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十年磨剑:从1975年提出军队“消肿”到1985年领导百万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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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十年磨剑:从1975年提出军队
“消肿”到1985年领导百万裁军
作者:宋毅军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4年第9期
宋毅军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针对目前我军存在治军“松”和“软”的问题,习近平指出:“必须优化
规模结构,把军队搞得更加精干、编成更加科学。

要重点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限期把老旧
装备数量压下来,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

”因为战争年代邓小平、刘伯承、杨秀峰等实施
精兵简政的经验,以及邓小平在1975年到1985年10年里提出裁减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思想,对今天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改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刊特约请《邓小平军事文集》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丛书《邓小平》的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
究员、副巡视员宋毅军先生撰写该文。

笔者一直感到,邓小平从1975年提出军队“消肿”到1985年实施百万裁军这10年里,他提出裁减军队、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很重要,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成为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重
大决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对今天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改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2年: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得到了毛泽东撰文
赞扬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就曾实施精兵简政政策,1975年军队“消肿”、1985年百万裁军正是这些思想和经验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大规模实施精兵简政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期,随八路军总部机关由浅山区转入太行山腹地以后。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
的指示,邓小平等雷厉风行,贯彻落实,把精兵简政作为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度的中心任务之一。

此前,邓小平和刘伯承即从百团大战后部队因大量减员出现的机关庞大、连队编制不满的
实际情况出发,对一二九师进行了精简整编。

一是把师后勤部门合并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二是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到连队,当时光从师部就抽出250多人充实到第三八五旅、
第三八六旅等部。

1942年1月7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河北省涉县亲自主持召开精兵简政动员
大会,以及排以上干部参加的“精兵主义”讨论大会。

邓小平在大会上阐述实行精兵简政的必
要性。

会议制定了一二九师及所属太行、太岳、冀南等战略区精兵简政的要点。

1月25日,邓
小平亲赴太行六分区,具体指导精兵简政工作。

在邓小平和刘伯承切实有力的领导下,合并了
一些性质相近部门和伙食单位,从机关抽调一批年轻力壮的战士补充到连队。

例如,师直属队
伙食单位,由原来的41个减到19个,太行各军分区等共减少伙食单位156个。

有的单位对编
余人员或送学校深造,或安排加入生产部门,或安排到地方工作,或遣散回家务农。

仅此一项,半年即节省粮食10万斤,经费28万余元。

结果,晋冀鲁豫边区精兵简政成绩显著,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中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
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邓小平等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在八路军总部等机关遭受袭击以后,于1943年继续实行精简政策。

3、4月间,将一二九师所属第三八五旅、新一旅分别与太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
分区合并,所属各团均划为分区基干团,各分区、地委以上机关进一步进行了精简、合并。

10月,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进行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将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师部合并,保留
一二九师番号;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北方局合并,太行分局撤销。

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
4区直属北方局和集团军总部领导,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

在晋冀鲁豫边区的4个战略区中,太行区在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具体领导下,精简尤为彻底。

1944年4月5日,毛泽东在
批发《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时指出:“此件很有用,请刘少奇交党务研究室修改文字,送
《解放日报》发表,并予广播。

”经过多次精简,晋冀鲁豫边区的军队和政府的脱产人员,占
当地居民人数的3%不到,全区的领导和战斗机构适应了敌后斗争艰苦、复杂环境,从而取得了1942年5月对日军进行反“扫荡”、1943年5月反“蚕食”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

左权将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战场牺牲(牺牲于1942年5月的反“扫荡”中)的最高军事将领,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他的牺牲令人痛惜不已,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也很深刻。

1941
年7月,冈村宁次制定了一套“C号作战”计划,最后目的是消灭驻太行山北部地区的八路军
总部。

为此,冈村宁次训练了两支专门袭击八路军领导机关、刺杀八路军首脑人物的“特别挺
进杀人队”(又称挺身队)。

一是益子中队(队长益子重雄),二是六川中队(队长六川桃吉)。

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挺身队”化装成八路军,带着八路军首脑人物照片,夜行晓宿,不走大路,不进民房,直奔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地赤岸村。

