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高等实业教育述评

No .7,2009Vol .30
General No .569
2009年第7期第30卷总569期
职业技术教育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09-01-03作者简介：吴玉伦（1966-
），男，河南太康人，焦作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近代教育史。

实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早期形式，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时正式改称职业教育。

实业教育在清末时期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法律地位在“癸卯学制”中得到确立，一批包含农、工、商、路、矿等学科门类的高、中、初等实业教育实体相继建立，新式教育所蕴含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手段等教育要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践。

作为实业教育的最高层次，高等实业教育突出体现实业教育的发展背景、价值取向和教育教学规律及要求。

选择清末这一教育思想活跃、社会变革剧烈的历史时期对高等实业教育进行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从源头上探索近现代职业教育产生和发展的轨迹，更可以从中理出形成今天高等教育结构、层次和布局的历史渊源及分化组合的走势和脉络。

一、起步和发展：规模初具、体系草创
教育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清末实业教育的产
生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质的变迁。

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艰难起步相伴，
一股
“实业救国”的强大思潮在涌动，对培养实业人才的强烈呼吁成为实业救国思潮的逻辑顺延。

西学东渐，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到物竞天择、自由民主，在“西学”被国人从传播到接纳、从借鉴到实践的过程中，催生出最初的实业教育思想。

洋务运动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由酝酿转向践行，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为实业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

教育自身也正处于嬗变之中，封建专制教育空疏腐朽的颓势至清末愈演愈烈，形式完备的教育制度已徒具虚名。

呼吁改革传统教育、建立新式教育的声浪日渐强大。

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行以达知”、“明体达用”；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资产阶级改良派笃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

[1]从实践层面看，零星分散的若干具有实业教育性质的教学机构在各地陆续兴起。

1896年，中国第一所实业学堂———江西高安蚕桑学堂成立。

随后，杭州蚕学馆、湖北农务工艺学堂、江南制造局工艺
学堂、北京工业专门学堂也相继成立。

1903年“癸卯
学制”的颁行把中国教育送入早期现代化轨道，由
清末高等实业教育述评
吴玉伦
（焦作大学，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于清末出现的高等实业教育，初步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体系，其教学内容、培养目标等诸多教育
要素一定程度上体现新式教育的特点。

多个高等实业教育实体延续至今，对当今高等教育结构与布局产生影响。

但由于受办学时间短、教育基础薄弱、教育观念更新不彻底等因素影响，清末高等实业教育存在体系草创、成效欠佳、经费不足、师资短缺等缺陷。

关键词
清末；高等实业教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09）07-0070-05
张之洞、罗振玉等设计的这套学制系统，不仅给予农工商各实业学堂“以学成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的定位，还整体规划了高、中、初三个层次，农、工、商、路、矿等多科类型的实业教育结构体系，界定了实业教育的性质、递升次序、衔接关系、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和教学设施建设等，为实业教育的起步和发展绘就了蓝图。

在“癸卯学制”的指导和推动下，多所高等实业学堂在各地建立。

其梗概为：1902年11月，在保定直隶农务学堂成立，至1904年改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

1903年，周学熙（1865~1947年）创办高等工业学堂，初名工艺学堂，翌年升格易名为高等工业学堂；同年，湘抚赵尔巽（1844~1927年）接受湘潭人梁焕奎（1868~1929年）的建议，创办湖南高等实业学堂。

1905年，商部接管南洋公学，改名商部高等实业学堂。

1906年，湖北农务学堂设高等正科，更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同年7月，由浙江铁路公司创办中等实业性质的铁路学堂，三年后改称高等工业学堂；同年12月，御史赵启林奏请学部、农工商部合力筹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

1907年，东抚吴廷斌奏请设立山东高等农业学堂。

1908年，端方（1861~1911年）于南京创设高等商业学堂，到1909年5月将原中等商业学堂并入，定名为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

1909年，两江总督端方奏陈设立南洋高等商业学堂。

1910年，江西提学司王同愈（1855~1941年）于白鹿洞书院创办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1911年3月，直隶总督陈夔龙（1855~1948年）裁撤北洋师范学堂，改设直隶高等商业学堂。

据宣统元年（1909年）京师督学局所属学务统计，全国高等农业学堂5所，在校生530人，高等工业学堂11所，在校生1136人，高等商业学堂1所，在校生24人。

另有分属于农工商部、邮传部、各铁路矿务公司的路、矿、商船等学堂，如，津榆铁路公司于光绪二十一年创办的山海关铁路学堂，英国福公司于宣统元年创办的焦作路矿学堂，盛宣怀于宣统三年倡设的吴淞商船学堂等，虽未标明为高等学堂，但就其学科程度看，都属高等层次的实业学堂。

