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70年刑案编年史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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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经济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社会管理逐渐宽松，但是社会风气变化过快，社 会治安问题也越发显得严峻。1983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颁布《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 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 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对于流氓罪等十几 种罪名可以在法定最高刑期以上处刑，甚至可以判 处死刑，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速裁速决。
1949-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年以来，刑事法治进程几番周 折与坎坷，一个个标志性的大案像搭 设在波澜壮阔的法治航程中的一座 座灯塔，引领着我们乘风破浪，稳步 前行。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 0 周 年 之 际，本 刊 遴 选出部 分 标 志 性 刑 事 大 案。这 些 典 型 案 例 均 体 现 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值得我们驻足回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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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
依据的正是 1979 年刚刚通过的首部《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 案无疑是刑事诉讼法诸多原则的检验，包括侦查 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尊重被告人的辩护权，审判公开等基本 原则。该案依法拨乱反正，检验了新法，对于恢复 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重大意义。
经济领域的犯罪逐渐增多
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遭遇着泥沙俱下。市场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的 同时，也在冲击着人们的思维观念。
见证
70年刑案编年史
1949-2019
有很多人一直对法治有着仰望星 空 式 的 理 解，认 为 法 治 是 一 种良 法 善 治 的 终 极 状 态。这 种 静 态 的 理 解 使得法治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或 许很难对当下的案件作“法治”的定 性。然而，如果法治一直是理想层面 的，那么它就永远是“镜中花”“水中 月”，摸不着、看不见。野蛮与文明、 混 乱 与 规 范、落 后 与 先 进 永 远 是 相 对的、辩证的，更为公允的态度应当 是 将 法 治 看 成 一 个 进 程，一 条 不 断 改进、不断完善、孜孜以求的上下求 索之路。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
重典严打严惩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如何妥善处置“四 人帮”成为棘手的难题。邓小平复出后很快与陈，要依法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 案的起诉书经过了反反复复的商讨、修改甚至推翻 重写，最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起诉书可以使用。
1981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进行了公开宣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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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 国大典上， 接受检阅的陆军部队经过北京 天安门城楼。（图片来源 ：CFP）
当时，在诸多领域都采取了重典严打的政策， 除了严惩违反社会公德行为，对于贪腐、暴力犯罪 等均重拳出击。时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 利用职权，侵吞了大量缉私物资，1982 年 12 月 21 日被依法判处死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腐 而被判处死刑的官员。严打运动中，坊间一直有这 样的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 坚决判 ；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严打政策虽然 有一些争议，但是确实打击了违法犯罪，在社会 治安方面收效明显。
司法体制开始建立
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三年，司 法体制还未臻完善，也没有常态化的司法体制。新 生的政权在处理敌对势力时，容易流于极端化，往 往以枪决、批斗等形式予以处理。然而，对于美国 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案，新生政权却创造性地 运用了庭审予以处理。该案直接在最高人民法院军 事审判庭审讯，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 反革命条例》，首都各界数百名群众来旁听。最高 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职能非常清晰 ：就是配合中央 的统一部署，有效打击敌人，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也是从国家反侵略的政治 立场上展开，提出 ：被告犯的罪行除被告自己应负 责任外，应归罪于美国的侵略集团，请审判长在量 刑时予以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于 1954 年 11 月 23 日对唐奈、费克图等人作出了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二十年等判决。
当时的司法环境下，没有刑事诉讼法，也没 有刑法，没有成熟的控辩审三造机制，整个刑事司 法体制呈现出较强的斗争性，司法的仪式性、庄严 性与程序性较为欠缺。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公审 公判是主要的审判形式。然而，如果设身处地从当 时人民政权的羸弱以及法治的不成熟的状况出发， 能够以正式的、相当文明的审判加以处理，并保障 当事人的基本辩护权利，是我国刑事法治史上举 足轻重的案例。除了该案外，1950 年罗瑞卿起诉 美国特务李安东，1951 年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 1953 年对关押在抚顺的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均带有清肃国内外反动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特征。
1949-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年以来，刑事法治进程几番周 折与坎坷，一个个标志性的大案像搭 设在波澜壮阔的法治航程中的一座 座灯塔，引领着我们乘风破浪，稳步 前行。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 0 周 年 之 际，本 刊 遴 选出部 分 标 志 性 刑 事 大 案。这 些 典 型 案 例 均 体 现 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值得我们驻足回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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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的正是 1979 年刚刚通过的首部《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 案无疑是刑事诉讼法诸多原则的检验，包括侦查 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尊重被告人的辩护权，审判公开等基本 原则。该案依法拨乱反正，检验了新法，对于恢复 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重大意义。
经济领域的犯罪逐渐增多
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遭遇着泥沙俱下。市场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的 同时，也在冲击着人们的思维观念。
见证
70年刑案编年史
1949-2019
有很多人一直对法治有着仰望星 空 式 的 理 解，认 为 法 治 是 一 种良 法 善 治 的 终 极 状 态。这 种 静 态 的 理 解 使得法治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或 许很难对当下的案件作“法治”的定 性。然而，如果法治一直是理想层面 的，那么它就永远是“镜中花”“水中 月”，摸不着、看不见。野蛮与文明、 混 乱 与 规 范、落 后 与 先 进 永 远 是 相 对的、辩证的，更为公允的态度应当 是 将 法 治 看 成 一 个 进 程，一 条 不 断 改进、不断完善、孜孜以求的上下求 索之路。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
重典严打严惩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如何妥善处置“四 人帮”成为棘手的难题。邓小平复出后很快与陈，要依法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 案的起诉书经过了反反复复的商讨、修改甚至推翻 重写，最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起诉书可以使用。
1981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进行了公开宣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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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 国大典上， 接受检阅的陆军部队经过北京 天安门城楼。（图片来源 ：CFP）
当时，在诸多领域都采取了重典严打的政策， 除了严惩违反社会公德行为，对于贪腐、暴力犯罪 等均重拳出击。时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 利用职权，侵吞了大量缉私物资，1982 年 12 月 21 日被依法判处死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腐 而被判处死刑的官员。严打运动中，坊间一直有这 样的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 坚决判 ；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严打政策虽然 有一些争议，但是确实打击了违法犯罪，在社会 治安方面收效明显。
司法体制开始建立
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三年，司 法体制还未臻完善，也没有常态化的司法体制。新 生的政权在处理敌对势力时，容易流于极端化，往 往以枪决、批斗等形式予以处理。然而，对于美国 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案，新生政权却创造性地 运用了庭审予以处理。该案直接在最高人民法院军 事审判庭审讯，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 反革命条例》，首都各界数百名群众来旁听。最高 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职能非常清晰 ：就是配合中央 的统一部署，有效打击敌人，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也是从国家反侵略的政治 立场上展开，提出 ：被告犯的罪行除被告自己应负 责任外，应归罪于美国的侵略集团，请审判长在量 刑时予以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于 1954 年 11 月 23 日对唐奈、费克图等人作出了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二十年等判决。
当时的司法环境下，没有刑事诉讼法，也没 有刑法，没有成熟的控辩审三造机制，整个刑事司 法体制呈现出较强的斗争性，司法的仪式性、庄严 性与程序性较为欠缺。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公审 公判是主要的审判形式。然而，如果设身处地从当 时人民政权的羸弱以及法治的不成熟的状况出发， 能够以正式的、相当文明的审判加以处理，并保障 当事人的基本辩护权利，是我国刑事法治史上举 足轻重的案例。除了该案外，1950 年罗瑞卿起诉 美国特务李安东，1951 年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 1953 年对关押在抚顺的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均带有清肃国内外反动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