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的义和团运动

忻州的义和团运动忻州的义和团运动
“ 其一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
教会和教民与民众间的矛盾激化形成教案，民众聚众来反对教会，是义和团运动的起因。

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

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

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

部分不良教民利用特权优势欺压当地普通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加剧社会矛盾和不公，造成教案。

基督教会财产争议
雍正禁教之后，基督教堂大多被没收充公。

到咸同年间，这些房产有的早已翻拆改建，挪作他用，有的则是多次易手，查还已相当困难，但外国基督传教士仗着清廷上谕和法国公使的权威，往往不顾实际情况，任意索要绅民所尊崇的公所、会馆、书院、庙宇等，迫令退还，到后来发展到强迫买卖田地、低价勒索甚至霸占田地，因而激起中国人反抗。

基督徒与中国文化信仰的冲突
一些外国基督传教士不尊重中国文化，歧视中国文化，贬低佛教与道教为主的中国民间信仰，有的破坏中国风俗，造成当地保守中国人的不满。

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

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诬指被中国政府处死的基督传教士马赖，勾引奸淫妇女，而且奸污别人的新娘。

再如，1901年被梵蒂冈教会封为基督教圣徒的郭西德，被诬指奸污民女，放纵一些无赖基督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劫收割庄稼，最后被中国民众处死。

守旧势力仇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哲学家唐君毅说：“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

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

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

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
督教之战争。

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

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

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

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

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

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

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

也许是有些道理的。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

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

慈禧太后也十分痛恨,外国势力把康有为等人救出国外。

1985年《忻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载黎民撰写的《壮烈的一幕》称：
“光绪初年，英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

到了1882年（光绪八年）间，英国浸礼会派李提摩太自太原到忻川考查民情，先后引来传教士八人，到1899年（光绪二
十五年），李提摩太便在全城最高处的三家店，购得了四十余亩大片旷地，大兴土木，兴建礼拜堂，自此教徒增多，气势日盛，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到处横行霸道，态度十分蛮横。

常有因传教、设书摊，挤掉小商贩的无理行为，教徒们仗着洋人特有的治外法权，也不时与群众发生争吵、斗殴之事。

时值光绪二十六年春夏无雨，人民盼雨心切，各地不断有祈雨的情形。

祈雨忌戴草帽，而那些教徒们偏不服禁，由此民情大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阳曲县小店村的张二财，从太原移居忻州城，落户于南关,开了‘双合全’纸铺。

还在南关设坛、习拳练武、收徒学科。

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的秋后，在南关的枕头地里，发现有火光，火虽不大而炽烈，焰虽不高而明亮。

这一消息传开，即刻便有关帝庙里关云长‘显圣’的传说。

与此同时，南关‘双合全’纸铺的张二财主，过去常住在柜上，这时忽然不见了。

时过月余，张二财主回来，坐在柜上不言不语，人间情由也不答不理。

其时，太原义和团运动已很活跃。

有人从太原回来，告张二财主说：‘该办了！’从此，张二财主便，自称是大师兄关云长附身，并引导徒弟默诵口诀。

接着拿起武器，练拳习艺。

说来也怪，新参加几天的团勇，便武艺纯熟，其他人都以《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书里民间所敬佩的人物代表自己。

南关八九岁至二十岁的除姓杨、属羊的，即带‘洋’音的都不收外，其余都可参加。

大家都在红掌沟关帝庙
上，集体练武，合伙吃饭(米面都是团勇或群众自动捐献的)。

继南关设堂后，南街也在关帝庙设堂收徒。

没有几天，两处便发展成为七八十人的大军了。

不仅城内有，各大村也有了义和团的活动。

如播明、解原、游邀、董村、六石、奇村等地，义和团的组织发展迅速而普遍。

由于教徒的蛮横和仗势欺人，忻州人民群情激愤。

正值光绪二十六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

因而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得鬼。

’因之提出要‘杀尽洋鬼子，扫清二毛子’的激昂口号，团与教、群与教之间的斗争，越来越频繁和激烈，时有群众殴斗‘二毛子’的事件发生。

被殴者往往匿于教会不敢出来。

”
忻州的义和团运动活动受山东,北京,天津,太原等地义和团运动活动的影响。

义和拳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原名梅花拳。

1898年由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1897年3月，赵三多应邀率各地梅花拳徒3000多人，在梨园屯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亮拳活动。