益子中队于1942年5月21日夜出发,几经周折,于5月23日夜间,深入八路军总部所在的麻田、武军寺
一带,探清了包括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杨立三等总部首长在内的八路军总部机关、中共中
央北方局、党校等重要部门的确切方位及兵力部署,之后迅速报告。

日军立即指挥近3万整装
待发的官兵从四面八方将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后的新驻地团团包围。

24日,敌人已形成的合围
圈内有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的一部分、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党校、新华日报社、
后勤部门及掩护部队共l万多人。

情况万分紧急!25日,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分三路进行突围。

日军发现
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后,一边加紧收缩包围圈,一边加强火力进攻,并派出6架飞机在八路
军突围部队的上空轮番轰炸。

下午5时,左权组织队伍继续突围,尽管最后大部分人突围成功,但是,左权将军头部被弹片击中,永远倒在了涉县南艾铺和辽县(今左权县)北艾铺交界处的
十字岭上。

72年后,笔者来到当年血火交融的十字岭上,在缅怀烈士的同时,也在思索着其中的原因:一是敌人获取信息准确且及时,而我军对敌情疏忽、失灵;二是敌人“挺身队”化装且精干,
而我们的机关集中、人员众多。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结果就是这样无情!以至于毛泽东建议彭
德怀将八路军总部后撤至晋西北。

相比之下,刘、邓一二九师则因1942年初期进行了第一次精兵简政,军政机关和部队不仅“瘦身”而且精干,因而识破了日军“挺身队”化装成八路军的
伎俩,结果化险为夷。

1975年:邓小平回答军队整顿什么?“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
“文化大革命”前,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需要,军队总人数在1958年降到了最低点,整个军队比较精干。

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需要就是编制”等错误思想指导,我军臃肿不堪。

国防经费有限,如何供养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邓
小平从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坚决果断地提出“军队要消肿”,而且一讲就是10年。

实际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从军队最先开始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消肿”。

1975年1月
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他在这年的1月14日、19日、25日,2月8日,3月3日、12日、24日,4月2日、3日、9日、10日,5月19日,出席各种关于军队工作的汇报以后的讲话中,都反复指出了部队机构很庞大,机构重叠问题很严重。

他说:“总后机关很庞大,总参机关也庞大。

总政人数少些,但
机关也比较大。

精简主要是减机关和保障单位,而不是减技术兵种(有的技术兵种编制还要增
加一点)。

”就是连现在送军委的文件也太多、太零碎。

很多文件不能都送到这里来,“我看
要砍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总参要研究个意见出来,哪些事情总参可以处理,哪些要报军委,要搞个章程办法出来,报军委审批后,就按那个办。

邓小平还和军队有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在部队缩减之后,除现在超编40多万人之外,可能会有100万人的处理问题。

每年要正常处理5万人。

要减少150万人,100万兵,50万干部。

这样可以减少开支10个亿,这10个亿用来搞装备,军费开支并不要减。

至于部队机构庞大、
重叠的危害性,他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军队臃肿
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
吃饭上面”。

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

他相信,军队绝大
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

所以,军队要整顿:军队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

他用手指着大家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
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那么,怎样“消肿”?邓小平认为,必须压缩军队定额,抓好装备质量。

首先要在明确编
制的基础上精简,有了编制,定额才能压下来。

“总的精神还是军队定额一定要减,节约下来
的钱用在装备上。

办法首先是搞出个编制来。

有了编制,就有了依据,就好统一思想。

”铁道兵、工程兵可以多减一点。

铁道兵主要是负责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铁路修建任务,内地的
铁路一律交给铁道部去修。

