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意义

论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意义
作者：薛富兴
来源：《鄱阳湖学刊》2021年第02期
[摘要]艾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在哲学层面坚持对自然的客观性立场，在可操作层面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对恰当自然审美欣赏的重要意义。

它为自然审美的真正独立自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环境审美，即对群体自然内在诸要素功能性互依共生生态机制之感知、理解与体验，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指导。

它对于中国学者自觉反思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倾向——以物比德、借景抒情和以物自适，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目前并未完善，还有诸多方面有待改进。

[关键词]艾伦·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自然科学知识;自然审美传统;主观主义
加拿大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的环境美学——“科学认知主义”（Scientific Cognitive Theory），自21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以来，日渐为学界所熟知，已被视为与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的“参与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同样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西方环境美学理论成果之一。

有关科学认知主义的重要学术论著均被翻译介绍进来，国内通论型环境美学理论著作大多会介绍这一理论，以此为主题的学术论著则更多，有的论著已将该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进行比较，甚至融合。

经学界20多年的共同努力，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已然构成中国当代环境美学学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乃其幸运和成功的方面。

然而，另一方面的事实也需关注：与伯林特的“参与美学”在中国几乎被毫无保留接受的情形相比，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似乎受到国内学术界更多的质疑。

许多质疑十分有力，将更好地促进该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①其实，即使是对该理论的肯定，目前国内学界对其独特价值的认知仍然有限。

本文愿就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对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评估
艾伦·卡尔松的环境美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他已成功地创立了一个以科学认知主义理论闻名的环境美学理论体系，其论域从自然环境拓展到人类影响环境，再到人类文化环境;其理论支点从自然特性发展到功能，乃至日常生活。

一定意义上说，卡尔松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开创者和拓展者，其理论建设发展脉络与论域拓展可视为一部浓缩的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发展史，对我们具有相当的学术启示意义。

①近年来，卡尔松的研究视野又有所拓展。

一方面，他的学术思考增加了环境伦理学的视野，开始关注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融合;另一方面，他有意识地了解中国的相关学术成果，努力地吸收并融会之。

然而，其整体的科学认知立场并未发生改变，因此，以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描述其所有的学术成果，当仍然有效。

科学认知主义理论首先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理论体系，其核心主张有二：一是提倡客观地欣赏自然，强调要把自然当自然对待，主张在自然审美中欣赏自然对象自身真正具有的特性与功能。

二是提倡在自然审美欣赏中欣赏者要自觉地引入相关自然科学知识，认为这些知识对于欣赏者恰当、深入、细致地欣赏自然十分重要。

前者是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整体性哲学立场，后者则是贯彻此立场的形而下可操作性途径。

二者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关于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的微型理论系统。

在审美这一总体上是感性的领域内极力强调科学知识这一理性成果的重要作用，这便是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最独到处，它因此引起英语和汉语学界的广泛关注。

这些关注中当然有其支持者，但更多的是质疑者。

质疑者认为，如果人们欣赏和赞美自然还需要专业性的自然科学知识，那科盲们便失去欣赏自然美的权利，一个天文学外行也因此而无法感受那一轮东升的旭日，因而也就无法称颂太阳之美？研究自然科学的专家毕竟是少数，在自然科学昌盛之前，先辈为我们留下多少描摹与赞颂自然的华美诗篇？该理论的独特处正在于公开挑战了自休谟以来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法，以及美学之父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为审美划分的感性边界，在审美领域极力强调其另一端——理性认知对于人类审美的积极意义。

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认知主义理论虽然是一份个性卓然的学术成果，却远非一个成熟和完善的理论系统。

作为自然美学理论系统，其最明显的弱点就是未能对如何在自然审美欣赏活动中成功地将科学知识转化为一种感性审美经验作出正面而有力的逻辑论证。

换言之，它未能成功地处理自然审美中审美感性与科学理性之逻辑关系。

其次，卡尔松虽然正面提出了自然审美中到底应当欣赏什么，以及什么样的自然审美是不恰当的，恰当的欣赏应当如何等问题;然而对于自然美内涵这一核心问题，他却并未作出系统和深入的理论说明，从而使这一专门解释自然审美基础问题的理论系统显得十分单薄。

