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和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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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情市情研究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4期(总第160期)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Zhe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No.4,2019(Sum ,160)
兴豫之本则必在农。

河南要“全面推动形成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则“任何时候都不能抹去祖
祖辈辈在我们身上打下的烙印”[1]。

2019年全国两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再次重申乡村振兴战略这一要事,指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

因此,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不可“缺席”的重要“参与者”,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而且更应为其他“四大振兴”提供精神支柱和文化滋养。

一、河南乡村文化振兴的优势分析
河南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有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的政治和制度优势,而且还有全省浓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已有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经验基础,这为河南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既有优势。

1.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河南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随后乡村振兴
战略被写入党章。

依据国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有关文件精神,河南迅速行动,于2018年初制定印发了《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乡风文明”随之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六大“重点任务”之一;随后,《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出台,成为指导全省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据,“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塑造中原质朴美善新乡风”是规划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省级层面乡村文化振兴政策的指导下,全省各地结合自身文化实际,开始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

2.河南省情的特殊性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天然的有利环境。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渊源。

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曾有20多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此,现有开封、洛阳、安阳、郑州四大古都,占据全国古都总数的一半。

这里曾经承载过中华历史的无尽辉煌,孕育了裴李岗文化、仰

要:河南乡村文化振兴既有政治和制度、积淀和资源、产业和事业等既有优势,又有内生动
力不足、振兴主体缺失、文化空间萎缩、行政管理“程式化”等现实困境。

要实现河南乡村文化的有效振兴和永续发展,需要从激发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重塑乡村文化主体文化自信、建立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促进乡村文化现代转型等方面寻求实现路径。

关键词:河南乡村文化振兴;优势;困境;路径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701(2019)04-0083-05河南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和路径选择
周翠英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河南郑州450007)
收稿日期:2019-05-25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8B173);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92400410269);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调研课题(SKL —2019—1151)
作者简介:周翠英(1981—),女,河南民权人,硕士,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韶文化、龙山文化、黄帝文化等独特的文化资源。

河南古迹众多,地下文物资源和馆藏文物均居全国首位,共有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以及与其他省份联合申报的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等5处世界文化遗产,18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厚,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朱仙镇木版年画(开封市)等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等多种文化形式。

几千年来,在河南发端的儒、道、墨、法文化奠定了中华哲学的基石,在中原大地孕育出的姜子牙、商鞅等政治家、军事家,张衡、张仲景等科学家、医学家,杜甫、韩愈、褚遂良等文学家、艺术家,现当代史上的吉鸿昌等抗日民族英雄、邓颖超等革命先辈精神生生不息,这些薪火相传的文化标识彰显了中原腹地的人文精神和气质特征,集中体现了华夏历史文明的精髓所在,具有雄浑浓厚的历史积淀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一切都为河南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

3.河南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既有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南审时度势,立足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十二五”期间,河南共建成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个、文化产业基地12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9个、文化产业基地87个,从业人员达35万人,总资产320亿元,营业收入近280亿元。

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河南还注重打造优势品牌,形成了许多标志性文化成果,如以《朝阳沟》《常香玉》《红旗渠》等为代表的经典剧目,以古都文化、文字文化、武术文化等为代表的文化旅游,以南阳玉雕、开封汴绣、洛阳唐三彩等为代表的传统工艺,以《小樱桃》《漫画月刊》《少年司马光》等为代表的动漫品牌,在拉长产业链条的同时形成品牌效应,彰显了河南大地的厚重与独特魅力[2]。

在独具文化产业优势的同时,河南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特有的地域优势。

根据中央部署,河南从本省实际出发,着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继出台《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05~2020)》《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实施意见》等重要的规范性政策文件,不断
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搭建公益性文化活动
平台。

截至2018年年底,全省建成乡镇文化站(含
街道文化中心)2398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40187个,基本实现了“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有文化站,村(社区)有综合文化中心”的目标。

河南
文化事业的大力发展,使得乡村农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持续增强,这为河南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雄厚
的现实基础。

二、河南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要实现农业强、农民
富,还要实现乡风文明的农村美。

然而,在城镇化、
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河南乡村文化振兴面临
着诸多困境。

1.乡村文化自身内生动力不足。

文化自身具有超越性和自在性的固有结构特征。

所谓超越性,是指人在创造物质财物和精神财富的过程中,抽象出了超越自然和本能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而自在性指文化是在历史中凝结成的,是人类世代传承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特定集体共同认可与遵循的生存方式与价值理论[3]。

超越性和自在性的矛盾运动为文化自身的变化提供了内在动力。

而新型城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河南乡村文化处于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转型期。

现代城市文化的直接冲击,会激发乡村文化本身超越性因素的觉醒,即对其本身传统的、民族的因素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生发出前进的动力。