铁道部的施工队伍有40万人,一年可修2000公里。

地下铁道交地
方搞,交铁道部或北京市,速度一定会加快。

铁道兵要减,但技术骨干要留下,这样打起仗来
要扩大就好办了。

工程兵的任务主要是搞一些特殊的重要工程,一般工程由部队搞。

工程兵也
可以多减。

而后勤机构重叠,人太多。

有些机构,如办事处、分部、兵站可以减掉。

不要各搞
一套,重叠的要去掉。

将来打起仗来,还是过去那样,以地区为单位,能独立作战。

这样艰巨
的任务何时完成?邓小平当时比较乐观,他粗算了一下:整编任务从1975年算起,1977年完成,实际是三个年头、两个征兵年。

应该说,邓小平这时也考虑到了特种兵究竟如何编制的重大问题。

例如,步兵、坦克怎么
结合,要作为军队建设的方向定下来。

机构不要设多了,机构越多越麻烦,不要搞复杂了。


来打起仗来,军委的指挥方式,只能是战略的指导。

组织部队、战役的具体指导还是要靠各战区。

各战区要独立作战,机动就靠这一点,才能抓住战机。

部队平时编制要与战时动员计划结
合起来统一考虑。

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扳着手指概括了军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

他说:“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

不能说每一个师的部队都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

”他明确地指出:“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

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

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

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
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

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

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


以说编制就是法律。


邓小平以特有的求实精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整顿军队必须
首先“消肿”的思想。

这对全军干部、战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改革有望,军心开始沸动。


由于“四人帮”干扰,全面整顿中途夭折,军队“消肿”工作被迫停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消肿”问题才得
以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会上旧话重提:“这里我还要讲一
个肿字。

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第一个字就是肿。

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

”1980年
3月,邓小平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
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

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据不完全
统计,从1975年到1984年的近10年中,邓小平就军队“消肿”问题,大小会讲,集体个别谈,多达数十次。

直到1984年11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他审时度势,提出了他思考多年的精兵
思想。

邓小平在1977年8月的军委座谈会上说:“197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是正确的,会议
提出的关于领导班子的整顿问题,军队建设中的问题,包括精简、减少军队员额等,都是应该
贯彻的。

下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对这些问题要加以肯定。

”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理
顺编制体制,裁减军队员额,成为邓小平关心军队建设的主要措施。

在这些工作中,聂荣臻元
帅作为军委副主席之一,给予了大力支持。

1979年6月,邓小平来看望聂荣臻,说起军队建设
问题,他认为当前军队高级领导班子普遍年龄偏大,要加以调整,这是军队进一步整顿、精简
的关键,希望他抓一下这项工作。

聂荣臻表示完全理解。

两天后,在邓小平主持军委会议上,
宣布由聂荣臻主持调整野战军军级、各大军区以及军兵种、三总部领导班子的工作。

经过近4
个月努力,最后通过了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名单。

此后,1980年春,军委决定立即进行精
简整编工作。

4月,邓小平办公室转来一份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传批件。

聂荣臻批注:“这次
精简整编必须按邓副主席原来的设想方案,即全军保留450万人(解放军总人数“文化大革命”时期最高曾达到656万人,这次精简时,实有人数仍达599万人,保留450万,即要减149万人),应加速进行,不能再动摇拖延了。


1984年:邓小平指出,国内外反映都很好的国庆阅兵有一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
阅部队”,所以,“要在我当军委主席期间,争取解决我们高层领导的老化问题。

这是个得罪
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
1984年11月1日,北京,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解放军高级将领济济一堂,正在参加中
央军委座谈会。

大家兴高采烈,议论着一个月以前举行的国庆大阅兵(已经多年没有举行)。

当人们谈到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表达了民众对小平同志的衷心拥戴时,神
态从容的邓小平以“裁减军队,提高军队素质”为主旨,也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阐明了自己
的观点。

他说:这次阅兵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

但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这表明我们军队高层领导老化,这种状态不改变不行。

”一个80岁的人检阅部队,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军队中恐怕是没有的,只此一家。

他表示,这种情况不允许,
就是要在我当军委主席期间,争取解决我们高层领导的老化问题。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
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也不要把矛盾留给后来人。

关于军队“消肿”,邓小平说:“这个话讲了快十年了。

消肿一直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很大
的问题。

”这里涉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肿,就是表现在我
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

他反诘道:“虚胖子能打仗?”接着,他解释说: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

我讲过,我们的肿真正打起仗来,就是跑反也跑不赢。


实如此啊。

“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
指挥。

”他结合自己在战火中几十年的生活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所以,“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提高军队素质看,都必须消肿。

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

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

消肿提了多少年了,但效果不大。

现在减人,是为了更多地节
省开支,把人头开支节约下来,改善我们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