正是基于此认识，笔者对卡尔松的既有理论做了一些尝试性的拓展工作，提出完善的自然审美（对“对象自然”，即特定个体自然对象的审美欣赏）应当由物相、物性、物功与物史四个层面的内容构成，此项工作成功地解决了自然审美欣赏如何既坚持客观性立场，又能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问题，使我们的自然审美经验既有深刻内涵，又有客观的事实基础，由此有效地走出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要么客观而肤浅，要么深刻而主观的难堪悖论。

②此外，作为环境美学理论成果，学界有理由要求它首先是一套关于审美的理论，然后才是关于环境或生态的理论，即美学学科视野下的环境审美，而非环境问题视野下的审美现象学。

对此，卡尔松显然未有充分的自觉意识。

③更重要的是，尔松虽然正确地提出了自然审美欣赏的第一性原则——“自然是环境的”及其“环境模式”（Environmental Model）;然而，对于环境美学核心问题——自然审美与环境审美，亦即对象自然与环境自然的本质区别，以及自然环境之美的核心内涵究竟为何物，他也未能提供正面、系统而又有力的说明，这同样成为该理论的关键性薄弱环节。

针对此情形，笔者在卡尔松核心观念的基础上做了又一拓展性工作，提出一个专门阐释环境自然美内涵的系统。

①
若立足于整个环境哲学视野，我们就会发现，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也未能从根本上回答对于环境自然的欣赏，为何应该与对对象自然的欣赏有所不同，而只是正面且正确地描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性事实——“自然是环境的”。

幸运的是，这一问题被北美环境哲学家贝尔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成功地解决了。

受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大地伦
理”（Land Ethic）观念的启发，卡利科特明确地指出：当代环境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面对世界时“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与“整体主义”（Holism）立場之差异，唯有自觉地坚持后者，才会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哲学。

笔者认为，卡利科特的这种整体主义环境哲学正可为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同时，立足于当代环境伦理所倡导的尊重自然、关爱自然与敬畏和感恩自然之“新伦理”，卡尔松面对环境审美时的纯认识论立场便显其固有局限。

对于一种完善的环境美学而言，科学之真（及其背后的科学理性）与伦理之善（环境自身的自然之善与环境审美主体的环境美德）当是其不可或缺之双翼。

②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显然只抓住了其中一项，这便极大地制约了该理论对环境审美的逻辑与现实阐释力。

可喜的是，卡尔松本人近年来似乎已然意识到此问题，并开始正面讨论环境伦理问题。

③
艾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立以来，首先在英语学术界受到很大关注，但它在西方当代环境美学领域受到的质疑一点也不比受到的赞同少，甚至更多一些，然而它总是需要被质疑，这也正是它成功与重要性的表现。

与伯林特的参与美学一样，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最初并非来自当代环境危机的现实压迫，也并非来自其对自然环境特性的正面、细致考察，这两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均无环境研究之自然科学背景。

相反，它们都来自学院派职业哲学家对传统美学的内部反思，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工具乃是20世纪中期的分析哲学。

参与美学在艺术哲学内部通过对以美术为典范的静观艺术的哲学反思，提出以音乐和戏剧为原型的新的参与艺术哲学。

今天我们所认为的环境美学典型范式——参与美学，不过是伯林特以艺术“审美场”为理论原点的参与艺术哲学之顺势推演而已，乃其参与艺术哲学之副产品。

因为它并非一种对自然环境进行独立、正面考察而来的“环境性”理论成果，且以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活动——“参与”，而非以“自然环境”为主体。

严格说来，这并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美学。

就“参与”这一核心理念而言，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并非其首要因素。

一定意义上说，“环境”在此不过其动态表演性艺术的一个隐喻。

离开环境美学这一特殊语境，参与美学的核心理念依然成立。

这也正是参与美学在极短的时间内能迅速地从对自然环境的讨论拓展到城市环境的根本原因。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这里。

简要考察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卡尔松的理论也并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环境美学理论，亦即它并非卡尔松与环境直接对话的结果。

相反，它来自卡尔松对传统自然美学，即对自然审美欣赏问题的反思。

卡尔松理论建构的直接性学术资源——赫伯恩（Ronald Hepburn）的《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Contemporary Aesthet 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是在传统美学范围内重新强调自然美研究的重要性，其间接性学术资源——肯德尔·沃尔顿（Kendall L. Walton）的《艺术范畴》（“Categories of Art”）则属于艺术哲学。