在这其中,核心价值对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重新融合起着关键作用[4]。

然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使得城市文化被认为是“先进”“现代”“文明”的代表,而乡村文化则被认定为“落后”“保守”“愚昧”的象征,强大的市场化、物质化的价值导向,使得传统乡村文化日益式微,“农民对自然的敬畏日益淡薄,生态伦理遭到破坏,道德底线失范,因利益冲突带来乡村社会关系的矛盾和紧张,人际关系呈现出淡薄化、疏远化”[5],乡村社会的传统优势面临挑战,乡村文化认同失去了价值基础。

2.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缺失。

乡村文化是“以农
民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类型”[6],农民在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应处于主体地位。

而《2018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为2995.14万人,占乡村总人数4698万人的63.75%。

这一庞大农村劳动力人口转出比例,带来的不仅是农民生产空间和存在方式的转变,而且必然使得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体出现断层危机。

这些离土的农民,平均年龄为40.2岁[7],他们本是乡村中的精英和乡贤,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坚力量,但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割裂了长久以来与土地的“天然”联系。

留守在乡村的部分乡村妇女则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力量,但她们或因文化水平有限,或因主观上的重视程度不够,或因时间和精力上的欠缺,整体缺乏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的主动性。

留守儿童本应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后生力量,但因乡村文化自信教育的缺失,以及家庭中父母双方或一方的缺席,使得留守儿童对城市文化充满了向往,乡村文化则被视为非主流文化,处于被抛弃的边缘和角落。

这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使得乡村文化的传承主体出现断层和缺失,乡村文化的发展和振兴难以为继。

3.乡村文化空间日益萎缩。

乡村的自然生态,是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空间基础,是强调血缘和地缘存在的生活共同体,包含着深刻的生态观念、乡规乡约、传统道德、处事原则等乡村文化价值认同。

乡村文化空间不仅是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地理学上的场所和载体,还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和归属意识[8]。

小农经济模式下,河南农民在中原大地上繁衍生息,从事着生产生活活动,同时维系和彰显着乡村文化的独特内涵和魅力。

而在现代化、市场化的冲击下,全省大量务工人口的流出,使得乡村成了没有生机活力甚至是萧条冷落的场所,很多自然村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和“留守村”。

承载着“乡愁”真实“记忆之场”的祠堂、戏台、集市、村落、古建筑等,或被过度开发或长期荒置仅存于现实的一隅,处于被遗忘的角落。

但现代
版的乡村文化空间如农家书屋、文化广场、棋牌室、文化信息工程、篮球场等,其受欢迎程度和使用率也不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留得住乡愁”的不仅仅是这些实体空间,还有附加其上的文化记忆和地域文化自觉。

乡村文化空间的日益萎缩,是乡村文化振兴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

4.乡村文化行政管理“程式化”明显。

近年来,河南积极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一直存在政府投入和农民需求不对等、忽视地域特殊性等突出问题,在文化建设方面则以政府和文化部门的“程式化”管理为主,存在较为明显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给模式。

这种由政府单方面主导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是一种以城市文化为模板的文化注入式灌输,它以俯视且优越的文化姿态看待乡村文化并对其加以改造,缺乏激励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而并没有真正符合农民的心理需求和“口味儿”,因此,出现了农民主动性不高、参与性不强的“政府在干,农民在看”的尴尬现象,农民游离于自身家乡文化建设之外,成为看客和旁观者。

另外,乡村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因“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程式化”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借助政府力量推进国家文化意识,方式过于单一,“‘一刀切’的文化政策,标准化的改造方式,抹杀了乡村文化地域性、多样性的特点,造成同质化结果”[5]。

三、河南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工程,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既要考虑文化自身的问题,也要考虑文化传承主体的问题;既要处理好乡村文化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政府“送文化”和农民“要文化”以及传统手段和科技手段的关系。

1.激发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动力。

河南作为地处中原的农业大省,其乡村文化具有典型的传统性、稳固性、封闭性等特点,这正是其自身自在性方面的体现;而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和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使得文化的超越性充分发挥作用,这恰是乡村文化发展振兴的内在动力。

激发这
一动力,一是需要提高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

文化消费需求受文化消费能力、文化供给能力、文化产品价格、文化素质、休闲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提升文化消费需求,则需提高人们的经济支付能力和文化素质,增加人们的休闲娱乐时间,提升文化的供给能力,降低文化产品价格。

二是需要促进乡村文化多样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面对这一矛盾,乡村文化必须满足人们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文化需求,既要有视频、音频等网络文化,也要有书籍、报纸等传统文化;既要有广场舞、游戏等娱乐性文化,也要有农民丰收节、传统手工艺等生产性文化。

