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兼爱论与绝对尚同的专制主义

墨子的兼爱论与绝对尚同的专制主义
一、墨子、墨家学派及《墨子》
（一）墨子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

出身下层，会制造木器，技艺高超。

起初从学于儒，“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

后来却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对儒学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子的主要思想有兼爱（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非攻（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尚贤（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尚同（政令、思想、言语、行动等要与圣王的意志相同一）、节用（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节葬（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非乐（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天志（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明鬼（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非命（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等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

（二）墨家学派
墨子及其弟子形成了一个有严密纪律的团体，称之为“墨者”。

墨子在世时，墨子为首领。

墨子死后通过选贤推出新首领，称为“钜子”。

墨者有一套严格的纪律，称之为墨者之法。

其中有一项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墨者出仕，要由钜子派出。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三）《墨子》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全书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第一篇至第七篇。

这七篇对墨子思想进行了概述。

第二部分从《尚贤》至《非儒》，共二十四篇，是墨子的讲学录。

第三部分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主要讨论认识论和逻辑问题。

第四部分有《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

第五部分，从《备城门》至《杂守》共十一篇，主要讲城防问题，为军事著作。

第一、第二、第四部分是研究墨子本人思想的主要材料，第三、第五部分属墨子后学之作。

二、兼相爱、交相利说
（一）．兼相爱、交相利提出背景
墨子生活在战国初期，当时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巨大变革时代。

其主要特征是七国并立，战争日益加剧，天下一片水火。

《兼爱中》说：“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

”
墨子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不相爱”又根源于“自爱”。

社会上的一切祸乱的罪魁祸首都根源于“自爱”。

“自爱”的实际内容是“自利”。

由此，墨子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即兼相爱、交相利说。

（二）兼相爱、交相利主要内涵
1.“爱利”并言
墨子的“爱”与“利”总是在一块，例如：《墨子•法仪》“兼而爱之，兼而利之”
《庄子•天下》“墨子泛爱兼利”。

为什么“言爱”必含“交利”呢？我们来看下面的内容。

墨子常说：“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就是“仁”,故《墨子·经上》云:“仁,爱也。

”交相利即是“义”,故《墨经上》云:“义,利也。

”
《墨子·兼爱下》又说:“兼爱则仁矣义矣。

”可见墨家讲兼爱即包含交利之义。

所以墨子既言兼爱交利,又言交爱兼利。

因此墨子言兼即有交义,言爱即有利义。

言“兼爱”即包含交利之义,交相利实际上是兼相爱之具体体现。

所以墨子兼爱即兼交的爱利,亦即普遍平等的互爱互利。

墨子以爱和利不可分,故常以“爱利”并言,构成墨家术语。

2. 兼相爱、交相利的主要内容
“兼相爱”是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墨子提倡的“兼”是为了取代“别”，“别”指差别和等级，与“自爱”“自利”相同；别”不仅分你我彼此，而且要分上下，损人以利己。

“兼”则不同，“兼”贵平等相待从墨子的全部言论看，他从来没有主张过政治上和财产的平等。

因此，“兼”的平等性只限于思想和态度。

兼相爱是一种精神，落实在实际上则是交相利。

爱是相互的,利也是相互的。

义利的关系也应是对立的统一。

其实墨子的“兼爱”，是“兼相爱交相利”合论的。

梁启超曾指出：“兼相爱是理论，交相利是实行这理论的方法。

”兼相爱近于托尔斯泰的利他主义，交相利则近乎科尔普特金的互助主义。

交相利包括哪些内容呢?概括言之，有如下几点:
交相利的起点是要保证每个人的“生利”。

《节葬下》说:“衣食者，人之生利也。

”在中国思想史上把衣食视为人的生利，墨子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

人生下来就应有生活的权利。

然而那个时代使众多的人丧失了起码的衣食之利。

墨子提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是人民的三大巨患。

他大声疾呼，应该给人民以食、衣、息的条件针对“民生为基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的情况，强烈要求统治者保障人民的生命。