卡尔松继承前者的思路，拓展性地正面提出自然审美欣赏什么，以及如何欣赏的问题。

他又从后者借鉴了一个核心工具——“艺术范畴”（category of art），将沃尔顿所讨论的“如何恰当地欣赏现代艺术”这一問题转化为他所关心的“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并将沃尔顿的核心理念“艺术范畴”转化为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

如此这般的理论创新皆源于他所作的一项类比性推论——如果说在艺术欣赏中，关于特定作品的艺术史与
艺术批评知识是重要的，那么在自然审美欣赏中也需要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我们可以发现，在卡尔松的核心推论中，“环境”是可以不出场的，这便使我们对此理论的环境美学性质与身份产生极大怀疑。

相反，若我们仅把它理解为一种自然美学理论，它便十分精彩，且有强大的逻辑力量。

这便是一个很有趣的结论：虽然我们开始以环境美学的名义尊崇与分析这两种代表性学术成果，但最后却发现，其实它们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环境美学。

而且即使到今天，离开环境美学这一语境，此二者依然可自我树立，均不失为两种极有理论拓展力和现实阐释力的美学理论。

虽然将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作为自然美学来理解似乎更为顺畅，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它对环境美学无效。

相反，一旦进入环境美学新语境，其理论能量又得到很大的释放。

它所需做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补充——将原来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地标注为“环境的”或“生态的”知识即可，原来的推理仍然成立。

这一理论系统是有力的，因为你若与之所宣布者完全相反，就会导致逻辑与现实困境。

比如，你可以主张自然审美欣赏就应当是主观的，就应当与自然对象毫无关联吗？那会导致完全取消“自然美”与“自然审美”这样的核心概念。

又比如，你可以主张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对所欣赏自然对象懂得越少越好吗？很难。

如此立场放在艺术欣赏语境会遭到普遍排斥。

那么，同样的审美欣赏，为何自然审美就应当无条件地容纳关于自然的文盲呢？这样的矛盾立场无益于一种统一的美学理论之存在。

一般而言，最有逻辑力量的理论往往极有特色，然而此类理论往往也会招致同样强度的质疑。

比如，科学认知主义式的自然欣赏如何才能既是科学的又是审美的？因为对自然的科学式认知并不直接导致审美经验，质疑者很容易找到科学认知有损于自然审美的例子，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提供的那样。

其次，即使承认了自然科学知识对于自然审美的重要性，“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个太大的概念，其主张者需要就知识与自然审美的相关性问题，在知识的性质、数量与范围等方面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此方面，卡尔松显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完善的自然审美欣赏模式理当是一个自觉地容纳了感性与理性二端的方案，即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到融二者于一体的直觉性审美范式。

依卡利科特的研究，早在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与伯林特的参与美学诞生之前，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land ethic）观念其实已然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对象自然与环境自然审美欣赏的理想模式。

①所憾者，卡尔松与伯林特这两位当代环境美学代表人物对其本土环境哲学先驱的这份成果未有足够敏感，他们分别立足于科学理性与审美感性二端，建立起各自新的环境审美模型。

他们没有意识到，与其前贤相比，自己的新成果在思维层次上实际上是倒退而非进步了，此足为热衷于学术创新者戒。

二、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对环境美学的意义
如上所言，虽然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作为环境美学并不完善，甚至并不典型，然而其突出的哲学立场与切实的问题解决方案，使之成为一种很出色的自然美学理论，并为环境美学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现在让我们先重温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两项核心理论成果对自然美学的意义，进而认识它对环境美学的基础性价值。

当卡尔松强调在自然审美中我们应当“把自然当自然来对待”（to treat nature as nature），应当客观地欣赏自然对象自身切实具有的特性本身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艾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立以来，首先在英语学术界受到很大关注，但它在西方当代环境美学领域受到的质疑一点也不比受到的赞同少，甚至更多一些，然而它总是需要被质疑，这也正是它成功与重要性的表现。

与伯林特的参与美学一样，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最初并非来自当代环境危机的现实压迫，也并非来自其对自然环境特性的正面、细致考察，这两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均无环境研究之自然科学背景。

相反，它们都来自学院派职业哲学家对传统美学的内部反思，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工具乃是20世纪中期的分析哲学。

