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败诉官员担责难在何处

让败诉官员担责难在何处
作者：王琳
来源：《领导文萃》2013年第21期
杭州市政府发布的《杭州市行政败诉过错责任追究办法》于7月1日施行。

该“办法”所实行的“谁败诉、谁承担”引发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在不少公民的认知上，“民告官”能胜诉的少，胜诉了能切实执行的更少，胜诉并执行了，也多为国家埋单，关联的责任人很少受到处理。

如今能让过错官员为行政败诉担责，无疑对于清晰过错源头，规范行政行为是大有裨益的。

媒体关注对过错官员的问责，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社会和公众的普遍期待。

这种问责算不上是各地的“创新”。

在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行政责任体系已相对完整。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此作了如下概括：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

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理论上的阐释是容易的。

有权必有责，权责须一致。

但现实中，“有权而无责”或“权大而责小”的责任机制，事实上造就了官场畸形的高风险。

如今官场贪腐弊案频发，涉案金额动辄以千万甚至以亿元计。

若有责任机制把关在前，让权力及时得到警醒并不得不收敛，又何来如此乱象！
所以说，对《杭州市行政败诉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的观察，其实无须夸耀其“新”，而更要看其是否能得到切实的施行。

如果行政问责落实不到位，依法行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应当承认，当下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行政问责仍然“雷声大，雨点小”，只出台问责制度，不负责制度落实。

偶遇已被民众曝光的、引发舆情激愤的，则常以“罚酒三杯”式问责应付了事。

这种轻纵，有时竟然还能在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中找到“依据”。

行政问责重在执行而不在“创新”，更不在出台多少“条例”或“办法”。

以“办法”贯彻法律，以文件贯彻“办法”，这并不是法治，更不是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对官员责任机制的基本要求，就在于法律的实施。

这既是法律的生命，也是法治的生命。

那么，这样一个问责机制的实效又将如何呢？最早的地方实践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共舆论平台上，几乎看不到依某地“行政败诉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追究某位官员责任的个案。

我们虽然不能据此就武断地认为，类似的问责机制徒具形式意义，但至少“立法热”而“执法冷”的尴尬境况是值得追问和反思的。

（摘自《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