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统三年”铭碑形玉祭牌

“元统三年”铭碑形玉祭牌
作者：李毅君
来源：《文物世界》 2014年第3期
李毅君
蒙古黄金家族和贵族历来盛行秘葬。

迄今为止，蒙元帝王、大贵族等级的墓葬鲜有发现。

因而，元代玉器的考古出土品也并不很多，它们的全貌仍然无法明确掌握，尤其是皇家玉器，长期难觅踪迹。

欣喜的是，内蒙古博物院近期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境内征集到一件普纳公主造“元统三年”铭碑形玉祭牌，实属罕见，十分珍贵。

这尊玉祭牌呈碑形，分为两个部分：上为青白玉牌，长19.4厘米，宽7.8厘米；正面刻三列、多字阳文，正中是“湩酪肉
圣神天纵”八个大字，右上方为“元统三年皇尊姑大长公主普纳祈造”，左下方为“全宁路三皇庙恭祭”；背面光素。

下为方形石座，长15厘米，宽9厘米，高6.5厘米。

玉牌底部有突出的方形榫头，与石座中心的卯眼相互扣合套接，以便固定（图一、图二、图三）。

玉祭牌构图细密，雕工粗犷，整体符合宋元时期石碑的造型，碑首（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俱全，只是尺寸缩小。

我国的石碑萌生于先秦时代，在唐代实现规范化，螭首、龟趺[1]是较普遍的基本形态。

宋元以后，基本沿用唐碑的定制。

这尊玉祭牌呈圆形碑额，螭首方趺。

螭首造型的时代特征较为鲜明，采用镂雕工艺，两条螭龙相背，龙身互相缠绕，龙爪相接，龙头与前爪躬身伏地。

龙鬃后贴，重眉压眼，素身，腿和腿毛较长，是元代常见的蛇形龙。

石质方趺呈阶梯形，下方刻有元代流行的覆莲瓣纹与简易卷草纹。

玉祭牌碑身上的阳文反映出更加丰富的信息。

右上方有“元统三年皇尊姑大长公主普纳祈造”之句。

“元统三年”，即1335年。

普纳是元成宗（1265-1307）之女，适鲁王孛思忽儿·桑哥不剌（相哥八剌）[2]，封郓安大长公主，
元统二年（1334年）进号皇姑大长公主[3]。

这列文字明确指出玉祭牌由普纳公主在元代后期
祈愿制作，并作为庙宇室内祭祀的供器之用。

在这里，玉祭牌的社会功能显然是礼制用玉。

自元世祖忽必烈起，元代以儒家经典为依托
始制朝仪，玉礼文化又是中国传统礼制的核心形式之一，元代玉器的发展基本也遵循这种制度。

据《元史》，元代礼制主要参照金、宋，传承《周礼》，规定祭祀天地四方各路神灵要供奉礼
神玉。

而且，对于礼制用玉有具体的等级规范，并在玉册、玉宝、玉带、玉辂、玉冕服、玉组
配等方面表现突出。

这尊玉祭牌由普纳公主制造和使用，是符合元代用玉制度的。

然而，据史
料记载，我们了解到当时的礼神玉主要以璧、琮、圭、璋、琥、璜等六器为主，像这样规格较
高的碑形玉祭牌还是首次发现。

玉牌正中刻有“湩酪肉
圣神天纵”八个大字。

“湩酪肉
”列举了蒙古族源于草原游牧生活所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饮食。

湩，是乳汁。

据史料记载，早期蒙古人主要饮用马乳，包括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酸马奶，同时也有以乳酿成
的酒，即湩酒，常见马奶酒。

此外，还饮用牛乳、驼乳等。

酪，是奶酪，用动物乳汁做成的半
凝固食品。

《康熙字典》对“酪”的释义中，提到南宋文字学家戴侗的《六书故》解释其为
“酒类也。

北方以马乳为酪，故因谓湩酪，而酥与醍醐皆因之”。

元代《饮膳正要》还详细介
绍了酪的做法[4]。

肉，在元时主要指羊肉、牛肉、禽肉、野生动物肉、鱼肉等。

，从造字
特征上看，很可能意为“糜黍”，谷类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子实称作“黍子”，去皮后
称作“黄米”，可以熬粥、蒸食、酿酒等。

一般黏者称黍子，不黏的黍（亦称“穄”）称糜子。

随着蒙元帝国的建立，蒙古人因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农耕民族频繁接触与交往，后来也开始吃粮食，糜子就是蒙古族喜食的“炒米”原料。