思想家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把人民的要求用理论的形式集中起来。

在衣食生息问题上，墨子尽到了一个思想家的责任。

珍惜财物是交相利的基础。

墨子认为凡是财物都应尽其功用，不可糟蹋和浪费。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惜财求用之心，比如“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尚贤下》)这种惜财求用之心应称为一种普遍的原则，人人共同遵守，而后才可能交相利。

交相利还要从实际效用出发，用财、用物都应获得实际利益，收益应超过支出。

《非乐上》说“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面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

墨子指出的“反中民之利’，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

取之子民，用之于民，一切支出都必须考虑到效果和对民有利，否则，就是有害的，应加以制止
交相利还包括某些精神活动，例如敬事鬼神口墨子认为神鬼如同工匠的规矩一样，是维系整个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

天是最高主宰，又是他理想政治的主谋。

事鬼能和亲，和亲则生利。

他说如果有神鬼，祭祀算不上浪费，供品敬奉给神和祖先，那是应该的;如果没有神鬼，祭品也不会丢掉，大家在一块吃喝一顿，热闹一场，能起“合欢聚众”的作用。

3. 兼相爱、交相利能否行得通？
墨子认为完全可以，根据有三。

其一，古代实行过。

“先圣六王”之时，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相安无忌。

古代能作到，今天也能作到。

其二，“君说之，故臣为之也。

”(《兼爱中》〕楚灵王好细腰，许多人每天只吃一顿饭。

勾践好勇士，士卒不畏死。

君好臣行，君主只要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天下之人必然会响应。

其三，人我之间投桃报李相互酬报“无言而不摊，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

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兼爱下》)据此，人们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必有相应的酬报，天下乐融融。

就实而论，这三项与其说是根据，不如说是假设。

把假设当作真凭实据，是无济于事的。

兼相爱，交相利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用历史的眼光衡量，美好的愿望未必现实，也未必合理，但常常给人以精神安慰，有时也给人以启迪。

思考：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有何现实意义？
三、尚同说尚同：统一“兼相爱，交相利。

”的价值观念。

（一）尚同说提出背景——一人一义的混乱时代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未有刑政”(国家机器)(《墨子·尚同上》)，“未有正(政)长(官吏)”(《尚同下》)的时期。

在那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的“义”。

最初人比较少，相应“义”也较少。

到了后来“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

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

”(《尚同下》)
依墨子之见，原生形态的一人一义之义，有着强烈的排他性，与他人格格不人。

每个人“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尚同下》)。

人与人之间根本无法和睦相处，一接触就闹矛盾，“故交相非也”(《尚同上》)。

一人一义之争不只是思想之争，同时还有物质内容。

“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仪尚同下》)。

斗的结果是天下乱作一团。

人类是以混乱交争为其开篇的，一人一义则是祸乱之首。

墨子认为天下之乱在于“异义”，尚同说便是为了解决异义而提出来的办法。

（二）尚同说主要内容——立统一之义
立统一之义便是要取消“异义”而同于一“义。

“义”的内容是什么呢?墨子的论述很多，我们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经济上维护私有制，反对“民”对富人私有权的任何侵犯，认定富人对“民”的剥削是合理的；墨子也提出了“富民”主张，但目的是让“民”更多地为富人出力。

第二，在政治上主张打破旧的“亲戚”等级制和贵族专权，建立新的上下尊卑等级；坚决反对民造反；主张尚贤；反对攻国等。

第三，人伦道德就是兼爱。

人的伦理关系即“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夭志中》)
第四，敬奉神鬼
墨子的“尚同”思想,是一种社会政治主张,一般学界均认可“尚同”即是“上同”,是说人们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领域内关于是非善恶的标准,要向上统一于自己的上级。

从一乡一里,到整个天下,都要逐级向上统一于他们的长官,直到天子统一于天志。

而要论及墨家尚同学说的内涵极其丰富,很难给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后人只是由墨子自己的话中寻求各自认为的内涵。