尽管在总量上微乎其微，但从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毕竟出现了专门为某一民用实业而独立设置的高等教育机构，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飞跃，更是近代教育走向平民化、劳技化的体现。

高等实业教育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癸卯学制”中拟设的各科皆有建立；区域分布大体合理，京师、沿海和内陆省份都有高等学堂建立。

可以说，清末高等实业教育已初具体系和规模。

二、教学和管理：理念领先、成效欠佳
清末高等实业教育有着明显不同于以往旧式教育的价值追求，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都一定程度上体现新式教育的特点。

但由于办学时间短，师资和生源欠缺，办学基础薄弱，清末高等实业教育也有明显的缺陷。

（一）规范统一、颇有成效的教育行政管理
1905年，经反复酝酿的学部终遵清帝诏书设立，学部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国家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出现。

学部创设伊始即董率擘画，敦崇正学，在其延续存在的六年间，学部对实业教育进行了统一有效的筹划与监管。

学部所设五司中实业司专门负责管理实业教育，除对“癸卯学制”实际运行中出现的不足进行及时补充和调整外，还具体规划高等实业教育的发展原则，颁定各项章程，统一课程标准，审定教科用书，规范各地办学，促进规模发展等。

如南洋商业学堂先办银行科，次及于税则、保险，又次推及商业应用各科，学部认为“高等商业学堂并不分门教授，该省开办高等商业学堂，应按照奏定高等商业学堂学科课程办理，以期学力完备，将来升入大学足以精习专门，不得先办商科大学之门类，致成遢等而违名实”[2]。

对修业年限中存在的不当之处，学部及时更正，如“癸卯学制”设计的高等学堂毕业年限多系三年，惟高等农业农学科四年，高等商船学堂航海科、机轮科五年。

年限参差不一，致使各地办学避难就易，学生就学避长就短。

学部根据实际需要，裁高等农业农学科一年预科，调整高等商船航海科、机轮科为四年。

[3]
地方教育行政方面，1906年裁撤各省学政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地方学务，于省城置学务公所，学务公所设六课中的实业课，“掌理实业学堂之设立维持、教课规程、设备规则”。

学堂内部，章程规定高等实业学堂行政人员配置有监督、教务长、正教员、副教员、庶务长、会计官等，满额应为12人。

实际情况和章程有一定出入，如山西农林学堂职员仅5人。

高等实业学堂监督“主持全学教育事务”，是影响学堂发展的重要人物，多是有相当影响的士绅或学
者，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监督由工艺总局总办、天津道周学熙担任；唐文治于1907年出任上海实业学堂监督前为商部左侍郎；文物鉴定家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1881~1971年)任奉天高等工业学堂和江苏工业学堂监督。

（二）数量短缺，素质不高的师资
裕国以实业为先图，兴学以求师为急务。

清政府始办新式教育，各级各类学堂均感师资缺乏，高等实业学堂概莫能外。

多数高等实业学堂教师在十数人，而各学科开设课程一般都在30门以上，加上实验、实习等，教员工作量普遍繁重。

师资来源一是旧式生员。

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士子，虽对近代科学文化知之甚少，但于国文、修身颇有造诣者不乏其人。

实业学堂虽以传授实业技术为旨趣，然必要的文史基础亦不可少。

于是，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等科教员，便多有出自这些旧式生员者。

二是外籍教习的聘募。

其时格致化学渐有传入，近代农、工、路、矿等工程技术几乎全仿于东、西洋，虽有洋务教育培养的部分学生，但一则数量有限，二则难以资用，真正堪任高层次实业教育师资者还是洋教员。

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前后聘用外教9人；山西高等农业学堂和江西实业学堂，前后各8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前后7人。

三是派赴留学生以期归国后充任国内教员。

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的教师以留日归国学生为主体，除创办动议者梁焕奎外，其他如矿科教员、机械科教员、土木科教员均为留日毕业生。

待遇是反映教员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考虑当时每月银钱四两即可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生计的实际，应该说教员的总体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

但不同学堂、不同资历、不同国别的教员间薪水差异也很大。

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教师、日本工学士藤井恒久月领薪水四百二十两；美国人吉士甫任化学物理教习，月薪五百两；中国籍教师、同样担任物理英文教习，后来曾担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的孙凤藻月薪为七十两。

（三）基础较差、数量有限的学生
清末兴学，困扰不只在师资，合格学生同样难得。

杨昌济（1871~1920年）认为，学堂之事“一难于任事之人，二难于经费之裕，三难于聘请良师，四难于精选弟子”[4]。

从数量上看，清末高等实业学堂规模普遍不大，据1909年京师督学局统计，直隶高等农业学堂149人，工业学堂94人，山东高等农业学堂
138人，江西高等农业学堂仅34人，全国7所高等工业学堂共有学生1136人，校均不超过200人。

