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十年磨剑：从1975年提出军队“消肿”到1985年领导百万裁军

邓小平十年磨剑：从1975年提出军队
“消肿”到1985年领导百万裁军
作者：宋毅军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4年第9期
宋毅军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针对目前我军存在治军“松”和“软”的问题，习近平指出：“必须优化
规模结构，把军队搞得更加精干、编成更加科学。

要重点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限期把老旧
装备数量压下来，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

”因为战争年代邓小平、刘伯承、杨秀峰等实施
精兵简政的经验，以及邓小平在1975年到1985年10年里提出裁减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思想，对今天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改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刊特约请《邓小平军事文集》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丛书《邓小平》的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
究员、副巡视员宋毅军先生撰写该文。

笔者一直感到，邓小平从1975年提出军队“消肿”到1985年实施百万裁军这10年里，他提出裁减军队、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很重要，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成为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重
大决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对今天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改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2年：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得到了毛泽东撰文
赞扬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就曾实施精兵简政政策，1975年军队“消肿”、1985年百万裁军正是这些思想和经验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大规模实施精兵简政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期，随八路军总部机关由浅山区转入太行山腹地以后。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
的指示，邓小平等雷厉风行，贯彻落实，把精兵简政作为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度的中心任务之一。

此前，邓小平和刘伯承即从百团大战后部队因大量减员出现的机关庞大、连队编制不满的
实际情况出发，对一二九师进行了精简整编。

一是把师后勤部门合并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二是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到连队，当时光从师部就抽出250多人充实到第三八五旅、
第三八六旅等部。

1942年1月7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河北省涉县亲自主持召开精兵简政动员
大会，以及排以上干部参加的“精兵主义”讨论大会。

邓小平在大会上阐述实行精兵简政的必
要性。

会议制定了一二九师及所属太行、太岳、冀南等战略区精兵简政的要点。

1月25日，邓
小平亲赴太行六分区，具体指导精兵简政工作。

在邓小平和刘伯承切实有力的领导下，合并了
一些性质相近部门和伙食单位，从机关抽调一批年轻力壮的战士补充到连队。

例如，师直属队
伙食单位，由原来的41个减到19个，太行各军分区等共减少伙食单位156个。

有的单位对编
余人员或送学校深造，或安排加入生产部门，或安排到地方工作，或遣散回家务农。

仅此一项，半年即节省粮食10万斤，经费28万余元。

结果，晋冀鲁豫边区精兵简政成绩显著，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中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
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
邓小平等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在八路军总部等机关遭受袭击以后，于1943年继续实行精简政策。

3、4月间，将一二九师所属第三八五旅、新一旅分别与太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
分区合并，所属各团均划为分区基干团，各分区、地委以上机关进一步进行了精简、合并。

10月，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进行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将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师部合并，保留
一二九师番号；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北方局合并，太行分局撤销。

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
4区直属北方局和集团军总部领导，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

在晋冀鲁豫边区的4个战略区中，太行区在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具体领导下，精简尤为彻底。

1944年4月5日，毛泽东在
批发《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时指出：“此件很有用，请刘少奇交党务研究室修改文字，送
《解放日报》发表，并予广播。

”经过多次精简，晋冀鲁豫边区的军队和政府的脱产人员，占
当地居民人数的3%不到，全区的领导和战斗机构适应了敌后斗争艰苦、复杂环境，从而取得了1942年5月对日军进行反“扫荡”、1943年5月反“蚕食”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

左权将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战场牺牲（牺牲于1942年5月的反“扫荡”中）的最高军事将领，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他的牺牲令人痛惜不已，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也很深刻。

1941
年7月，冈村宁次制定了一套“C号作战”计划，最后目的是消灭驻太行山北部地区的八路军
总部。

为此，冈村宁次训练了两支专门袭击八路军领导机关、刺杀八路军首脑人物的“特别挺
进杀人队”（又称挺身队）。

一是益子中队（队长益子重雄），二是六川中队（队长六川桃吉）。

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挺身队”化装成八路军，带着八路军首脑人物照片，夜行晓宿，不走大路，不进民房，直奔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地赤岸村。