如孙卓彩教授把墨子尚同思想归结为三个统一,即上下统一思想,国民统一感情,全民统一法令。

而河南科学院的萧鲁阳总结的尚同内涵时我较分散却也更完备六条。

一般来说,学界公认的尚同思想以孙中原先生的观念为主,其内涵包括如下几条:
第一,与上级保持一致,在集中的基础上发扬一定程度的民主。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下之所非,必皆非之”,这里强调的是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绝对服从,全民服务于乡长,乡长服从于国君,国君服务于天子,天子则要顺天意而行,实事求是的讲,这一点当然是集权政治,因而也就是这一点被许多学者说墨子思想是专制的思想的最好明证,但在那个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年代,有多少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能深知治国之道呢?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贤良的天子才是最为现实的,当然了墨子并不是没有想到这种专制统治的后果,因而他也强调了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和劝谏,即“上有过,规谏之”,也就是说上级有了过错,做下级的要进行劝阻与制止,另外他还从选才途径上进行了保证,即选举天下贤能之人,立为天子,为保证天子不能为所欲为,墨子又提出了“天”这个虚无的概念来约束限制天子,由此可见,墨子尚同里的天下一义,虽有着几分无奈之举的成分,也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现实下是最合理的治国之道。

第二,尚同政治的实行,还必须建立在下同一法令的基础之上的。

墨子在《法仪》中就有过这样的论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

国家管理的法仪就是国家政策法令,而政策法令的主要功能是奖惩。

墨子主张用奖惩的手段来维护和保证国家机器的良胜运转,即做到惩这恶扬善,赏罚分明。

要做到这一点,墨子还强调统治者也被统治者对是非功过的认识必须统一、强调法律上的赏罚与道德的评价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说必须保证天下一义中的“义”的正确性。

还强调惩罚是不得以而为之的行为,其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富贵以导其前,明罚以率其后。

”总之,统一法令也就是把“尚同”思想以一种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确保天下同义的的有效实行。

第三,尚同思想还包括上下通情的含义。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上下沟通。

“千里之外有贤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赏之。

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乡里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罚之。

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岂能一视而通见千里之外哉?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圣王不往而视也,不就而听也,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为政善也。

”
这是墨子在《尚同下》中关于沟通对治理国家的好处时的论述。

在墨子的治国方略中他把上级对下级的了解也就是所谓的民情视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在当时没有先进的仪器下如何掌握民情的变化呢?借助别人的五官四肢与思想是最可行的办法,应该是说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是和必要和积极的,同时下级有冤情可以及时上报,更利于信息及时沟通与传达,达到最快治理效率,此种做法被反对的学者称为是特务政治,是有失公允的。

因为现行政管理机构同样重视信息及时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以使被管理者奋斗的目标也管理者预定的目标相吻合,从而形成统一认识,步调一致。

只是在现代高科技的信息沟通手段下,这一点显然更容易完成,而当时墨子所提倡的层层汇报制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义”的本质既然是这样，自然不会获得举国上下的一致同意。

因此墨子提出由上立“义”，并通过由上而下的强制手段来实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智)者出”(《夭志中》)“贵智者”是天子诸侯大人，“践愚者”是民，民只能俯首从命口
统一之义具体表现在刑法政令上。

那么，刑法政令由谁来制定呢?墨子提出由“家君”和天子来制定。

家君发政令于其家，各家之义不同，则总其家之义以尚同于国君，国君尚同于“天子”，天子尚同于“天”，天子依天的旨意发布政令于天下。

墨子这种层层“选其义”、“总其义”似乎是由下而上的集中，是民
主的，不少研究者即持有此论。

其实不然，在墨子的言论中，根本没有从人民中“选其义”一说。

相反，他讲的都是要“下”绝对服从“上，’，依天子的旨意来立义。

“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尚同中》)。

夭子是宪令刑法的制定者，下一级绝对听命于上一级。

（三）尚同说推行“义”的手段
“上”立了“义”，怎样实现呢？墨子提出了两个基本方针:“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

”(《尚同下》)怎样才能使民富起来呢?首先使民能够安心从事生产。

因此，他对劳师征战，摇役不断，使民无法生产的种种作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参见《非攻》等篇)。

墨子虽然讲了许多利民、富民的话，但他并不反对剥削和役使人民只是反对“过甚”而已。

他曾明确议论道“残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非乐上妇这里说的“财用”乃是指王公大人的财用。

