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学的兴起，缘于人们对异文化、异民族独特的好奇心。

当某一社会的人们发现无论在体质形态、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与自己迥然不同的另一人类群体时，就势必产生探索这一群体奥秘的兴趣和冲动。

这种对异文化、异民族的关注和了解，就是最初意义上的人类学实践。

人类对异民族、异文化的认知，很早以来就开始了。

古埃及人在他们坟墓的壁画上，就分别画有与他们自己不同亚述人、黑人和利比亚人的形象。

中国先秦时期的古文献中，也记载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不同民族的存在。

《山海经》中更是描绘了大量异域他国中体质特征迥异的民族，如“贯匈国”、“交胫国”、“长臂国”、“一臂民”等等。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中，也描述了地中海沿岸的很多国家和民族群体，并且试图解释不同社会产生的原因。

人类意识到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异同虽然很早，人们对异文化、异民族的思考和探索虽然由来已久，但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起源，却是伴随者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扩张而产生的。

文化人类学逐渐从人类学中独立出来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是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

然而，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探索在此之前早就开始了。

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认知视野逐渐扩大，殖民地官员、传教士、旅行家们关于遥远异邦不同人类群体奇风异俗的报道，刺激着人们关于人类本性、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起源、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

在启蒙运动中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卢梭、洛克、孔多塞、休谟、圣西门、亚当·斯密等，已经开始了关于人类及其文化的诸多讨论，这些讨论为人类学在19世纪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法的精神》一书中，就对不同社会的法律系统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差异与该社会其它文化特征的差异是密切相关的，应该联系起来综合考察，这些文化特征包括人口、气质、宗教信仰、经济组织、风俗习惯几地理环境等。

这其实已具备了文化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雏形。

在该书中，孟德斯鸠还对当时十分流行的“种族中心论”提出质疑，认为不能以一个社会的标准去衡量和看待另一个社会。

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学理论中“文化相对主义”的最初萌芽。

该书采用了大量的游记和报告材料，孟德斯鸠因此而被有些人认为是人类学的第一个理论家。

1840年，达尔文出版了他那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物种起源》，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

虽然遭到了教会和其他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进化论思想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靡欧洲和世
界各地，成为19世纪后半叶主导各个学科的时代思潮。

在进化论思想的强烈影响下，学者们开始以进化的观点来审视非西方的各民族的民族志资料。

他们将当时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进化的顶点，并以之作为衡量的尺度，将其它非西方的文化进行比较和排列，确立各文化在人类进化史上的位置。

人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理论流派——古典进化论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中产生的。

古典进化论学派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形成。

人类学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后，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代表意义的理论派别。

总体而言，这些理论派别是依时代顺序而先后兴起的，后起的理论往往对先前的理论提出反驳或修正。

各个理论的关注点和使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人类学的最基本命题——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本质特征而进行的，反映了这一学科百余年来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有益探索和思考。

人类学百余年来形成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流派主要有：①古典进化学派，强调文化纵向发展的共同规律，流行于19世纪末的英国和美国。

②传播学派，强调文化传播的横向研究，20世纪初流行于西欧大陆各国。

③文化历史学派，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化的具体历史，注重文化的特殊性，20世纪上半叶50年间一直统治着美国人类学界。

④功能学派，强调对文化系统进行整体和要素的功能分析，20世纪30年代兴起于英国。

⑤文化心理学派，侧重于从人类心理角度研究文化与人格问题，20世纪40、50年代盛行于美国。

⑥新进化学派，强调文化纵向发展的特殊规律，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美国。

⑦结构主义学派，主张对文化进行结构分析，20世纪兴起于法国，后风靡欧、美、亚大陆。

下面具体介绍这些学术流派的观点和研究特色。

古典进化论学派
如同其名称所揭示的那样，古典进化论学派最基本的理论取向，即是以进化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差异。

该学派形成于19世纪中叶，是人类学研究中最早形成的学派，也是当时风靡西欧的进化主义思潮在人类学这一学科中的具体体现。

古典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和文化是不断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

各地民族的社会发展大致经历或将经历相同的发展顺序。

这种社会发展的一致性是由人类心理的一致性决定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进化的动力，来源于人类心理的不断完善。

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着各种差别，主要是由于他们发展进化的速度不同，从而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古典进化论一
般将当时的欧洲社会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顶点，并以之为尺度，将其它社会和文化放在不同的进化位置上顺序排列。

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的泰勒（1832—1917）、拉伯克（1834—1913）、马雷特（1866—1945）、麦克伦南（1827—1881）、弗雷泽（1854—1941）、哈顿（1855—1940），美国的摩尔根（1818—1881）、瑞典的巴霍芬（1815—1887）等。

