束的压抑。

因此，顺从与反抗对她们来说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物质上的过于丰厚与精神层面的单调荒凉，使她们陷入极度空虚，期望寻觅生命存在的全新的价值和意义。

因为抗争与反抗的对象是虚无的，因此，“我”的叛逆主要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及生活体验的疯狂张扬。

沉迷于各类感官刺激：吸毒、酗酒、做爱，夜店生活……“我”对世俗人生完全不屑一顾，一味追寻生活中的“另类”刺激。

一度将自我救赎的希冀寄托于爱情，但却遭遇爱人的背叛，不仅无法依靠爱情获救，反而更感迷惘与失落。

其后投身于性爱的沉迷，却也无法摆脱心灵的空虚，只能任由自己滑向更暗深无界的欲望深渊。

为了逃避空虚，“我”陷入更深远的虚空，找不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在“我”的世界里，甚至已经消弭了意义有无的界限。

而性爱、酗酒、吸毒也不只是寻求生理刺激，而是指向深层意义的思考与追问。

对于上述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描写一直存在争议，但这些女性勇于直面自我的勇气仍然值得关注。

这种想从最内在、最真实的身体出发，探询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尝试虽然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却能够感受到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与激情。

从王安忆笔下懵懂倔强的女孩到棉棉《啦啦啦》中的“我”，可以看出：新时期追求自我生活意义和价值实现的女性，一直在以自身的勇敢和坚持，奋力摆脱着传统女性观念的束缚。

尽管路途荆棘丛生，她们却仍然前赴后继，艰难前行。

女性自我觉醒的跋涉之途险象环生，时有困顿迷惘，常常陷入“觉醒后却更茫然”，无力把握自我的困境，但这种困境与20世纪之初子君们的“无路可走”完全不同。

步入21世纪的中国女性不但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人生理想，而且在经济、教育和社会参与程度上也完全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客观条件。

近百年的妇女解放历史已经为她们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思想底蕴，她们对抗的不仅是封建意识残余，对新制度下新生活秩序的弊端，也有勇气予以抗争。

如今的困境不再是“无路可走”，而是女性自我重构的困惑与迷茫。

身体欲望的觉醒标志着中国女性自我解放历程中质的飞跃，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转折点。

虽然对于身体欲望的强烈表达被批评缺乏理性宏观的视野和思考，被命名为“私人化写作”，但对于女性自我觉醒及重塑而言，这种自恋式的情爱观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改变了以往纯粹由男性为主导的情爱立场，为女性争取了更多话语权。

切实促进了传统阅读视角和思维习惯的更新，有利于“新”型女性观点的形成。

参考文献：
[1]赵玫.知识女性的困惑与寻求——女性文学在新时期十年中[J].当代作家评论，1986（6）：30-38.
[2]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338.
[3]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02.
[4]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1996（3）：47-56.
[5]蒋海霞.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意识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4.
[6]张玉芬.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生命意识的主体流变[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3.
责任编辑：邓双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