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甲乙剩言》论略

胡应麟《甲乙剩言》论略
[摘要]胡应麟创作的小说《甲乙剩言》，或记人物逸闻轶事，或述博物趣事，或考辨，内容较为驳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小说史料价值观，即，小说具有“备经解之异同”和“存史官之讨核”之效用。

胡应麟的小说史料价值观，突破了历代以来人们以为小说虚妄不实难以证史的陈旧观念，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体现其对小说作品内容所蕴含的史学品格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体现其对小说文体的独特认识。

[关键词]胡应麟；《甲乙剩言》；小说史料观
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1551－1602)，一生著述甚多，现在流传下来的除《少室山房集》《少室山房笔丛》《诗薮》等作品外，还有一部小说作品，即《甲乙剩言》。

《甲乙剩言》现存29篇，篇幅皆不长，或记人物逸闻轶事，或述博物趣事，或考辨，内容较为驳杂。

带有明显步武六朝小说的痕迹，可以说是胡应麟小说观念在创作上的鲜明体现。

一、《甲乙剩言》的内容特征：驳杂
驳杂是《甲乙剩言》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

概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记人物逸闻轶事，兼涉趣闻琐事。

如《蜀僧》《方子振》《酒肆主人》《李维寅》《赵相国》《刘玄子》《王长卿》《沈惟敬》《李长卿》《贺启露布》《魏总制》《薛校书》《吴少君》《黄白仲》等篇。

二是述博物类趣事，兼涉考辨，如《青凤子》《博古图》《卵灯》《合卺杯》，《王太仆》《曹娥碑》《陈纪传》《厕筹》等篇。

三是叙诗文轶事，属诗话类内容，如《边道诗》《都下诗》《友人》等。

四是以志怪笔调，在书写社会世相的同时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慨，如《天上主司》《前定命》《胡孟弢》等篇。

《甲乙剩言》所记人物轶事，多为作者亲历耳闻之事，有的甚至是作者多年的故交好友。

如，《李惟寅》篇：
李惟寅太保，别仅一再易凉暑耳，遂不良于行，蹒跚出见，客道故殷勤，至涕落不能止。

因念走马长干、钟陵跃涧时。

何轻捷也，而一旦衰惫尔尔。

乃知人生壮盛，足恃几何?不觉览镜，亦为鬓丝兴叹。

李惟寅是明朝开国功臣李文忠之八世孙，嗣封临淮侯，是胡应麟平生知己之一。

李惟寅去世后，胡应麟作《哭李惟寅太保十二首》吊唁之，其一云：“国士提携最少年，青衫联袂洛城前。

重来恸哭西州路，万树棠梨咽暮蝉。

”。

诗人在怀念李氏知遇之恩的同时。

也表达了对李氏弃世的哀恸之情。

在《李惟寅》中，作者只是记载了与暮年的李惟寅相见的一个片段。

于简洁的叙述中凸显与李氏之间的友情，在叹惜好友“不良于行”的境遇中，寄寓人生易老、光阴易逝之感。

《甲乙剩言》还记述了一些有一技术之长的奇人逸事。

如善弈的方子振(《方
子振》)、擅长炼金之术且解人危困而不求回报的蜀僧(《蜀僧》)、隐于市的酒肆主人(《酒肆主人》)、能书善画又善骑马挟弹的妓女薛素素(《薛校书》)等。

其中最具传奇特色的是《酒肆主人》一篇：
余过淮阴市中，憩一酒肆，主人约五十许，人与余谈酒事，各极其意。

主人忽瞠目视余曰：“观君以解操觚其人，则曰：“主人有钱数百千，令我辈张肆于此。

其出处从不能悉也。

”余意必江淮大侠，托于市隐者耳。

作者在这短小的篇幅中刻画了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酒肆主人”形象。

“酒肆主人”来自何处最后又去了何处，为何隐居市井等等情况，文中均未交代，读者也无从知晓。

显然，胡应麟的本意并不在传写酒肆主人之传奇经历，而是惊叹于其满腹经纶而不为世用、甘愿隐居酒肆中度日及最后无言离去的奇异行径。

“酒肆主人”与胡应麟论诗、论史后而知胡应麟之名，对胡应麟而言，颇有知己之感。

文章虽然短小，却一波三折。

作者于简洁的叙述中不仅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意味深长。

极具韵味。

《甲乙剩言》最为时人及后人所称道的是那些博物类趣事，即杂记珍奇稀有之物的内容。

如《青风子》《博古图》《卵灯》《合卺杯》等篇，其中《卵灯》篇所载以“卵觳”制作的灯最为奇特：
余尝于灯市见一灯，皆以卵壳为之。

为灯为盖为带为坠，凡计数千百枚，每壳必开四门，每门必有禳拱窗楹，金碧辉耀，可谓巧绝。

然脆薄无用，不异凋冰画脂耳。

悬价甚高，有中官以三百金易去。

《渊鉴类函》卷三百六十、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十等书均载有此条，并注明出自《甲乙剩言》。