参与美学在艺术哲学内部通过对以美术为典范的静观艺术的哲学反思，提出以音乐和戏剧为原型的新的参与艺术哲学。

今天我们所认为的环境美学典型范式——参与美学，不过是伯林特以艺术“审美场”为理论原点的参与艺术哲学之顺势推演而已，乃其参与艺术哲学之副产品。

因为它并非一种对自然环境进行独立、正面考察而来的“环境性”理论成果，且以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活动——“参与”，而非以“自然环境”为主体。

严格说来，这并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美学。

就“参与”这一核心理念而言，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并非其首要因素。

一定意义上说，“环境”在此不过其动态表演性艺术的一个隐喻。

离开环境美学这一特殊语境，参与美学的核心理念依然成立。

这也正是参与美学在极短的时间内能迅速地从对自然环境的讨论拓展到城市环境的根本原因。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这里。

简要考察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卡尔松的理论也并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环境美学理论，亦即它并非卡尔松与环境直接对话的结果。

相反，它来自卡尔松对传统自然美学，即对自然审美欣赏问题的反思。

卡尔松理论建构的直接性学术资源——赫伯恩（Ronald Hepburn）的《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是在传统美学范围内重新强调自然美研究的重要性，其间接性学术资源——肯德尔·沃尔顿（Kendall L. Walton）的《艺术范畴》（“Categories of Art”）则属于艺术哲学。

卡尔松继承前者的思路，拓展性地正面提出自然审美欣赏什么，以及如何欣赏的问题。

他又从后者借鉴了一个核心工具——“艺术范畴”（category of art），将沃尔顿所讨论的“如何恰当地欣赏现代艺术”这一问题转化为他所关心的“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并将沃尔顿的核心理念“艺术范畴”转化为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

如此这般的理论创新皆源于他所作的一项类比性推论——如果说在艺术欣赏中，关于特定作品的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知识是重要的，那么在自然审美欣赏中也需要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我们可以发现，在卡尔松的核心推论中，“环境”是可以不出场的，这便使我们对此理论的环境美学性质与身份产生极大怀疑。

相反，若我们仅把它理解为一种自然美学理论，它便十分精彩，且有强大的逻辑力量。

这便是一个很有趣的结论：虽然我们开始以环境美学的名义尊崇与分析这两种代表性学术成果，但最后却发现，其实它们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环境美学。

而且即使到今天，离开环境美学这一语境，此二者依然可自我树立，均不失为两种极有理论拓展力和现实阐释力的美学理论。

虽然将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作为自然美学来理解似乎更为顺畅，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它对环境美学无效。

相反，一旦进入环境美学新语境，其理论能量又得到很大的释放。

它所需做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补充——将原来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地标注为“环境的”或“生态的”知识即可，原来的推理仍然成立。

这一理论系统是有力的，因为你若与之所宣布者完全相反，就会导致逻辑与现实困境。

比如，你可以主张自然审美欣赏就应当是主观的，就应当与自然对象毫无关联吗？那会导致完全取消“自然美”与“自然审美”这样的核心概念。

又比如，你可以主张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对所欣赏自然对象懂得越少越好吗？很难。

如此立場放在艺术欣赏语境会遭到普遍排斥。

那么，同样的审美欣赏，为何自然审美就应当无条件地容纳关于自然的文盲呢？这样的矛盾立场无益于一种统一的美学理论之存在。

一般而言，最有逻辑力量的理论往往极有特色，然而此类理论往往也会招致同样强度的质疑。

比如，科学认知主义式的自然欣赏如何才能既是科学的又是审美的？因为对自然的科学式认知并不直接导致审美经验，质疑者很容易找到科学认知有损于自然审美的例子，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提供的那样。

其次，即使承认了自然科学知识对于自然审美的重要性，“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个太大的概念，其主张者需要就知识与自然审美的相关性问题，在知识的性质、数量与范围等方面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此方面，卡尔松显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完善的自然审美欣赏模式理当是一个自觉地容纳了感性与理性二端的方案，即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到融二者于一体的直觉性审美范式。

依卡利科特的研究，早在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与伯林特的参与美学诞生之前，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land ethic）观念其实已然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对象自然与环境自然审美欣赏的理想模式。