磨盘张庄天主教堂的负责人是德国籍司铎薛田资，据说其为人性情强暴, 多次与种植教会田产的佃户冲突，惹脑了大刀会。

有村民恨其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公历11月1日，为天主教“诸
圣瞻礼”节日。

这一日，郓城县德国神甫韩.理加略和汶上县
德国神甫能方济，一齐来薛田资处拜会。

当日谈话到很晚，薛田资把自己的居室让给二人住宿，自己则去守门房内歇息。

夜间村民持大刀越墙而入，直入薛的住室，误将韩、能两人杀死。

薛田资则躲过一劫，逃脱后连夜赶来济宁州衙门报案。

知州凌芬知案情涉外，不敢怠慢，即报山东省巡抚衙署，奏请朝廷处理。

清政府后来虽然按德国方面要求，采取了“保教”，“惩凶”“抚恤”等措施，但是德国为配合其在山东的争夺权益的要求，即以此为藉口，派兵占据胶州湾，以武力威胁清廷。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了《中德胶奥租借条约》，取得了租借胶州湾、修筑胶济铁路及开采沿路矿山等权利。

清廷又按其苛刻要求，罢免了山东巡抚李秉衡，向教会交付了大量赔款。

中德双方议定，允许德国天主教会利用赔款在济宁州、曹州府、钜野县各新建教堂一所，匾额都使用《敕建天主堂》字样。

在一年以后，赵三多为避免因参与反洋教起事而牵连威县等地的梅花拳组织，才改称为义和拳。

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
北京天津。

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安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

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其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

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害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

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

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

1899年5月27日，三万拳民占领涿州。

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

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于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

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6月6日，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

义和团首领李来中向刚毅等表示义和团只反洋人，不反朝廷。

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

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

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

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

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

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

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

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

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护）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

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义和团烧毁前门老德记西药房，而附近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受波及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

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

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

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

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

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

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

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任载勋为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
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彼等”（并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

实际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达一份谴责洋人和表达决心的诏书，而该诏书未
曾按现代外交惯例，交予外国使节。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7]。

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

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

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

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6月25日，在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的率领率下，义和团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

今独不能贷一死耶？”被清军杀害。

一英国妇女抱着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

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

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

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仆役二十余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

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

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

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

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

由于清政府忽然由镇压义和团一旋而向各国‘宣战’，对义和团完全表示奖励。

忻州官吏内部矛盾尖锐，以武官海英为首的一派主张杀洋人，而以知州李崇光为首的一派则主张不杀。

时义和团的活动已达风声鹤唳，民心齐向的程度。

是时，三家店福音堂里住有八个洋人：四男四女。

见拳风四起，并声称要杀洋人，惊恐万分。

1899年7月义和团杀教民二十多人。

1899年7月10日(农历六月初三)，住在三家店福音堂教会的牧师们，眼见大势已去，邸牧师遂同其余七个牧师，雇了车马、驼、轿，携带家眷，匆匆溜出城外，企图逃向太原。

走到南张村时，遇有教徒张治国，将其接回家中，并作殷勤招待。

席间得悉：太原的义和团运动规模更大，群众同洋人的斗争更为激烈。

牧师们走投无路，遂又向西折向刘家山村，无如车夫不肯再送，牧师们只得步行七十余里。

在村中住了数日，闻太原英国传教士均被省巡抚毓贤所杀。

消息
传至忻州，牧师们再不敢在村中住宿，便在山后挖—土洞住下。

送饭、送水全靠刘家山的教徒帮助，如果因故送不进去，也只好在那里忍饥挨饿，毫无办法。

1899年8月1日(农历六月二十五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

1899年8月5日(农历六月二十九日)，住在刘家山山洞中的英国牧师，突然见到忻州知州李崇光派来的兵勇，赶着轿车，来接他们回城，声言要送他们到天津，而后转道归国。

牧师们一听，喜出望外，一个个相随回到城里。

进城后，为保护他们‘安全’，暂时安置在狱中。

这些牧师们在狱两旬，每日饮食丰盛，起居自由，都觉身体也比在窑洞中强壮了许多。

当忻州洋人被扣，义和团天天叫喊要杀洋人，以解民怨的时候，知州李崇光却施尽方法庇护洋人。

这样一来，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洋鬼子反而成了老爷子，享起福来了。

义和团民非常气愤，拥入衙门要杀李崇光，李仓惶出逃，不知去向。

省府遂派徐桂芬接任知州之职。

1899年8月20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晚上，先于省兵到时，州府派兵伏于穴城，城门外设两人，假作拳匪，海都司率其部下登城候令。