以卵壳制作灯，并且每个壳上还有门、窗等，的确是非能工巧匠者不能为也。

我们在惊诧其“巧绝”同时也增长了见闻。

而“有中官以三百金易去”的简单交代，中官即宦官，用三百金买去这样的脆薄无用之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宫中尚奇巧之风披及民间的社会现象。

其他如《王太仆》《曹娥碑》《陈纪传》《厕筹》等篇兼涉考辨，所记虽多琐屑，但作者以其博学和扎实的文献功底，娓娓道来，极具文趣。

如《曹娥碑》云：
闻吴阊韩太史家藏《曹娥碑》真迹，书法甚佳，而有识者谓是赝本，何者?碑辞本作“可怅华落”，乃以“可”为“何”，当是临书人不解文义而误书之耳。

余谓墨迹真赝，我则不知。

若曰“可怅”，则是唐人字面矣。

且观其上文曰：“生贱死贵，利之义门。

”下文曰：“艳冶窈窕，永世配神。

”则“可怅”有劝慰之意，如作“何怅”，便与上下文不协矣。

读者当自得知。

不以书法定碑帖之真伪。

而以文辞之差异来判墨迹之真赝。

这无疑又为后世开启了一道辨别墨迹真伪的法门。

再如《厕筹》篇考辨“厕筹”。

“厕筹”即大便后用以拭秽之木竹小片。

乃不登大雅之堂之琐屑之物。

但作者引北齐文宣帝如厕、佛经三藏律部宣律师等经典皆载如厕用“厕筹”而不用纸，寓谐于庄，令人喷饭，读之足可解颐。

《天上主司》与《胡孟弢》等篇带有志怪色彩，在《甲乙剩言》中显得有些另类。

《天上主司》记作者一梦，云：
乙未，春试前一夕，余忽梦见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余入试。

既入，则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日“易水生”。

未几，殿上飞下试目一纸，视之，有“晋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飞不定，余与易水生争逐之，竟为彼先得，余努力往斗，击而觉，为不怡者久之。

及入会场，第一题是“司马牛问仁章”，始悟所谓晋元帝者，晋姓司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为司马牛也。

“恭默思道”，是切言，破无意耳，可谓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谓。

及揭榜，则汤宾尹第一。

盖以易水二字为汤耳。

然梦亦愦愦，书法以水从易音汤，非易也。

观此，则天上主司且不识字，何尤于浊世司衡者乎?
万历四年(1576)丙子，胡应麟以乡试经义中式成孝廉，到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第四次参加会试，时间过去了近二十年，不幸的是，这一次会试，仍然败北而归。

因此，吴晗认为《天上主司》是胡应麟会试下第以寄慨而作，甚是。

胡应麟前后五次参加进士试，均败北而归。

虽说胡应麟无意“一第”，但唯一以举人的身份添列“末五子”，未尝不是刻在胡应麟心中难以言说的一道伤痕。

“世或为明瑞扼腕一第”，胡应麟自己又何尝不为自己扼腕?他在给别人诗集作序时自云：“若不佞者，嵌崎历落，举世之所讪笑。

”胡应麟因“性孤峭寡谐。

慕雅士若渴。

恶俗子若热。

又相率病生狷”，而有“狂生”之称。

为人既狷且狂，虽然才华横溢，诗名远扬，却终难“一第”，世人所讪笑也在情理之中。

胡应麟前后五次参加进士第，其中固然有遵父命的因素在，但他自己又何尝不想“一第”?天上主司且不识字。

更何况浊世司衡者!落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胡应麟讥笑天上主司不识字，笔旨所指却是“浊世司衡者”，抒发的是对“浊世司衡者”的不满和愤懑。

胡应麟笔下的天上主司，极易让我们想起蒲松龄笔下那位前生为古文大家的盲僧对考官的讽刺之言：“仆虽盲于目，幸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

”对胡应麟万历乙未年会试落第，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卷二三“金华二名士”条载：
是年(按，指万历乙未年)场后，试内阁司诰敕中书官，例取乙榜二人。