益子中队于1942年5月21日夜出发，几经周折，于5月23日夜间，深入八路军总部所在的麻田、武军寺
一带，探清了包括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杨立三等总部首长在内的八路军总部机关、中共中
央北方局、党校等重要部门的确切方位及兵力部署，之后迅速报告。

日军立即指挥近3万整装
待发的官兵从四面八方将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后的新驻地团团包围。

24日，敌人已形成的合围
圈内有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的一部分、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党校、新华日报社、
后勤部门及掩护部队共l万多人。

情况万分紧急！25日，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分三路进行突围。

日军发现
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后，一边加紧收缩包围圈，一边加强火力进攻，并派出6架飞机在八路
军突围部队的上空轮番轰炸。

下午5时，左权组织队伍继续突围，尽管最后大部分人突围成功，但是，左权将军头部被弹片击中，永远倒在了涉县南艾铺和辽县（今左权县）北艾铺交界处的
十字岭上。

72年后，笔者来到当年血火交融的十字岭上，在缅怀烈士的同时，也在思索着其中的原因：一是敌人获取信息准确且及时，而我军对敌情疏忽、失灵；二是敌人“挺身队”化装且精干，
而我们的机关集中、人员众多。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结果就是这样无情！以至于毛泽东建议彭
德怀将八路军总部后撤至晋西北。

相比之下，刘、邓一二九师则因1942年初期进行了第一次精兵简政，军政机关和部队不仅“瘦身”而且精干，因而识破了日军“挺身队”化装成八路军的
伎俩，结果化险为夷。

1975年：邓小平回答军队整顿什么？“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
“文化大革命”前，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需要，军队总人数在1958年降到了最低点，整个军队比较精干。

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需要就是编制”等错误思想指导，我军臃肿不堪。

国防经费有限，如何供养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邓
小平从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坚决果断地提出“军队要消肿”，而且一讲就是10年。

实际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从军队最先开始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消肿”。

1975年1月
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他在这年的1月14日、19日、25日，2月8日，3月3日、12日、24日，4月2日、3日、9日、10日，5月19日，出席各种关于军队工作的汇报以后的讲话中，都反复指出了部队机构很庞大，机构重叠问题很严重。

他说：“总后机关很庞大，总参机关也庞大。

总政人数少些，但
机关也比较大。

精简主要是减机关和保障单位，而不是减技术兵种（有的技术兵种编制还要增
加一点）。

”就是连现在送军委的文件也太多、太零碎。

很多文件不能都送到这里来，“我看
要砍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总参要研究个意见出来，哪些事情总参可以处理，哪些要报军委，要搞个章程办法出来，报军委审批后，就按那个办。

邓小平还和军队有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在部队缩减之后，除现在超编40多万人之外，可能会有100万人的处理问题。

每年要正常处理5万人。

要减少150万人，100万兵，50万干部。

这样可以减少开支10个亿，这10个亿用来搞装备，军费开支并不要减。

至于部队机构庞大、
重叠的危害性，他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军队臃肿
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
吃饭上面”。

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

他相信，军队绝大
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

所以，军队要整顿：军队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

他用手指着大家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
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
那么，怎样“消肿”？邓小平认为，必须压缩军队定额，抓好装备质量。

首先要在明确编
制的基础上精简，有了编制，定额才能压下来。

“总的精神还是军队定额一定要减，节约下来
的钱用在装备上。

办法首先是搞出个编制来。

有了编制，就有了依据，就好统一思想。

”铁道兵、工程兵可以多减一点。

铁道兵主要是负责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铁路修建任务，内地的
铁路一律交给铁道部去修。