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素质。

所以要提出进一步裁减,减少100万人。

因为减少
100万人也能足够应付意外的事件。

那么,我们军队肿在哪里?邓小平一语中的:主要不是肿在作战部队,“主要是肿在各级
领导机构,第一是三总部。

总政人少一点,但也有点肿,也得减,减的有限就是了,主要是总参、总后。

军兵种也不能说不肿”。

国防科工委现在那么大的机构,这还不叫肿啊?再就是我
们的大军区,每个都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人多得不得了。

所以说,“消肿主要是总部、
军兵种和大军区。

减一百万人,恐怕大多数人要从这里减”。

而减了以后这些机构的效率肯定
会提高。

那时候,我们军队蓬蓬勃勃的兴旺气象就会真正出现。

邓小平知道,通过这几天座谈,与会者都很赞成减到300万人这个方案。

一是有必要,二
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他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

最好不要超过三年,拖
长了不利。

一年半、两年能够完成就很好。

因为“我们军队有个特点,就是行动快,有这个传
统嘛”。

当然,精简还要联系到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刚才说的,提一批年轻同志到领导岗位,老同志让出一些位置来,没有这条不行。

有一条可以肯定,就是要撤掉一些大军区,保留六个、七个。

在军队几次整编的基础上,再裁减员额100万。

这是一个宏伟而又果断的决策!它意味
着我军总人数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点上削去一半。

这对全军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会后
仅仅半年,全军就制定了裁减100万人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三年之后,邓小平减员百万
的重大战略决策就胜利地实现了。

1985年:邓小平果敢坚毅地竖起一个指头,百万裁军“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
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
改革是一场革命。

实际上,从1975年到1985年,全军进行了5次比较大的精简、调整,
其中1985年这一次就又需要裁减100万。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非常复杂的工程。

因为除了
1975年整编因“四人帮”干扰没能进行下去,以后的3次精简、调整,都是少数单位和机关精
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

这种状况导致了有些单位的精简整编出现了精简——
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恶性循环。

怎么办?如何克服这种恶性循环?这时,邓小平提出
了要搞体制改革的问题。

他认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

”精简整编要用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精简机
构是一场革命。

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这是“难以为继”“不能容忍”的。

历次精简整编的经验教训表明,“消肿”必须改革
体制。

改革体制,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进军队体制编制
的科学合理。

所以,1985年的精简整编,军队吸取以往教训,又学习地方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
功经验,改革的步子也就迈得比较大了。

军队改革的主要办法大体上是撤、并、降、交、改、理等。

“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的番号等;“并”,主要是合并领导机关机构,像大军区合并、同类院校合并,有的归属地方等;“降”,则是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比如兵团级、军级机
构分别压为军级、师级等;“交”,将部分属于各级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单位,例如内卫部队
和县市人武部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不再列入军队序列、编制;“改”,就是对有
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改成文职等;“理”,就是在上述
基础上,调整和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1985年6月,聂荣臻写信给杨尚昆并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就精简整编问题提出意见。

为贯彻百万裁军的意图,聂荣臻提出:1.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体制不变,不宜另成立三个总部,头多了不便工作。

2.武器装备研制管理:总参负责提出作战性能要求、列编、订货、验收、分配、淘汰工作;国防科工委负责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等工作;总
后负责运输、分发、保管和维修工作;海军从近海防御考虑装备问题;空军立足于自力更生为
主解决装备问题。

3.陆、海、空三军比例,陆军占62%,我军作战历来主要靠陆军。

这要慎重,注意炮兵要真正顶用,并加强自行化,否则装备太重,于行军不利。

4.战区内三军应统一指挥,海、空军平时应双重领导,海、空军跨区作战,由军委海、空军指挥。

5.后勤供应体制,通用物资统一供应,专用物资专门供应。

6.合成军队规模,在当前条件下,以适当小些为好。

7.应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专门培养师以上高级干部。

应从减下来的院校中,改建若干所培养军士的学校,专业军士在军队建设中有重要作用。

这些意见,大部分也在军队建设中得到贯彻。

军队改革十分困难而又复杂。

仅以合并、减少4个大军区为例,精心设计、施工的战备工程,配套的保障设施,互相熟悉、得心应手的办事机构,伴随自己工作和成长的光荣历史番号,等等,这些多少人、多少年心血所建成的东西需要放弃,无论从工作、生活和个人感情上讲,
都是很痛苦的。