在这些学者中，又以泰勒和摩尔根更具典型意义，下面即以此二者为例，来具体介绍古典进化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特色。

泰勒183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年轻时因健康原因而四处旅游，寄情山水。

1861年，在游历了墨西哥边僻的山村后，泰勒出版了《阿那瓦克：古老和现代的墨西哥与墨西哥人》，以此书为标志，泰勒开始了他的人类学之旅。

1865年，泰勒的又一本书《关于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问世，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论著。

1871年，集泰勒学术思想之大成的不朽名著《原始文化》出版。

在该书中，泰勒系统完整地表述了他的人类学思想。

该书也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后来有人认为它代表了泰勒学术生涯的顶点。

泰勒也因其对人类学的巨大贡献而被尊称为“人类学之父”。

泰勒对人类学的影响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泰勒积极倡导文化进化的思想，反对当时十分流行的退化论观点，退化论者认为：上帝造人后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的，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但后来一些民族却在上帝的眼中堕落了，他们不断退化，最终变成了现在的原始民族。

泰勒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他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为理论武器，明确指出：所有的民族及其社会文化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向前发展的，并不存在什么退化的现象。

人类社会和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进化，是因为人类的理性最终会战胜错误。

也就是，人类发展进化的动力，有赖于人类的理性思考。

从当时的社会情形来看，泰勒的文化进化论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和人道主义色彩。

其次，泰勒第一个在近代科学意义上为“文化”下了一个定义。

现代文化人类学以文化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人类学家也往往将这一概念作为构建自己理论大厦的基石。

而学科发展史上第一个科学完整的“文化”定义，就是有泰勒首次提出的。

泰勒在1865年出版的《关于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一书中，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界说，在《原始文化》中，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提出了完整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这样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

” 20世纪50年代以前，泰勒的这一文化定义一直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至今仍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

如果说，人类学今天对“文化”内涵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精确和深刻的水平，那么，
这一水平的取得，即是基于泰勒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之上的。

复次，泰勒在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了比较研究和文化残余物分析法这两种方法。

泰勒致力于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进化轨迹，因此，将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确立进化的序列就是可行的。

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泰勒说：“从广义上看，人类的品质和习惯同时显示了文化现象的相似性和一贯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人性和人类生活环境普遍的相似性这两个方面，通过比较，去追溯这种相似性和一贯性。

”“尽管各种族在文明程度上大不相同，在体格肤色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仍然能够将人类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和谐的整体，从而进行不同程度的比较。

”《原始文化》一书，本身就是比较研究的产物。

泰勒所倡导的比较研究法，至今仍对文化人类学产生着重大影响，只不过泰勒所进行的比较，是为了区分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而现今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则是为了洞悉文化的奥秘。

文化残余分析法也是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创用的。

所谓的文化残余物，是指某些文化现象例如某些工具、设备、艺术形式、风俗、观念等，虽然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和意义，但由于惯性的力量，仍然以一种残余物的形式留存于现在的社会中。

因此，通过考察这些文化残余物，就可以重新构建旧有的文化结构，进而重建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化史。

此外，泰勒对人类学的贡献中最为人称道的，则是他对宗教发展史的研究。

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泰勒提出了著名的“万物有灵论”。

他认为，原始人从影子、回声、睡眠、梦境等现象中，感受到了灵魂的存在，并推而广之，认为一切具有生长和活动现象的东西，如动物、植物、河流、日、月等，都具有灵魂。

泰勒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万物有灵论。

认为万物有灵论是现代意义上宗教的起源。

从原始的万物有灵进化到精灵信仰，再由精灵信仰发展到多神崇拜，最后发展到一神教，这就是人类宗教发展演化的大致轨迹。

后来的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指出，原始社会不可能存在万物有灵的现象，因为原始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到能综合各种现象进行抽象推理的地步。

尽管如此，泰勒仍开创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先河，为后来者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与泰勒比肩而立的另一位古典进化论学派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人类学家摩尔根。

摩尔根以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土著文化，并提出了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进化序列而闻名于世。

他的主要著作有：《易洛魁联盟》（1851）、《人类家庭的血亲与姻亲制度》（1869）、《古代社会》（1877）、《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1881）等。

摩尔根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始于19世纪40年代，他对易洛魁印第安人的研究尤为用力，曾无数次深入到印第安居留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组织进
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在此过程中，摩尔根与易洛魁印第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的困难。

1846年，摩尔根被易洛魁塞纳卡部落鹰氏族吸收为成员。

摩尔根是第一位根据亲属称谓制度的变化来研究人类家庭进化的学者。

在《人类家庭的血亲与姻亲制度》一书中，他将塞纳卡印第安人、奥吉布瓦印第安人，以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亲属称谓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关于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进化序列，即人类社会的婚姻家庭是经由杂交、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最终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