铁道部的施工队伍有40万人，一年可修2000公里。

地下铁道交地
方搞，交铁道部或北京市，速度一定会加快。

铁道兵要减，但技术骨干要留下，这样打起仗来
要扩大就好办了。

工程兵的任务主要是搞一些特殊的重要工程，一般工程由部队搞。

工程兵也
可以多减。

而后勤机构重叠，人太多。

有些机构，如办事处、分部、兵站可以减掉。

不要各搞
一套，重叠的要去掉。

将来打起仗来，还是过去那样，以地区为单位，能独立作战。

这样艰巨
的任务何时完成？邓小平当时比较乐观，他粗算了一下：整编任务从1975年算起，1977年完成，实际是三个年头、两个征兵年。

应该说，邓小平这时也考虑到了特种兵究竟如何编制的重大问题。

例如，步兵、坦克怎么
结合，要作为军队建设的方向定下来。

机构不要设多了，机构越多越麻烦，不要搞复杂了。

将
来打起仗来，军委的指挥方式，只能是战略的指导。

组织部队、战役的具体指导还是要靠各战区。

各战区要独立作战，机动就靠这一点，才能抓住战机。

部队平时编制要与战时动员计划结
合起来统一考虑。

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扳着手指概括了军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

他说：“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

不能说每一个师的部队都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

”他明确地指出：“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

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

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

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
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

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

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

可
以说编制就是法律。

”
邓小平以特有的求实精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整顿军队必须
首先“消肿”的思想。

这对全军干部、战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改革有望，军心开始沸动。

但
由于“四人帮”干扰，全面整顿中途夭折，军队“消肿”工作被迫停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消肿”问题才得
以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会上旧话重提：“这里我还要讲一
个肿字。

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第一个字就是肿。

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

”1980年
3月，邓小平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
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

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据不完全
统计，从1975年到1984年的近10年中，邓小平就军队“消肿”问题，大小会讲，集体个别谈，多达数十次。

直到1984年11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他审时度势，提出了他思考多年的精兵
思想。

邓小平在1977年8月的军委座谈会上说：“197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是正确的，会议
提出的关于领导班子的整顿问题，军队建设中的问题，包括精简、减少军队员额等，都是应该
贯彻的。

下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对这些问题要加以肯定。

”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理
顺编制体制，裁减军队员额，成为邓小平关心军队建设的主要措施。

在这些工作中，聂荣臻元
帅作为军委副主席之一，给予了大力支持。

1979年6月，邓小平来看望聂荣臻，说起军队建设
问题，他认为当前军队高级领导班子普遍年龄偏大，要加以调整，这是军队进一步整顿、精简
的关键，希望他抓一下这项工作。

聂荣臻表示完全理解。

两天后，在邓小平主持军委会议上，
宣布由聂荣臻主持调整野战军军级、各大军区以及军兵种、三总部领导班子的工作。

经过近4
个月努力，最后通过了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名单。

此后，1980年春，军委决定立即进行精
简整编工作。

4月，邓小平办公室转来一份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传批件。

聂荣臻批注：“这次
精简整编必须按邓副主席原来的设想方案，即全军保留450万人（解放军总人数“文化大革命”时期最高曾达到656万人，这次精简时，实有人数仍达599万人，保留450万，即要减149万人），应加速进行，不能再动摇拖延了。

”
1984年：邓小平指出，国内外反映都很好的国庆阅兵有一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
阅部队”，所以，“要在我当军委主席期间，争取解决我们高层领导的老化问题。

这是个得罪
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
1984年11月1日，北京，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解放军高级将领济济一堂，正在参加中
央军委座谈会。

大家兴高采烈，议论着一个月以前举行的国庆大阅兵（已经多年没有举行）。

当人们谈到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表达了民众对小平同志的衷心拥戴时，神
态从容的邓小平以“裁减军队，提高军队素质”为主旨，也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阐明了自己
的观点。

他说：这次阅兵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

但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这表明我们军队高层领导老化，这种状态不改变不行。

”一个80岁的人检阅部队，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军队中恐怕是没有的，只此一家。