而且，我国北方尤其现在的内蒙古地区，种植糜黍
的历史悠久，面积广阔，使其成为当时蒙古人的主要杂粮。

“圣神天纵”之语早见于先秦儒家经典。

“圣神”出自《孟子·尽心下》[5]，后来成为称颂帝王之词，或泛称古代的圣人。

另外，它也是道教五神[6]之一，智慧的化身。

“天纵”出自《论语·子罕》[7]，亦作“天从”，指天所放任，上天赋予，后人常用以谀美帝王。

综合来看上述这八个字，基本用于供祭者祈祷丰衣足食，而其具体表述一般有两种可解方式：一是（供奉）湩、酪、肉、
之物，（恭请）圣神尽情享用；二是（诸如）湩、酪、肉、
之物，（恭请）圣神慷慨赐予。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自形成之初就信仰萨满教。

受其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影响，他们将
天神——长生天，视为最高的神灵，认为上天提供了一切的生存条件。

灵魂不死的观念产生以后，人们开始了对鬼神、祖先的崇拜，并把鬼神与祖先制作成偶像，加以信奉与供养。

这尊玉
祭牌尽管从形式上遵循中原汉式的祭祀传统，但“湩酪肉
圣神天纵”的祈求，同时反映出蒙古人来源于原始信仰的祭天、祭祖文化心理。

而且，据《元史·祭祀志》，按照“国俗旧礼”举行的祭祀仪式中，湩、酪、肉等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供奉、祭奠之物。

玉牌左下方“全宁路三皇庙恭祭”指明它是供于三皇庙之中的。

我国自唐代以后确定了三
皇的具体对象[8]，即太皞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

他们是中国神话传说中具有象征性的远古帝王，都是为民造福、卓有功绩的代表，自先秦时代被尊奉为华夏人文始祖，受到世
代炎黄子孙的崇敬和纪念。

后来，为道教所吸收，被恭为至尊神。

另外，相传《神农本草经》
与《黄帝内经》一直被视为本草学与医学的圣典，伏羲也曾画八卦以断疾病吉凶，因而自古以来，这三者与医家都有较深的渊源关系。

蒙元时期战争频繁，伤害容易多发，各种疫病流行，可过去的医方疗效有限。

适逢元代长
期没有实施科举制度，而那时医学逐渐被士人当作正统知识，于是弃仕从医的人大量涌现[9]，促进了儒医[10]阶层的新兴，出现了各路医家争鸣创新、成果卓著的良好局面。

为满足当时社
会状况的需要，医学有关的政策、制度和教育，也受到蒙元统治者的格外重视。

三皇庙祭祀在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种社会意识。

所以，元代的三皇庙祭祀虽然也继承了唐代遗风，但唐、金两代的三皇均为各地的守护神，是作为圣人帝王来举行祭祀的，而元代囊括了“医家祭祀”与“圣人祭祀”这两种三皇信仰，
且主要是被视为医学之神，并将其制度化，尤其是在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时最终确立为
国家主导的祭祀。

《元史·祭祀志一》载：“其有司常祀者五：曰社稷，曰宣圣，曰三皇，曰岳镇海渎，曰
风师雨师”[11]。

《元史·祭祀志五》载：“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

太皞伏羲氏以句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

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两庑。

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

”[12]元代揭傒斯在《增城三皇庙记》中说：“国朝始昭天下郡县皆立庙（三皇庙），以
医者主祠，建学、置吏、设教，一视孔子庙学”。

[13]
可见，元朝州县各地都设有三皇庙，以古代名医配享，除官府致祭外，医学诸生与教官必
须在春秋两季定时依准孔子庙进行祭祀。

这一程序规定意味着学校与医官录用都要依准儒教庙学。

庙学即是各级儒学，元代继承了两宋以来的庙学合一制度，使祭祀与教学相结合，而且较
以往更注重祭祀。

这尊玉祭牌还注明是全宁路的三皇庙所用。

全宁路是一个由中书省直接管辖的路，属“腹里”（即中心之地），与应昌路同属弘吉剌部。

元贞元年（1295年），袭万户封济宁王的蛮子
台与元世祖之女囊加真公主，请于帝，在应昌路东七百里驻冬之地（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
乌丹镇）创建城邑。

它是在辽丰州（后称澄州）、金全州之地兴建起来的。

元大德元年（1297年）置府，七年（1303年）升为路，辖境相当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赤峰市阴河以北。