胡与首揆赵兰溪密戚深交，面许必得，时论亦服胡声华，咸无异议。

既题请钦定试日，胡忽大病不能入，而粤东张孟奇萱得之。

张盖纳赂于首揆纪纲祝六者，先为道地矣。

或云张豫声言，胡倘见收，当嗾言官并首揆弹治之。

故胡托辞不试，未知然否。

胡性亦高伉，不屑随时俯仰，既失意归，旋发病卒。

据沈氏的记载，胡应麟最后一次应进士试失败是否因病或别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但在封建社会应试举子成为官场权力角逐的牺牲品在科举试场并不鲜见，以胡应麟的学识、声誉及不屑迎合权贵的性格，我们宁愿相信胡应麟的最后一次落第是首揆赵兰溪(即赵志皋)与纪纲之间争斗的结果，换言之，胡应麟也成了当时官场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二、《甲乙剩言》的创作意旨：补史阙、资谈谐、广见闻
《甲乙剩言》内容驳杂，究其创作旨意，正如傅光宅《甲乙剩言序》中所言：
昔胡元瑞南过聊城以一帙示余，“此吾甲乙以后剩言也，君盍为我题之?”余读一过，则巨丽者，足以关国是；微琐者，足以资谈谐；即不越稗官，亦杂家之鼓吹也。

因箧以自随，不翅日对元瑞须眉。

今年秋，俄得元瑞讣音，言在人亡，不胜感悼。

嗟乎!造物以元瑞有言而剩元瑞，元瑞又不能常剩其身而剩其言。

言剩元瑞乎?元瑞剩言乎?吾不得而知也。

则余此题也。

亦与此言交剩之矣。

聊城傅光宅叙。

傅光宅，字伯俊，万历丁丑(1577)进士，与胡应麟有交往。

傅序中所称“巨丽者，足以关国是；微琐者，足以资谈谐；即不越稗官，亦杂家之鼓吹也”，虽不乏溢美之词，却也可谓知言。

胡应麟这种“补史阙、资谈谐、广见闻”的创作意旨，正是其小说观念在创作中的集中体现。

胡氏的小说观念散见于其《少室山房笔丛》一书中，在《少室山房笔丛》之《九流绪论》《四部正讹》《二酉缀遗》与《庄岳委谈》等篇，对古小说作了多方考证与较系统阐述，涉及古小说(主要为文言小说)概念、源流、分类、辨伪、整理与创作等内容。

如，他辨析班固汉志中所称汉人小说与其所处时代小说之不同：
汉《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日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

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又《务成子》一篇，注称《尧问》；《宋子》十八篇，注言黄老；《臣饶》二十五篇，注言《心术》；安成一篇，注言养生；皆非后世所谓小说也。

则今传《鬻子》为小说而非道家尚奚疑哉?又《青史子》五十七篇，杨用修所引数条皆杂论治道，殊不类今小说。

胡应麟对《汉志》所著录小说的逐一辨析，并试图区分古今小说概念之异同，在小说理论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尝试。

在胡氏看来，《汉志》如《伊尹》《黄帝》《宋子》《青史子》等“皆非后世所谓小说”，“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

所谓“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云云，从本质上指出了《汉志》所著录“小说”的特性。

胡氏的这些论断应当说是对汉代小说较为准确的定位，也符合汉人对小说认识的实际，并隐约指出古今小说概念存在的较大差异。

对后世小说。

胡应麟认为：
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搜罗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核，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

乃若私怀不逞，假手铅椠，如《周秦行纪》、《东轩笔录》之类，同于武夫之刃，谗人之舌者，此大弊也。

然天下万世公论具在，亦亡益焉。

小说是“骚人墨客游戏笔端”的产物，其内容“或奇士洽人搜罗宇外”，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或“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功能“有补于世，无害于时”。

这段论述实际上涉及小说的内容、创作手法、功能等方面的内容。

反映了胡氏对小
说这一文体特性的认识。

尤其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小说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概述。

所谓“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核，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就是指小说具有广见闻、补史阙、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社会功用价值。

如果小说作者“私怀不逞。

假手铅椠，如《周秦行纪》《东轩笔录》之类”，那么小说的社会效用就如同“武夫之刃，谗人之舌”，有百害而无一利。

正是秉着“补史阙、广见闻”的创作宗旨，《甲乙剩言》的内容显得较为庞杂，在创作过程中，也有意步武六朝，叙述以简洁见长，即使如《方子振》《蜀僧》《酒肆主人》等极具传奇色彩的篇章也只是初陈梗概。

由于融入了作者自己人生阅历及理性思考，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如同面对一位博学多识的智者，听他娓娓道来，隽永而又回味悠长。