他又讲:“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非命下》)
在人剥削人的社会中，改善一下被剥削者的生活条件，可能会使阶级盾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有所缓和，但阶级对抗绝不会因此而得到根本解决，被剥削者不会放弃反抗斗争。

对人民的反抗怎么办?墨于主张施以刑罚，这就是“明罚以率其后”，并且认为是最主要的手段。

他说“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阁署之有纲，所(以)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尚同上》) 墨子认为刑罚不是消极的防范，而有两个方面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赏善”与“罚恶”。

合乎“义”者为善，违反者为恶。

赏是为了培植“顺民”，罚是用强制手段镇压人民的反抗。

两个方法，目的一致。

“赏善”不仅赏行善者，扬善者亦赏，“若见爱利家者以告，亦犹爱利家者也、“若见爱利国者以告，亦犹爱利国者也”(《尚同下》)。

罚恶不限于指作恶者，同谋、包庇或见恶不告者亦罚，“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国者也，，(《尚同下》)。

这不正是告密连坐的先导么?
墨子又提出，最高统治者要有一批“贤良”的“羽翼”，遍布全国，进行侦察暗探和监视活动。

通过“亲信羽翼"集团，一方面可以了解民情，另一方面可借以实行权术政治。

他讲:“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尚同下》)“耳”、“目”遍布全国，探听细微向上报告，“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徧(音遍)知，乡里未徧(音遍)闻，天子得而赏之。

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音遍)知，乡里未徧(音遍)闻，天子得而罚之”。

与人处事就能“先人得之”、“先人成之”、“先人发之”。

墨子这种主张在实践上会流子权术，正如他自己讲的:“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慄，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尚同中》)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墨子是权术政治的先导。

四、专制主义政治体系
实现尚同还必须有一定的“政长”体系来保证。

墨子所设想的政治体系，由天子、三公、诸侯、将军、大夫及乡长、里长等行政序列组成。

从理论上讲，每一级的政长都应是贤者。

但下必须绝对服从上。

“上之所是，必亦是之。

上之所非，必亦非之”每一级都要向顶头上司保待统一，层层如此，“里长顺天子政，面一同其里之义。

”里长直接对乡长负责，乡长要尚同于国君，国君又尚同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

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

天子再上同于天(参见《尚同中》)。

这种体系只能说是一个专制主义体系。

专制主义并不绝对排斥下对上进行规谏，相反，墨子还提倡“上有过，规谏之”。

但是绝对不准有“下比之心”，更不准有下比结党之行。

因此，这种进谏对专制主义决构不成任何威胁，反倒可以成为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

墨子尚同思想中具有法术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墨子就是法术家，或法术家本源于墨子，只能说墨子思想中有法术的成分，是法术家思想的一个来源.墨家后学具有明显的形名性质而形名又是后期法术家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

墨子有法术的倾向，可以找出它们的源流关系。

墨子之尚同式的政体不同与绝对专制政体：其一，君长之所以能治民，由其能坚持公利之目标，以为尚同之准绳。

若君长不尽此责任，则失其位置。

君长应本公利以执行政治决断，则君长之义以能表示公利成为全体尚同之归宿。

非君长本身有决定是非之无上权威也。

其二，墨子仍坚持封建体制，与孔子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封建天下理想并无二致。

五、墨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兼相爱、交相利”的复合价值观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助体系。

按照这种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也是提倡利益主体对私利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不能以满足自身的单纯“利己”为目的，而应以“兼相爱、交相利”的复合价值观为指导原则，利己是出发点，利他是终结点，最终双方追求的结果却是在作用与反作用中实现互惠互利，达到共赢。

（二）“尚同”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促进政令畅通，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墨子的“尚同”思想在当今社会中表现为社会认同机制,所谓社会认同机制,就是运用社会宣传、教育与沟通等多方面机制,促使人们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念。

具体表现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讲,统一的社会认同机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

“一同天下之义”是墨子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还是“上同”:所谓“上同”一方面就是指下级上同于上级,乡里上同于国君,而国君上同于天子,天子上同于天。