从程度上看，“癸卯学制”虽然明确各级实业学堂入学条件，但限于合格者无多，实际办学不得不降格以求。

入学后的学业也不甚佳，1908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本科学生毕业考试后，请求予以奖励。

经学部咨取该学堂毕业考试试题及实习科目考验分数，发现“仅足与中等农业学堂程度相当”[5]。

对学堂毕业生的出路，“癸卯学制”曾有规划，如《高等工业学堂立学总义》要求毕业生“将来可经理公私工业事务，及各局厂工师，并可充各工业学堂之管理员、教员为宗旨”[6]。

但真正对学生有吸引力的还是出身奖励。

奖励出身制是科举废除后的新型文化资本，这种出身奖励同样也适用于高等实业学堂，如1909年湖北高等农业学堂毕业学生经学部调京复试、分场命题、严格测试，“所有列入优等之……四名拟请作为举人以知县分省优先补用；列入中等之……五名，拟请作为举人以州同分省优先补用”[7]。

（四）内容新颖，注重实践教学
与其他类型和层次新式教育相比，清末高等实业教育的教学内容较完整地体现了自身应有的特点。

一些课程，尤其是针对某一实业领域设立的课程，如专业发展简史、行业法规课程的开设在教育发展史上当属首创，课程内容吸纳了当时科技进步的前沿知识。

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无论是课时比例还是实践教学设施建设，均是无前例可引的。

按功能，高等实业学堂课程大体可归作四类。

以高等工业学堂为例，一是基础文化课程或称普通课程，如自然科学的格致、博物、化学等，社会科学的国文、修身、历史等；二是专业基础课程，如机械科的应用力学和机械制图、土木科的测量学、矿业科的地质学等；三是专业课程，是获得专业技能的主干课程，如建筑科的建筑法、造船科的造船学、漆工科的漆器制造等；四是实验实习，即实际动手能力和劳动技能的训练课程，如建筑科的塞门土制作法、窑业科的陶瓷器制作法。

这一课程结构和当今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并无二致。

外语课程在高等实业学堂教学中占很大比重，鲁迅在《琐记》中回忆他在路矿学堂求学时说：“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整天是英文。

”但语种选择较为混乱。

以农业学堂为例，“癸卯学制”中载明，高等农业于预科设英语，愿入
农学科者兼习德语，农学本科未列何种外国语。

实际教学过程中，各学堂有习英文者、有习日文者，也有英、日文兼习者。

鉴于语种混乱和由此带来的衔接困难，宣统二年学部明定：“各等农工商实业学堂所有外国语文功课，拟一律定为英国语文。

”
实习课程占高等实业学堂课程的比重很大，高等农学实习科目有25门之多，数量上超过普通科。

实习时数相对较少的商业学堂，实习分数占到总分数的1/5，其他类学堂达到1/3。

当时铁道科学生的铁路测量课，教师每讲授3小时，便安排实验4小时，实验时间超过讲课时间。

在实验实习场地和设施方面，高等农业学堂必须另备肥料制造场、农事试验场、各种实事室、农具室。

高等工业学堂则当另备工艺品陈列所、各科实习工场。

高等商业学堂则当另备商品陈列所、商业实践室、商品样本。

有条件的学堂投入大量资金充实实验实习设备。

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于1908年由曹典球筹集资金，开销银一万五千两，建筑制图室、化学分析室、物理实验室及仪器储藏室，至此湖南始有物理实验器械，化学室有每人自做实验的器材，测绘科已有经纬仪、水准仪、平板仪等器械。

1910年，学堂自置小石油发电机一台，发出动力带动学生实验器械。

1911年，又购美国选矿台一具，德国瓦斯发动机一台。

这样的配置规模，在当时各校教学设施中确属先进之列。

[8]
三、成就和缺陷：微效初著、罅隙待补
清末高等实业教育动摇着为官作吏、大纛高轩、钟鸣鼎食的传统价值取向，倡导学子胼手胝足、泥涂黼冕地参与社会生产实践，这是教育观念上天翻地覆的革故鼎新。

其对农工生产的主动适应与服务，使专门化以后教育与生产相脱离的趋势出现逆转，其对教育对象生计出路的体顾与关注，使高高在上的教育更加贴近于民众。

尽管在总量上十分微弱，但高等实业教育作为新教育的一个类型，充实了近代教育的层次和类别结构，完善了教育体系，丰富了新教育的形式和内涵。

清末建立起来的许多实业教育机构，到民国经改制后继续发展，更有一批学校赓续至今，和今天的一些高等学校有着多重渊源关系。

北京林业大学可追溯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林科，山东农业大学源于山东高等农林学堂，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河南理工大学与焦作路矿学堂，北京工业大学与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湖南大学和湖南高等实业学堂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高等实业教育的实际发展可谓是曲折坎坷，其不足与缺陷同样明显。