三、胡应麟的小说史料价值观
胡应麟所说的小说有“备经解之异同”和“存史官之讨核”之效用，除了指出小说具有广见闻、补史阙、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社会功用价值之外。

实质上涉及到小说的史料价值。

对小说史料价值的认识，胡氏有其独到的理解：
小说，子书流也。

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

正因为小说在纪述事迹上与史书有相通之处，在书写人物传奇上又与志传相类似，因此，小说虽然与史书的记事不同，与历史人物志传的实录也有别；但在强调“实录”原则的指导下，“小说家的史才比历史家的史才应有更为深广的内容。

他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理解‘实录’原则。

在虚构和幻想中体现真实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作品所反应出来的社会风尚有时候比史传来得更为生动精彩，有历史学家所比不上的地方。

换言之，小说作品的史料价值有时候比历史学家所描述的更为生动形象。

对此，胡应麟在《读(世说新语)》一文中这样写道：
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孝标之注，博赡精核，客主映发，并绝古今。

考隋、唐《志》，义庆又有《小说》十卷，孝标又有《续世说》十卷，今皆不传，怅望江左风流，令人扼腕云。

在胡应麟看来，《世说新语》所以为古今绝唱，就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并叹惜刘孝标有《续世说》十卷、刘义庆有《小说》十卷之不传，“藉传，晋、梁雅词，今尚盈耳哉”。

正因胡应麟认为小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所以，对史注采小说入史，他是赞同的。

在其《读(三国志)裴注》一文中，云：
裴世期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傍引博据，宏洽淹通，而考究精严，辨驳明审，信两君之深于史学也。

迄今三国、六代小说逸事往往覆赖二注以存，而二书元注，亦大有茫然不可读者。

故余谓著书诚难，而注书尤难，能注若二君可也。

胡应麟认为，史注采用小说之言入史就在于小说逸事具有其一定的史料价
值，如《三国志》和《世说》二书，没有这些注的话，将令读者茫然不解。

类似的话，他在《史书占毕》中也说过：
裴松之之注《三国》也，刘孝标之注《世说》也，偏记杂谈，旁收博采，迨今藉以传焉。

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诸家乎?若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在《读晋书》一文中，胡应麟则直接肯定了《晋书》采《世说新语》等小说所载入史，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风尚之史料价值。

李献吉极论《晋书》杂当修，而王元美以为稗官小说之伦，皆得之矣。

第惜自竹林而后，风流崇尚，芬溢齿牙，而此书备载，话言履历，故清声雅致，往往有使人绝倒者，犹胜于《宋》《元》之尘陋也。

当然，小说与史书毕竟有其根本上的差别。

如果尽采入史，则有失“详慎”。

所谓“详慎”就是要采取慎重的态度。

对于不可信或者有疑议的材料尽可能不入史。

在《甲乙剩言》中，有些篇章直接体现了胡应麟的小说史料价值观，如《沈惟敬》《赵相国》这二篇可以说是这种观念最为直接的体现。

《赵相国》载：
赵相国以东事忧悴，时或兼旬不起，余往访之。

适日者王生、医者李生两人在坐，相国谓王曰：“我仇忌何日出宫?”谓李曰：“我何日膏肓去体?”余笑曰：“使石尚书出京，便是仇忌出宫；沈游击去头，是膏肓去体。

”相国为之默然。

赵相国，即赵志皋，字汝迈，与胡应麟同为兰溪人。

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而“石尚书”与“沈游击”分别指时任兵部尚书的石星和游击将军沈惟敬。

“赵相国以东事忧悴”。

是指时为首辅大臣的赵志皋赞同当时对日本封贡之事而遭弹劾，以致卧病在家。

《明史·赵志皋传》云：
日本封贡议起，石星力主之，志皋亦冀无事，相与应和。

及封事败，议者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皋。

志皋每被言，辄疏辨求退，帝悉勉留。

先尝谴言者以谢之，后言者益众，则多寝不下，而留志皋益坚。

迨封事大坏，星坐欺罔下狱论死，住亦以扬镐故褫官，而志皋终不问。

另据《明史》载：
朝鲜事起，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募能说倭者侦之。

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星即假?击将军衔，送之如松麾下。

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议遣人侦探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