这可以理解为上情下达:另一方面,“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

”这可以称之为下情上达。

全起来就是上下通情的意思,一切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利乎人即为,不利乎人即止”只有这样国家的意志、法令与人民思想、行动的统一,才能保证政令畅通,充满活力,这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了解我们今天建设的和谐社会,我们能从这一点上得如下两条启示:
1.上下通情,则政通人和,政是政令,和是和谐,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政策方针由上而下得到彻底贯彻,人民生活和谐幸福。

对于一个国家及至民族而言:做到政通人
和,不仅社会能和谐,国家的向心力、民族的凝聚力还能得到大大的加强。

而这种向心力、凝聚力落实到一点,那就是共同的社会奋斗目标与理想追求,又可以回到墨子所提倡的“天下一义”了。

2.自下而上的掌握实情,才能使社会充满活力。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换言之,人是社会的主要因素,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说到实处就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

从墨子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墨子强调的是下位者的思想认识、言论、行为、及至思想认识都得及时汇报,但这种“上同”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上位者也要实行仁政,顺民意、从天理,这样的政治其实就是处于一种监督与被监督之间,才能令天下长治久安。

3.上下通情的目的是消除差异,顺应天意,构建社会社会不是搞一团和气,更不应该无视或回避社会矛盾,有了分岐很正常,关键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墨子的办法是就是以天为法仪,以通情为手段的解决方式,即行于地,而度于天,当然这里的天我们应该理解为天志或是客观真理,墨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赏罚分明、上下通情、公正严明、充满活力的社会场景。

当然对我们今天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要把天意换成正义或是法律就可以了。

墨子所提倡的尚同社会里无论是“兼爱”还是“尚贤”无一不体现着一种平等、普遍、互惠、互利之爱。

在墨子看来,社会的失衡乃至动乱,都是由于人的不平等而导致的爱的不平等。

所以他的思想无论是从人的内心修为到外在制度及至选择人才一的原则都体现着一种统一的公平正义的思路。

（三）“尚贤”的群众政治观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

墨子对百姓疾苦关切的同时，没有忽视对上层统治阶级所存诟病的审视。

他认为：“夫尚贤者，为政之本也。

”“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墨子·尚贤上》$ 可见，墨子早在二千年前就将“尚贤”政治观纳入其思想体系之中，并将其定性为执政之根本。

在他看来，天下之乱，“上下相贼”的根源在于自上而下政令、意见的不统一，而不统一的原因又在于没有“任人唯贤”的政治制度。

墨子所倡导的“任人唯贤”与孔子所讲具有本质区别，孔子所维护的是没落的贵族阶级，并认为“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百姓一向是愚昧无知的而墨子却是站在庶民一方的，他提出“官无常贵，民无常贱”“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都有公平竞争、参与政治的权利，“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墨子·尚贤上》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墨子“尚贤”思想中极强的群众意识。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依赖于人的全面发展，而全面发展的实现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完善的基层选拔任用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开透明的立法程序是保障公民获得平等权利的基础，只有各项法律法规同趋合理化、人性化，公民才可能真正地不分地位和职业的差别，参与管理，参与分配，共享机会平等。

墨子并没有局限于“唯贤是举”的理论，同时又提出了“教天下以义”#《墨子·鲁问》$的教育救世的观念，他认为，通过受教育的方式，更多的庶民可以成为“兼士”，即“厚乎德性，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下》之士，以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中》的社会功用。

墨子认为，通过“教天下以义”，可以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增强他们适应社会，贡献社会的能力。

“墨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的教育思想”这对当前国家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全面推进教育创新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不断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培养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才兼备的国民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利保障。

（四）“节用”的文明消费观有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墨子倡导文明的消费观。

针对当时侈靡的经济现状，墨子发出了“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呼唤，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其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合理地利用资源，通过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最终实现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墨子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革贵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

”《墨子·节用中》这里是说凡是天下的百工，无论是造车的，还是做木匠的，各自从事所擅长的技能，只要能够供给民用就可以了。

墨子在此强调了人在自然面前要有所节制，生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