①所憾者，卡尔松与伯林特这两位当代环境美学代表人物对其本土环境哲学先驱的这份成果未有足够敏感，他们分别立足于科学理性与审美感性二端，建立起各自新的环境审美模型。

他们没有意识到，与其前贤相比，自己的新成果在思维层次上实际上是倒退而非进步了，此足为热衷于学术创新者戒。

二、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对环境美学的意义
如上所言，虽然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作为环境美学并不完善，甚至并不典型，然而其突出的哲学立场与切实的问题解决方案，使之成为一种很出色的自然美学理论，并为环境美学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现在让我们先重温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两项核心理论成果对自然美学的意义，进而认识它对环境美学的基础性价值。

当卡尔松强调在自然审美中我们应当“把自然当自然来对待”（to treat nature as nature），应当客观地欣赏自然对象自身切实具有的特性本身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艾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立以来，首先在英语学术界受到很大关注，但它在西方当代环境美学领域受到的质疑一点也不比受到的赞同少，甚至更多一些，然而它总是需要被质疑，这也正是它成功与重要性的表现。

与伯林特的参与美学一样，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最初并非来自当代环境危机的现实压迫，也并非来自其对自然环境特性的正面、细致考察，这两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均无环境研究之自然科学背景。

相反，它们都来自学院派职业哲学家对传统美学的内部反思，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工具乃是20世纪中期的分析哲学。

参与美学在艺术哲学内部通过对以美术为典范的静观艺术的哲学反思，提出以音乐和戏剧为原型的新的参与艺术哲学。

今天我们所认为的环境美学典型范式——参与美学，不过是伯林特以艺术“审美场”为理论原点的参与艺术哲学之顺势推演而已，乃其参与艺术哲学之副产品。

因为它并非一种对自然环境进行独立、正面考察而来的“环境性”理论成果，且以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活动——“参与”，而非以“自然环境”为主体。

严格说来，这并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美学。

就“参与”这一核心理念而言，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并非其首要因素。

一定意义上说，“环境”在此不过其动态表演性艺术的一个隐喻。

离开环境美学这一特殊语境，参与美学的核心理念依然成立。

这也正是参与美学在极短的时间内能迅速地从对自然环境的讨论拓展到城市环境的根本原因。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这里。

简要考察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卡尔松的理论也并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环境美学理论，亦即它并非卡尔松与环境直接对话的结果。

相反，它来自卡尔松对传统自然美学，即对自然审美欣赏问题的反思。

卡尔松理论建构的直接性学术资源——赫伯恩（Ronald Hepburn）的《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Cont 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是在传统美学范围内重新强调自然美研究的重要性，其间接性学术资源——肯德尔·沃尔顿（Kendall L. Walton）的《艺术范畴》（“Categories of Art”）则属于艺术哲学。

卡尔松继承前者的思路，拓展性地正面提出自然审美欣赏什么，以及如何欣赏的问题。

他又从后者借鉴了一个核心工具——“艺术范畴”（category of art），将沃尔顿所讨论的“如何恰当地欣赏现代艺术”这一问题转化为他所关心的“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并将沃尔顿的核心理念“艺术范畴”转化为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

如此这般的理论创新皆源于他所作的一项类比性推论——如果说在艺术欣赏中，关于特定作品的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知识是重要的，那么在自然审美欣赏中也需要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我们可以发现，在卡尔松的核心推论中，“环境”是可以不出场的，这便使我们对此理论的环境美学性质与身份产生极大怀疑。

相反，若我们仅把它理解为一种自然美学理论，它便十分精彩，且有强大的逻辑力量。

这便是一个很有趣的结论：虽然我们开始以环境美学的名义尊崇与分析这两种代表性学术成果，但最后却发现，其实它们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环境美学。

而且即使到今天，离开环境美学这一语境，此二者依然可自我树立，均不失为两种极有理论拓展力和现实阐释力的美学理论。

虽然将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作为自然美学来理解似乎更为顺畅，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它对环境美学无效。

相反，一旦进入环境美学新语境，其理论能量又得到很大的释放。

它所需做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补充——将原来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地标注为“环境的”或“生态的”知识即可，原来的推理仍然成立。

这一理论系统是有力的，因为你若与之所宣布者完全相反，就会导致逻辑与现实困境。

比如，你可以主张自然审美欣赏就应当是主观的，就应当与自然对象毫无关联吗？那会导致完全取消“自然美”与“自然审美”这样的核心概念。

又比如，你可以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