惟敬者市中无赖也……而星颇惑于惟敬，乃题署游击。

至于沈惟敬何以能够入倭寇营中窥其虚实，《明史》中并无明确交代。

对此，
胡应麟在《沈惟敬》中记载颇详，可与《明史》所载互相发明。

沈惟敬以落魄乔寓燕中，寓傍有闲屋，使卖水担子沈嘉旺居之。

嘉旺本乐清赵常吉家苍头，幼为倭奴所掠，载还日本凡十八载，泛海而还，还复走燕依赵，赵无所用之，故以卖水自给。

惟敬暇则时时从嘉旺谈夷中情俗，虽器什乡语，无不了悉。

会石大司马经略东事，而石宠姬之父袁某恒从惟敬游。

惟敬日与袁言夷中事，若身至之者。

袁以告石，石遂召与相见与语，大悦，遂奏受游击将军，奉使日本，而有封贡之说矣。

惟敬妻姓陈名淡如，本故倡也。

惟敬既远使，石每到门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谓能下贱矣。

第下非其所当下，为可惜耳。

胡应麟拜访赵志皋之时当是其卧病在家不能视事之日，但对因封贡之事遭弹劾而耿耿入怀。

胡应麟的应对不仅说中了赵之心结。

而且显得睿智而俏皮，寓庄于谐。

该篇所记虽为人物只言片语，却涉及当时的朝政大事，可以补史之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从小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一观念出发，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中对《琐语》《列异传》《集异记》《原化记》《三梦记》《酉阳杂俎》、《稽神录》《夷坚志》等历代志怪小说中所载之有违常情之奇闻异事，进行史料求真求实的考证。

如，对《酉阳杂俎》所载“王天运伐勃律事”予以考辨，认为与史实不合，乃段氏附会之，文中所言“虏中术士言天大风雪，四万人俱死于冰”，“其荒忽诞妄，绝与《山海经》所载夏启、王亥相类，大可笑也”阿㈣”。

对《山海经》专以前人陈迹附会神怪之事进行了考辨了，如《大荒东经》载王亥之事、《中山经》载帝之二女出入必以飘风暴雨、《大荒南经》与《大荒西经》载舜之妻羲和、常羲二人分别生十日、生日十有二等皆事迹皆诡诞可笑。

至于《山海经》所载“称葬于某山某地，则什九诙妄也。

他如舜生三身、颛顼生三面，近于戏矣。

共工、驩兜、穷奇、饕餮古之四凶，实人类也，《经》率以为怪鸟异兽”。

考白行简《三梦记》载刘幽求事乃实录，而《太平广记》所载数梦类事皆刘幽求事，但“悉祖此假托”。

考《稽神录》所载陈寨医治漳州苏猛子之狂疾事，认为此事与《酉阳杂俎·诺皋记》载景乙妻久病、半身被斫后又复原如初之事一样。

皆荒诞有违常情。

认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

尤其是“关壮缪明烛一端”大可笑，即《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中叙及关公与刘备甘、糜二夫人同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这一情节，胡应麟认为这一情节，在《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通鉴纲目》都无记载，是作者凭空结撰，无所本，所以可笑。

在《读汉寿亭侯庙志歌》序中云：
关忠义候庙祀遍海内，独履历自陈寿本传外，概亡足征。

寿书体存简质，赖裴注赡缛差足证明。

而是传参伍殊寡，迨胜国、明初杂剧、传奇与市井之演义出，而忠义生平事迹混淆极矣。

左辖蒲州赵公产侯同里，因据元人所修《汉寿亭候志》详加订核，扩为兹编，余讽诵兴怀，辄缀长歌卷末，百世而下，得亡以为知言也。

由序中可知，胡应麟作该诗的目的是要将关羽的生平履历作一梳理，以还关羽之本来面目。

要之，胡应麟认为小说既可以“备经解之异同”，也可以“存史官之讨核”。

强
调小说的史料价值，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个观点，上承杨慎所提出“旁求野史、家传、墓志、小说以证史”的观念。

突破了历代以来人们以为小说虚妄不实难以证史的陈旧观念，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

一方面，体现了胡应麟对文言小说所蕴含的史学品格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胡应麟对小说文体的独特认识。

但是。

胡应麟从小说具有史料价值观念出发，对小说中所载之奇闻异事进行史料上之求真求实的考证，又凸显其小说史料价值观方面的矛盾。

体现其对小说这一文体特性认识的局限。

从小说具有一定的文献史料价值的认识出发，胡应麟在《甲乙剩言》的创作中，不仅其所作的篇什多以第一人称叙事。

而且所记几乎皆为耳闻目睹之人事。

这种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和强调信实观念的写作手法，使得《甲乙剩言》中诸如《沈惟敬》《卵灯》《前定命》《薛校书》等篇什皆具有一定的社会史料认识价值。

但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说，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者的艺术想象，也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