当省城巡抚毓贤从太原派来的兵勇二十余人，赶着三辆轿车，要‘护送’牧师们起身归国。

牧师们信以为真，男女八人相率上车，出了衙门口，向着东门进发。

甫出第一层城门，忽有灯笼由城上缒下，即有人在城门外呼叫。

海都司在城上高声问曰：“城外何人？”答曰：“神兵”！邸教士闻系海都司口音，即呼曰：“海老爷!设法救我。

”海答曰：“无法施救。

”遂命兵丁放炮数声，后又大声曰：“杀!杀！”当时穴城伏兵出，喊杀连天。

轿车内的洋人知已中计，惊恐万状，急得下车逃窜，有的爬坡，有的藏在车底轴上。

但此刻已成瓮中之鳖，哪里能够逃得出去？只见州官徐桂芬指挥都司海英和团勇捆绑洋人。

当时的情形，正是关门打狗，势在必杀。

每捆绑一个，韩银年(城内东街保和巷人)或刘士远(城内东街甜水井巷人)便斩杀一个。

眨眼工夫，只见八个洋人——五男三女已直条条地被杀在血泊之中。

其时血溅四处，连瓮圈城墙上，也是血迹斑斑。

直至四十八年以后，解放初期，瓮圈城墙上的石灰皮未掉以前，仍旧隐约可见。

男女教士所带珍物剥掠一空，尸首令车夫载至城外抛弃,尸身被暴于牧马河河滩数日，被恶类百般凌辱。

而忻州城一位非信徒学官朱鸿镐却于心不忍，买芦席八条，雇工人次第将西教士八人葬于城之东隅，并插以木标，书死者姓名于其上，随即逃走，以避义和团惩处。

李提摩太牧师因故归国,邸牧师的4个孩子被送回英国上学，幸免于难。

1899年6月27日，许景澄及袁昶联衔上奏，请杀主战
派，而再后杀两人以谢主战派。

1899年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1899年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

1899年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

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

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1899年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

1899年8月14日凌晨，联军占领北京城外，发起总攻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

俄军与日军面对的城墙较高，且遭遇的抵抗较强，各自阵亡了约100人；而美军进攻的东便门城墙较低，且离清军火力较远。

当日上午11时，美军使用云梯，让第九步兵队带着星条旗爬上城墙，成为最先攻入外城的部队；美军虽入外城，但被清军的炮火压制，难以继续前进。

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

晚上9时，俄、日军分由东直、朝阳二门突入。

1899年8月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
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1899年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

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8月14日仓皇离京，珍妃遭投井溺毙。

慈禧太后等人先逃至怀来县，又辗转逃亡至大同、太原，最后来到达西安。

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接到李鸿章等人发来的电报劝言，由轻率主战转为屈辱求和，决定出卖主战派和义和团，以求保住她的权力，不让列强支持的光绪取而代之。

慈禧太后下令满清兵和八国联军联手镇压义和团，杀戮主战官员。

1900年9月26日，慈禧太后革职毓贤被发放新疆。

1901年2月13日，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之惩处。

22日，在流放途中,毓贤被斩于甘肃兰州。

忻州州官徐桂芬惊吓而死；都司海英匿于宁武，后服毒自杀；团勇藏躲他乡。

团首张二财主回到了原籍阳曲小店村，为了转移视听，曾让老婆假设灵堂，哭祭送葬。

从此隐姓埋名，再无现身。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
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

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

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
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所义和团运动东南各省没有发生，只县于西北诸省。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

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

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

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

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所引起。

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

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

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以“拳民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