由
于西临上都，南接大宁、大都，北有应昌、和林，东靠辽阳行省，地处沟通南北的中心之地，
全宁路起着扼北援南、牵制东西的重要作用，对于鲁王管理南方分封地更为便利和有效。

在兼收并蓄的游牧文化传统基础上，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蒙古统
治者不断学习与借鉴北魏、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以及中原汉民族政权的经验。

全宁路五代鲁
王[14]和公主都较为开明，主张以教道结人心，重视教育，吸收汉儒文化，灌输以“礼”、“仁”为核心的思想。

全宁城里修庙建寺，设有三皇庙、文庙、社稷坛、大永庆寺、护国寺等
祀天、佛事圣地。

在开祭日，公主还要进行施舍、施恩。

这些措施形成了蒙、汉等各民族文化
多元、宗教包容、相对和谐的统一体，促进了当地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著名的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15]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她在全宁城建立了三皇庙[16]。

1319年，她铸造了双兽耳铜簠祭器[17]，奉三皇庙使用，其上铸有“皇姊大长公主施财铸造祭器永充全宁路三皇庙内使用”的铭文。

普纳公主制作这件玉牌的同类做法，也充分证明了她受到家庭熏陶的强烈影响，继承了对
汉文化的宽容与接纳态度。

这是推行汉法、尊道崇儒的重要举措，并对元代后期蒙汉文化关系
及元代艺术史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从以上鲁国公主的祭祀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元代公主在联姻藩国中具有重要的政治
影响力，可以说公主代表着居于宗主地位的中央政府的权威。

蒙元时期的公主婚姻并非汉唐时
期的“和亲”政策，而历来是蒙元帝国安抚、联合、控制其他部落和藩国的政治手段之一。

它
的等级化、制度化、延续性与开放性，使其成为帝国政权长期促进政治同盟、经营广大疆域、
维护大一统的积极措施。

与此同时，元代公主婚姻的缔结也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贸
易往来、文化习俗交流，为加强民族融合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这尊普纳公主造“元统三年”铭碑形玉祭牌实属难能可贵，它填补和充实了当
前元代皇家玉器中的一环，并为进一步丰富元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证资料。

[1] 碑首上的螭虎与碑座上的赑屃（又称霸下），都是龙子。

螭虎因喜好文采而用作碑额，称为“螭首”；霸下因善于负重而用作碑座，称为“龟趺”。

[2] “桑哥不剌者，鲁王雕阿不剌之弟、阿里嘉室利之叔也”。

摘自[明]宋濂等编撰
《元史》，卷118，列传第五（特薛禅），中华书局，1976年。

[3] 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四·列传第一，庚午重订本。

[4]《元·饮膳正要》：“造法，用乳半杓，锅内炒过，入余乳熬数十沸，频以杓纵横搅之，倾出，罐盛待冷，略取浮皮为酥，入旧酪少许，纸封贮卽成酪。

又干酪法，以酪就日，曝
使结，掠去浮皮，再曝，至皮尽却入釜，炒少时，器盛，再曝作块，收用。

”转引自中文百科
专业版/index.php/酪。

[5]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
程子注：“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

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
[6] 阴神、阳神、元神、玉神、圣神。

[7]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降圣，又
多能也。

’”
[8] 顾颉刚《三皇考》，出自《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

初
载于《燕京学报专号》第8号，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1月。

[9] Hymes, Robert,“Not Quite Gentleman? Doctors in Song and Yuan.”Chinese Science 8, 1987: pp.9－76.参照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
的流变》，台北：台湾大学，1997年4月。

[10] 即以医为业的儒者或所谓“儒医兼学”的知识分子。

[11] [明]宋濂等编撰《元史》，卷七十二《祭祀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

[12] [明]宋濂等编撰：《元史》，卷七十六《祭祀志五·郡县三皇庙》，中华书局，1976年。

[13] [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5，《易州定兴县城隍庙记》。

[14] 弘吉剌部特薛禅后裔袭万户者，从蛮子台起，之后统称为鲁王，鲁王有帝封诏的就达五位之多。

[15] 元顺宗之女、元武宗之妹、元仁宗之姐。

[16] 《全宁新建三皇庙记》碑文，转载于康建国《从赤峰元代宗教遗存看蒙古弘吉剌部的宗教信仰》，《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月，第33卷，第6期，第8页。

[17]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征集，喀喇沁旗博物馆藏。

（作者工作单位：内蒙古博物院保管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