三是需要加大乡村文化创新力度。

创新是乡村文化适应时代、实现永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乡村文化创新既要实现科技、文创等文化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也要实现风俗、礼仪、饮食、服饰、技艺、曲艺等文化内容上的创新,还要实现网络新媒体、电子媒介等传播方式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乡村文化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2.重塑乡村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

乡村文化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反映的是农民自身的观点认识、风俗习惯、人文精神、处事原则、道德标准。

乡村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是农民能理性看待本群体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对乡村文化持自信、乐观、积极的态度。

他们对本群体的文化既不妄自尊大、盲目乐观,也不贬斥矮化、妄自菲薄[9];他们既能积极传承自身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又能主动吸收其他文化形态的积极因素,在碰撞、交流中实现有效融合。

重塑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文化自信,一是需要深入挖掘当地文化资源优势。

深入挖掘全省乡村独特的姓氏文化、红色文化、手工艺等文化资源,可以使当地农民充分了解和掌握当地文化的历史、文脉、优势等,客观认识当地文化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振兴当地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是需要开展符合农民实际的文化活动。

积极开展切合农民口味、符合农民实际的乡村文化活动,可以提高其对自身文化价值
正确认知的能力,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使其积极主动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大潮中。

三是需要充分利用当地文化精英的示范带头作用。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乡村各类人才不断涌入城市,留守在乡村的老人、妇女、儿童即使有心振兴当地文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振兴乡村文化必须充分利用返乡的精英、技术能手等人才,通过“身边人”的示范带动,重塑当地农民的文化自信。

3.建立乡村文化的协同治理模式。

河南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政府、市场、农民、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的高度融合、协同治理。

一是准确把握政府的职能定位。

政府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应做到“到位不越位”,一方面充分发挥其在政策制定、资金投入、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努力构建农民文化诉求表达沟通机制,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式的有机结合,实现政府“送文化”和农民“要文化”的精准对接,避免出现“政府在做、农民在看”的非正常情况。

二是着重突出农民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地位。

乡村文化振兴必须把握“农民是乡村文化振兴主体”这一核心定位,明确农民在文化振兴中的身份和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让其主动传承文化经典,讲述身边故事,表达自身情感,做乡村文化振兴的参与者和主力军。

同时,通过资金支持和规范管理,充分发挥篮球队、广场舞队、秧歌队、武术队、腰鼓队、妇女文化组织等乡村组织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符合农民实际需求的活动,实现乡村文化的永续发展和有效振兴。

三是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将市场机制融入开发和配置乡村文化资源、建设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发展经营乡村文化产业等乡村文化振兴的相关环节,并建立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既能吸纳多方资金,拓宽融资渠道,将“文化资本”引入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聚合之中,又能有效融合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汇集文化力量,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需要。

4.实现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

河南乡村文化要始终保持旺盛的时代生命力,就必须实现其在功
能、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的现代转型。

一是实现精神内涵上的现代融入。

当前,河南开放、发展力度进一步加大,农民的价值选择、社会意识、价值理念等日益多元,统一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难以形成,因此,处理好乡村文化多元化趋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核,厘清乡村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关系,将乡村文化中的诚信、勤劳、互助、仁爱等道德观念融入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实现乡村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双向良性互动。

二是实现表现形式上的现代转型。

以适合农民口味、表达农民心声、反映农民日常生活为出发点,用贴近农民、贴近生活以及高科技、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使碑石铭刻等古物活起来,“河南梆子”等艺术走出去,“镇平玉雕”等手工艺传播开,不断激活乡村文化的时代生命力。

三是实现传播手段上的现代转型。

乡村文化中的村居、民宿、戏曲、传统技艺等要为其他社会群体了解和熟知,离不开现代化专业化的传播手段,因此,需要专业化的科技人才致力于诸如数字化工程、信息平台、手机客户端等科技化信息化传播方式的研发和适用,改变过去单纯口口相传等传统的传播方式和“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播理念,不断提高乡村文化
的吸引力和表现力。

参考文献:
[1]王国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以党的初心和使命引领脱贫攻坚[N].河南日
报,2018-10-17(1).
[2]赵素萍.出彩中原铸华章[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246-251.
[3]田丽,邹丽萍.文化融合的起点、轨迹与演绎[J].
重庆社会科学,2015,(10):72-77.
[4]田丽,邹丽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问题——基于乡村文化的视角[J].学习论坛,2016,(4):56-60.
[5]吕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求实,2019,(2):97-108.
[6]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7,(1):119-127.
[7]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北京:国家统计局,2019.
[8]陈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J].人民论坛,2018,(8):125-127.
[9]吕宾,俞睿.乡村文化自信培养困境与路径选择[J].学习论坛,2018,(4):68-75.
[责任编辑张敬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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