学堂设备简陋，除少数几个高层次学堂得到地方官员的特别关注，投入资金相对较充裕外，其他学堂多为东挪西凑，勉为接济。

由于办学经费不足，一些学堂难以为继，只得停办。

教师是制约清末实业教育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师资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严重影响了实业教育的发展。

为解决教师短缺问题，政府和学堂采取一些措施，如高薪聘请外籍教员，不惜重金选送学生出洋肄习实业，回国后派充实业教员等。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师奇缺的压力，但是未能解决教师短缺的根本问题，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带来了一些问题，如聘请外教费用很高，甚至占部分学堂常年经费支出的大头，教学效果也颇有窒碍，学生基础较差难以适应外语教学，师生间沟通交流困难，教学的针对性不强等。

学堂规模过小，制约高等实业教育办学效益的提高，难以形成合理的结构和布局。

由于学堂少，学生数量少，自然就使这一层次的实业教育局限于少数几个专业，有碍于学科结构的均衡和拓宽。

分散于某一地域的学生数量过少，难以开班，使实业教育的区域分布左右为难，若分散办学则不成规模，若集中办学又有悖实业教育因地制宜的原则，且学生千里跋涉，远道求学，徒增费用和困难。

在办学动机上，一些地方衙门和个别官员不是出于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的目的办实业教育，而在支差应付、捞取政绩，不伦不类、名实不符，只求便宜、不图实效的实业学堂不为鲜见。

学部曾就指斥一些地方，“农业学堂大都但设蚕业一科，工业学堂大都但设染织一科，以此二科为吾民所素习而设备费亦较省，避难就易，以为有此已足，号称实业，敷衍门面，不知处处如此何由扩充此现今办理实业之通弊”[9]。

在人员选用上，胜任教学的师资少之又少，各类职员却名目繁多，所选之人多为当道之旧好，蝇营狗苟，厕身其间，滥竽充数，支取俸禄。

高等实业教育传授的农、工、商生产技术，若要阐释其基本原理，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然科学知识，相应要求学生具备数、理、化等学科的基础。

当时这些技术的掌握者和应用者多为西方国家，文字载体和传播语言多为西文，必要的外语基础也是进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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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等实业学堂所必需的。

但就当时的教育状况，新式教育兴办不久，基础教育由低到高也有一个过程，符合上述要求的很少。

实业教育的产生本身就是教育理念更新的结果，实业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着教育理念的更新。

但思想意识的变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在高等实业教育领域，固有的传统价值观依然根深蒂固，读书入仕的阴影挥之不去。

科举之路的最终阻断，打破了许多士子梦寐以求的梦幻，他们步入实业学堂，心里依然怀揣着对科举功名的眷恋，他们进入实业学堂的初衷也许就是和实业教育的培养目标相违的，奖励出身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背离实业教育宗旨的导向同样令人担忧。

就是对高等实业学堂本身的存在，也颇受时人和后人的质疑。

当时任广西巡抚的沈秉坤（1862~1912年）于1911年7月专门上奏，系统剖析实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农工商多项实业，论其深非专门名家不能精，语其浅则庸夫俗子皆能喻。

精深之学，势不易成，成亦只能责以主持指挥。

必有多数粗
浅技能之人，供其驱策，譬之设一工厂，为之主者，固必为大学问家，或大资本家，至于为技师、为工匠之千数百人，则但具粗浅之技能，已足应用；而事业之收效，全赖此粗浅技能之千数百人。

故与其造少数专精人才，费重而效迟，不如造多数之粗浅人才，
费轻而利薄。

”[10]该巡抚提出的是培养少数专精人才或是培养多数粗浅人才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实业
教育的层次定位问题，或者说是人才培养规格问
题。

民国以后，
职业教育秉承着实业教育的本质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但职业教育更突出解决学生的“生计”问题，定位于中等及以下。

民国元年颁布的《专门学校令》，将《癸卯学制》的高等学堂改为专科学校，学科除医学、法政等外，原属高等实业教育的农、工、商等也归入其中。

这反映出人们对实业教育本质性认识的进一步加深。

Review of Higher Industry Edu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WU Yu-lun
(Jiaozuo University,Jiaozuo He'nan 454000,China)
Abstract
The higher industry education came into be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had grown into a certain system and size,
whose educational elements,such as teaching contents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educa －tion to some extent.Several higher indust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that time had went down to today,and pro －duc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day.But influencing by the factors such as short running time,weak educational foundation and incomplete updating of teaching concepts,there appeared many obvious shortcomings in higher industry educ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such as lack of fund,bad effect,etc.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higher industry education;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