人类学后来的发展表明，虽然摩尔根关于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进化史不尽准确，但他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却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因为他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奠定了现代亲属研究的基础。

以对人类婚姻家庭制度的研究为基础，摩尔根进一步将他的研究视野扩展到了整个人类的原始社会方面。

1887年，摩尔根出版了那本使他名声大噪的宏篇巨著《古代社会》。

在该书中，摩尔根完整地阐述了他关于人类社会早期发展历史的见解。

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题为“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作者概述了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认为人类遵循大体一致的途径前进，从阶梯的底层开始，不断进步，最终跨入文明的门槛。

他以生产技术的发展为依据，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

其中的蒙昧和野蛮时代又各划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

并提出了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

在第二编“政治观念的发展”中，摩尔根讨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组织形式，即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氏族组织制度，以及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文明时代的政治社会，并认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途径。

作者以大量的材料详细论述了原始时代氏族制度的普遍存在及其基本特征。

指出氏族是由母系制发展到父系制的，促成这一转变的动力是私有财产的出现。

同时还以雅典人和罗马人为例，探讨了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

第三编题为“家族观念的发展”，摩尔根从亲属制度入手，探讨了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历史。

第一次排列出了人类历史上顺序相承的婚姻家庭发展序列：杂交、血缘（婚）家庭、普那路亚（婚）家庭、对偶（婚）家庭、一夫一妻（婚）家庭。

分析了每一种婚姻家庭形式的基本特征和发展的情况，并且将婚姻家庭的发展阶段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原始杂交、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同蒙昧时代相适应，对偶家庭与野蛮时代相适应，与这些婚姻形态对应的社会经济是原始共产制，而一夫一妻制家庭则同私有财产和文明时代相适应。

在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中，摩尔根阐明了历史上存在的两种财产所有制，即氏族集体所有制和家庭私有制，以及前者向后者的转变。

指出前者是氏族社会的基础，而后者是政治
社会的基础。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正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评述的那样：“这是对文明的起源和进化所作的最早的重大科学论述。

他对文化进化性质的重视，对社会变化的革命性思考，以及对一种比较公平的社会制度的预言，引起了K·马克思和F·恩格斯的注意。

”马克思曾仔细阅读《古代社会》，并作了大量的摘录和批注。

恩格斯则根据该书的研究所得，于1884年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朽名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古典进化论学派作为人类学发展史上最早形成的学派，在19世纪后半叶的很长时期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流。

进入20世纪以后，古典进化论学派开始走上了急剧衰微的道路。

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类文化的相同和变异其实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进化观点就能解释清楚的。

各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更多的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非人类心性的同一性使然。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文化传播学派，就是反对进化论，强调文化的传播和借用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作用而崛起的。

文化传播学派
顾名思义，文化传播学派就是以传播的观点来解释人类文化的相似性的人类学理论派别。

他们认为，人类的创造力是相当有限的，他们更多的是从其他民族那里学习和借用现成的文化特质，不同的民族同时创造出相同或近似的文化，则更为罕见。

文化传播学派又分为德奥学派、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

德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民族学家格雷布纳和奥地利天主教神父施密特，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史密斯、佩里、里弗斯等，美国学派则以威斯勒和克罗伯为主要代表。

该学派的代表作品有：格雷布纳的《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05）、《民族学方法论》（1911）、《美拉尼西亚的弓文化》（1909）；施密特的《南美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13）、《民族学文化历史法手册》（1937）；史密斯的《古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1911）、《文明的起源》（1928）；佩里的《太阳之子》（1923）；里弗斯的《美拉尼西亚社会史》（1914）、《心理学和民族学》（1926）；威斯勒的《北美洲平原的印第安人》（1912）、《北美洲印第安人》（1917）、《人与文化》（1923）；克罗伯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手册》（1925）、《北美的文化区和自然区》（1939）等。

同属于传播学派的德奥学派、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虽然都强调文化传播的作用，但各自的
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又有所不同。

格雷布纳极力反对进化论的观点，他认为，各个民族间存在的文化相似现象，绝大多数是因为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接触和交往互动中互相借用和学习导致的，要不就是从一个共同的来源传来的。

因此，通过考察各民族之间交往接触的事实，并对各民族间相似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就可以寻觅出文化传播的痕迹，进而重建史前人类文明的历史。

对相似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时，格雷布纳提出了两条比较标准，即所谓“质的标准”和“量的标准”前者指的是用来比较的文化现象在本质特征上的相似性，例如物质的形状和作用、社会制度或观念形态的构造和功能等等。