然而,为了落实中央军委、邓小平的战略决策,军队的有关指战员,坚决而及
时地完成了。

撤销就更复杂了。

1985年我军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撤销了四分之一,特别是那些
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具有赫赫战功的部队,一下子撤销了番号。

但是,部队指战员如同战争
年代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一样,在和平时期叫干啥就干啥。

为了党和人民、国家的事业,叫留叫撤,坚决执行命令。

有的部队为最后向军旗告别,干部战士含着热泪举行了最后一次分列式。

这说明我军指战员不仅经得起战场的生死考验,也经得起和平时期体制编制改革过程中名利地
位得失的考验。

事实还雄辩地证明,中央军委和邓小平有关“消肿”必须改革体制的一系列论
断和措施完全正确,切实可行,行之有效。

正是由于贯彻邓小平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思想,
才能对军队体制编制进行一系列改革,撤并减了大量机构。

其中,1985年整编,全军就撤并了
军以上机构30余个,师、团单位4000余个。

撤并这么多机构,减少很多干部和大量保障人员,这对完成精简100万人的任务,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军队精简“消肿”,搞体制改革精简人员,只有三总部带头才能对全军的改革和精简更有
影响、更有指导性作用。

这是军队精简“消肿”的首要一条。

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央军委
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首次讲话就提出三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此后,他多次强调必须这样做。

1984年11月,他进一步指出:怎么减法,请大家出主意,“我只讲三总部带头”。

据当时主
管改革、精简工作的军队负责人回忆:1982年精简整编,我们拟定了一个三总部机关人员精简18.2%的方案,报送党中央和军委审批。

邓小平阅后批示批评道: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

但可作为第一步进行,以后再进一步研究。

后来,他在一次军委座谈会上又说,我们有
些问题处理得不是完全令人满意,这使我们“尤其是当时主管组织编制工作的我,感到压力很大”。

他反复思考:为什么当年跟随刘邓首长南征北战,却在和平时期工作中提出了一个不能
使统帅满意的方案呢?主要原因还是对邓小平讲的“三总部带头”指示理解不深,没有真正理
解他关于“我们的肿,主要在高层,第一是三总部”的指示精神,所以贯彻执行起来就决心不大、不彻底。

总参谋部有关首长就记得邓小平的当面批评:总部机关那么多人,如果不精简,
将来打起仗来跑反也跑不赢。

总部机关要那么大干什么,机关大了部门多了,扯皮的事情增多,工作效率就低。

三总部搞那么多副职干什么?好多事情依靠部门来做嘛。

副职多了,就官僚主
义泛滥。

这些指示强调,总部机关要带头“消肿”。

深刻认识精简总部机关作用,不仅是总部
机关自身建设的需要(总部机关搞精干了,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便于军委更好
统率和指挥全军),而且是为全军“消肿”打开一个主要“突破口”。

据此,总参谋部在拟制1985年整编方案时,强调三总部要带头,把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首要原则列出。

结果,这次整
编中机关处以上机构减少了将近六分之一,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平均精简了一半,从而使总部机
关较之过去精干了。

第二条,建设合成军,提高战斗力、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是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积极
方针。

军队一切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

军队的组织编制是一门科学。

它是人与武器
装备以及人与人、武器与武器、单位与单位、上级与下级等等诸方面合理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

这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要大于二,数量相同的人员和装备,可以产生不同的
战斗力,其原因就在于编组的科学性。

因为科学的体制编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或调动武
器装备和人的作用。

1980年3月,邓小平就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
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把平时训练
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

这些问题都要当做制度问题、体制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1981年9月,根
据邓小平、中央军委指示,我军在华北地区组织了建军史上规模最大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

这次演习体现了现代战争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军
政素质和实战水平,推动了全军向“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迈进。

在1985年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经邓小平批准,把陆军和其他特种兵部队统一整编为陆军集团军。

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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