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

杜佑与《通典》新论摘要:《通典》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系统、有门类,专详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性政书。

它的产生与杜佑所在唐王朝的主客观条件密切相关。

《通典》的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历史编撰方法,为工具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材料征集详而不繁;史学思想具有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当然，其史学思想不足的部分也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一、杜佑撰《通典》杜佑公元七三五—八二一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是唐中叶的政治家和史学家。

公元七五五年(天宝十四载)爆发了“安史之乱”。

这是唐皇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杜佑在当时刚刚二十岁。

以后,他经历了肃、代、德、顺、宪五朝,由地方僚佐致位宰辅。

处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回首开元天宝盛世,从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挽救垂危的唐朝,已成为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瞩意的急务了。

当时,陆赞以政论形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杜佑则用史学著作来比较全面、深入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其目的完全相同。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成长期转入繁盛期的关键时刻。

经过唐初百年来的积累,八世纪初叶出现了“开元盛世”。

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唐的声威及于亚非各地,文化艺术趋人高潮。

安史之乱后,唐朝从此衰落,北方经济遭受破坏。

但是,江淮以南经济却继续发展;随着种种社会矛盾的激烈斗争,意识形态领域内较以往更为活跃。

当时的形势使一些有识之士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典章制度等方面来考察得失利弊,用来挽救危亡。

从汉朝司马迁撰《史记》,创纪传体史书以来,至杜佑撰《通典》,创政书体史书,这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大进步。

杜佑出身关中著姓京兆杜氏,曾祖杜行敏,曾任荆、益二州督府长史,封南阳郡公,闻名当世。

祖惠,右司员外郎、详正学士。

父希望,历鸿肿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由州县僚佐开始,先后历任工部、金部、度支郎中和江西青苗使、水陆转运使、和来使、户部侍郎判度交等理财官员,又曾任容管经略使、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封疆大吏,从德宗末年历顺、宪两朝,都位居宰辅,并曾兼理盐铁等使。

仕宦既久,政治经验自然是很丰富的。

象这样的政治经历,尤其是久任理财大员,史学家中,罕有其匹。

杜佑撰《通典》,不但汇集了丰富的资料,依朝代顺序详细叙述,而且录引了很多前人对某一典章制度的议论,作为借鉴。

尤其精采的,是他在篇前篇末,发表自己的卓越的议论。

二、《通典》在历史编撰学上的创新第一，“统括史志”与“会通古今”“统括史志”与“会通古今”相结合的撰述基本原则。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概括《通典》是一部“统括史志”、“会通古今”、“卓然成一创作”的著作，“专”与“通”的有机结合，正是《通典》的一大创造。

旧的史书体裁，基本上是综合性的。

编年体是以政治事件为主，兼及经济、制度、文化诸方面的大事的一种综合性的按年月叙事的历史编撰形式，而纪传体则更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体载。

随着史学的深入发展，史学的门类愈分愈细，愈来愈专，是一种趋势。

因为面对纷繁的历史，任何史家都很难做到对历史的各方面都同等地加以叙述、研究，事实上，即便是综合性的纪传、编年体史书，也还是各有侧重的。

纪传体中的“志”是专讲典章制度的，但一方面由于“志”不是纪传体的重点，另—方面“志”的写作较难，司马迁、班固以后的纪传体史书，有的就只有纪传，而没有志。

这样，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就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

这说明，从史学发展的本身而言，就有“统括史志”的必要。

杜佑在撰写《通典》时，首先对历代正史中的书、志进行了分析，从经世致用的主旨出发，抛弃了与“经世”关系不大的天文、历法诸门，选定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为基本内容。

这九门中，有的是因袭旧志，如食货、职官、礼乐等，有的是他的新创，如选举、兵；即便是旧目，旧史中也不是整齐划一，如食货，只有《史记》(《平准书》)、《汉书》、《晋书》、《末书》、《魏书》、《隋书》有，其他则无。

因而，杜佑要“采五经群史”的资料加以补缀，才能使其成为一本完备的著作。

杜佑在“统括史志”时，不是简单地分类辑录、排比史料，而是把“会通古今”的通史思想贯穿其中。

我们知道，司马迁编探《史记》、开创纪传体时，是以“通古今之变”为其精髓的，班固将纪传体通史改造为包举一代的断代体之后，司马迁的“通变”史观反而不受人重视了。

隋唐政治的大一统局面，赋予史家们一种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宏大的气魄和胸怀，使他们的学术视有“疏通知远”的历史观念，著名史家萧颖士就撰写过一部“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的编年体通史。

安史之乱给唐中叶的学者们浇了一桶清醒剂，使他们从沉湎于开元、天宝盛世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认识到惶惶盛唐典制，并非没有弊端，从而把他们的目光射向更深远的历史。

“通识”意识推动了中唐史学的通史撰述之风形成。

杜佑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潮的感染。

另外，杜佑的学术旨趣是通过研究典章制度以图“将施有政”，典章制度本身的传承性很强，正如粱启超所说：“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