而后者指的是具有质的相似性的文化现象在数量上的多寡。

他认为如果被比较的事物之间质的相似性大且数量众多，那么，即可判定是传播或借用的结果。

地理位置的互相交接和阻隔都不能成为传播的障碍，他还提出了相似的自然环境必然造成相似的文化现象的假说。

格雷布纳使用“文化圈”和“文化层”来作为分析文化传播的单位。

所谓的“文化圈”，是指包含了相似的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

而“文化层”则是指多个“文化圈”互相叠压的部分。

格雷布纳的《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就是以“文化圈”和“文化层”为分析单位，试图从文化特性的地理分布情况来解释大洋洲的历史。

施密特进一步地完善了格雷布纳的“文化圈”和“文化层”学说。

他认为，文化圈是由各种器物、经济、社会、道德及宗教信仰等人类文化的一切范畴相互关联地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文化圈可以整个地向外传播。

当一个文化圈传播到另一个文化圈上时，其交叉叠压的部分就形成了新的文化层。

他根据当时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以自己的理论构拟了许多文化圈。

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都来源于这些文化圈的互相传播和组合。

质言之，这些文化圈也就是人类文明起源的中心。

他还认为，人类最初的情况，类似于当时的小黑人（俾格米人），他们信一神教，行一夫一妻制，拥有私人财产。

他认为这些文化因素是永世长存的。

以史密斯为代表的英国传播学派，因其强调人类文化皆源自于埃及，从而被称之为“泛埃及主义”或“极端传播主义”。

史密斯认为，人类文化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才产生的。

在此之前，人类处于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这些“自然人”没有房屋、衣物、牲畜、农业，也没有社会组织、世袭领袖、婚丧礼仪和宗教信仰。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居住在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居民才开始了文明的进程。

他们发明了制陶、编织、建房等技艺，拥有初级的农业，后来又产生了丧葬礼仪和神的观念。

最后，这一带终于发展成为世界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

人类的文明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先是从埃及传播到巴比伦、亚述、以及希腊等地，后又向东传至波斯、印度和中国，向西传播到非洲，再传播到澳洲、太平洋诸岛及南美等地。

史密斯就这样构拟出了世界文明的传播发展史。

他认为，古埃及文明的许多成分如金字塔、木乃伊、太阳神崇拜、以及复杂的农业灌溉等，之所以能在遥远的安第斯山和中美洲一带找到实迹，都是由于从埃及传播出去的结果。

他否认了人类对文化或文明的独创性，认为相距甚远的地区独立地创造出相似的文化是相当罕见的。

史密斯的理论学说经由其弟子佩里等的手而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佩里的《太阳之子》就是典型的泛埃及主义的产物。

在该书中佩里把埃及比作太阳，认为全世界的文明都是由埃及传播而来的。

英国传播学派不顾文化独立发明的事实，而是用近乎幻想的推理来重构全世界的文化联系。

所以很快该学说就被人们抛弃，他们的极端主义也使得传播学派的合理成分几乎消失殆尽。

在上述两派风行于欧洲之时，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和克罗伯亦运用传播理论，开始了对北美等地文化的研究。

与上述两者相比，美国传播学派则要稳健得多，结论也较为谦逊。

他们将一个文化区域的代表性特征归结为来自于一个地理文化中心。

认为文化特质首先产生于该地，然后向外传播。

因此，通过分析文化特质由中心向边缘移动的过程，就可以复原该区域文化生成的历史。

威斯勒提出的著名的年代—区域假说，就是基于这一原理上的。

年代—区域假说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分布的地理区域即文化区，文化区可以分为文化中心和边缘区两部分。

中心区是文化特质产生的区域，文化特质产生后，即由中心区向边缘传播。

这种传播需要时间，当文化特质离开中心区越远，就说明其离开文化中心越早。

反之，若文化特质靠近文化中心区，而边缘地区尚未发现，就表明其离开中心区时间较短。

因此，依据文化特质由文化中心传播至边缘区的过程，就可以再现文化发展的历史。

威斯勒的年代—区域假说曾盛极一时，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他自己也依此而将北美的文化划分为9个文化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威斯勒的基础上，克罗伯进一步将北美的文化区与不同的环境因素如气温、降雨量等联系起来考虑，从而开创了研究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互相适应关系的新路子。

较之德奥学派和英国学派对人类文化大而化之的泛泛论述，美国传播学派的研究显然更具实证性的色彩，因而也更易为人们所接纳。

综上所述，文化传播学派是在批判古典进化论的不足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合理地指出了古典进化论忽视文化传播和文化接触的不足。

但在强调文化传播作用的同时，却又忽略了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创性的一面，从而走进了以传播来释读人类文化一切的死胡同。

他们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于一个或几个中心的论说，更因其荒谬性而早已为当代科学所否定。

传播学派的积极性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文化传播之于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扩大了人类认识自身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