各史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

”更何况断代史诸志眼光局限于一朝一代，就很难起到“明其得失”的效用，因此，杜佑找回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史义，把“通”作为自己撰史的一个基本立意，“通”与“典”结合，因号其书为《通典》。

杜佑的这一创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当时“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掌，大为士君子所称”。

同时，《通典》也成为后代撰写典志体通史的一个典范。

第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建构方法《通典》采取的是分门辑录、以类相从的撰述体例，如何划分门类，杜佑的《通典》大体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通典》在历史编撰学上的一个突出成就。

杜佑在《通典·序》中阐述了他的“篇第之旨”：“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

《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夫子曰：‘既富而教。

’斯之谓矣。

夫行教化在乎设官职，设官职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

制札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致治之大方也。

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

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

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

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从杜佑的自序中可以看出，《通典》立分门不是随便的，门类的取舍去留、先后次第，是根据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来安排的，更准确地说，是以社佑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理论思想为指导建构的。

杜佑吸收了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观点，认识到要管理好国家，经济问题是第一位的，因而他把食货列在了首位，这是杜佑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的体现。

列在第二位的是选举与职官，也就是建立起完整的封建统治机构，以行使统治职能。

封建统治历来是“礼法”并用，在杜佑看来，首要是制礼作乐，即建立起良好社会道德规范和礼俗，让社会良性运行。

但任何时代都不可能避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犯罪，所以在礼乐之后，紧接着就是刑。

杜佑认为：“大刑用甲兵”，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利益的重大犯罪活动，主要是指叛乱、兵变、割据、外敌入侵，就要用军队去行使惩罚的职能。

五刑则是适用于制裁一般的刑事犯罪活动。

上述三个层次是从宏观上把握的，具体地治理好一个国家，还要从微观上管理好地方和边防事务，所以把州郡和边防列为第四个层次。

社佑概括的这一“理道要诀”，体现了杜佑对社会结构的清醒认识，这一认识大体上是与“历史进程”本身相吻合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不仅大部类的建构，即便是子目的结构，杜佑的安排也是有深意的。

比如《食货典》，共12卷，依次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田制、水利、屯田，是讲土地所有制形态的；第二个层次是乡党、土断、版籍，是讲对劳动人民的管理的；第二个层次是赋税、历代户口、丁中，是讲赋税劳役制度的；第四个层次是钱币、漕运、盐铁、鬻爵、榷贴、算缗、杂税、平准、轻重，主要是讲商品货币经济及相关的税收政策的。

这个层次的划分，体现了杜佑对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从封建社会基本的生产关系——土地制度为基础，依次揭示劳动控制形式、赋役关系、人口关系和商品货币经济关系，这个逻辑结构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大休吻合，是勿庸置疑的，这不能不说是杜佑的卓见。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杜佑的“篇第之旨”，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而这一逻辑结构与历史进程本身，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是基本吻合的。

这一方面反映了杜佑对社会结构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杜佑历史编撰方法的科学性：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第三，记事与记言相结合的行文方式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议论，这一传统为后代史家所继承，历代正史都无一例外地以“史臣曰”来表达作者自己的历史见解。

相较而言，《通典》比其他史书更注重议论，记事与记言紧密结合，叙、议相得益彰。

《通典》撰述的主旨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其内容以记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为主，同时又将历代“群士议论得失”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供统治者鉴别斟酌。

所谓“群士议论”，包括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中之有裨得失者和当朝人关于典章制度的评论。

行文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将“群士议论”编于卷后，以《杂议论》、《杂议》的形式出现；二是在卷中夹叙夹议；三是以注文的形式附录议论。

不论何种形式，议论都是与典制沿革的叙述相配合，对于读者了解制度得失，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三、杜佑史学思想的局限性众所周知，杜佑在史学思想上有许多进步之处,这无疑都应该肯定,但我们在肯定他主流的同时,亦有必要指出其历史局限。

首先,他的封建礼教观念至为严重,他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见《通典》卷10,飨货典》序)这就是说,他之所以首重食货,不过是出于宣扬封建礼教的需要而已,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礼典》竞占全书篇幅的一半之多!宣扬封建礼教固然在当时能起到一定的麻痹人民和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其对后世的流毒之广、危害之深是难以估计的。

其二,主张实行“愚民政策”。

他说;“民者,膜也。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通典》卷12,《食货典》12)杜佑既反对国君过分地掠夺人民,r又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这说明他所提出的与民休息主张,归根结底是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而已。

其三,反·对与少数民族以及邻近国家交往,主张“闭关锁国”政策。

杜佑认为,无论是与外族和亲,还是与外族交恶,对天朝大唐来说都毫无必要,他说;“通贡献,则去锦俄而得毛’革;讨负约,则获大马而丧士人.许和亲,则毁礼义而顺戎俗。

张赛使西域,得唐诃兜勒曲,汉武采之,以为鼓吹。

东汉、魏、晋乐,则胡笛签摸。

御则胡床,食则羌炙、貂炙,器则蛮盘,祠则胡天。

”(《通典》卷20。

,《边防典》16;这实际上是老子“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和“夜郎自尸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