他表示，这种情况不允许，
就是要在我当军委主席期间，争取解决我们高层领导的老化问题。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
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也不要把矛盾留给后来人。

关于军队“消肿”，邓小平说：“这个话讲了快十年了。

消肿一直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很大
的问题。

”这里涉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肿，就是表现在我
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

他反诘道：“虚胖子能打仗？”接着，他解释说：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

我讲过，我们的肿真正打起仗来，就是跑反也跑不赢。

确
实如此啊。

“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
指挥。

”他结合自己在战火中几十年的生活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所以，“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提高军队素质看，都必须消肿。

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

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

消肿提了多少年了，但效果不大。

现在减人，是为了更多地节
省开支，把人头开支节约下来，改善我们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

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素质。

所以要提出进一步裁减，减少100万人。

因为减少
100万人也能足够应付意外的事件。

那么，我们军队肿在哪里？邓小平一语中的：主要不是肿在作战部队，“主要是肿在各级
领导机构，第一是三总部。

总政人少一点，但也有点肿，也得减，减的有限就是了，主要是总参、总后。

军兵种也不能说不肿”。

国防科工委现在那么大的机构，这还不叫肿啊？再就是我
们的大军区，每个都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人多得不得了。

所以说，“消肿主要是总部、
军兵种和大军区。

减一百万人，恐怕大多数人要从这里减”。

而减了以后这些机构的效率肯定
会提高。

那时候，我们军队蓬蓬勃勃的兴旺气象就会真正出现。

邓小平知道，通过这几天座谈，与会者都很赞成减到300万人这个方案。

一是有必要，二
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他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

最好不要超过三年，拖
长了不利。

一年半、两年能够完成就很好。

因为“我们军队有个特点，就是行动快，有这个传
统嘛”。

当然，精简还要联系到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刚才说的，提一批年轻同志到领导岗位，老同志让出一些位置来，没有这条不行。

有一条可以肯定，就是要撤掉一些大军区，保留六个、七个。

在军队几次整编的基础上，再裁减员额100万。

这是一个宏伟而又果断的决策！它意味
着我军总人数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点上削去一半。

这对全军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会后
仅仅半年，全军就制定了裁减100万人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三年之后，邓小平减员百万
的重大战略决策就胜利地实现了。

1985年：邓小平果敢坚毅地竖起一个指头，百万裁军“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
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
改革是一场革命。

实际上，从1975年到1985年，全军进行了5次比较大的精简、调整，
其中1985年这一次就又需要裁减100万。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非常复杂的工程。

因为除了
1975年整编因“四人帮”干扰没能进行下去，以后的3次精简、调整，都是少数单位和机关精
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

这种状况导致了有些单位的精简整编出现了精简——
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恶性循环。

怎么办？如何克服这种恶性循环？这时，邓小平提出
了要搞体制改革的问题。

他认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要
‘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

”精简整编要用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精简机
构是一场革命。

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这是“难以为继”“不能容忍”的。

历次精简整编的经验教训表明，“消肿”必须改革
体制。

改革体制，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进军队体制编制
的科学合理。

所以，1985年的精简整编，军队吸取以往教训，又学习地方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
功经验，改革的步子也就迈得比较大了。

军队改革的主要办法大体上是撤、并、降、交、改、理等。

“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的番号等；“并”，主要是合并领导机关机构，像大军区合并、同类院校合并，有的归属地方等；“降”，则是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比如兵团级、军级机
构分别压为军级、师级等；“交”，将部分属于各级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单位，例如内卫部队
和县市人武部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不再列入军队序列、编制；“改”，就是对有
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改成文职等；“理”，就是在上述
基础上，调整和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1985年6月，聂荣臻写信给杨尚昆并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就精简整编问题提出意见。

为贯彻百万裁军的意图，聂荣臻提出：1．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体制不变，不宜另成立三个总部，头多了不便工作。

2．武器装备研制管理：总参负责提出作战性能要求、列编、订货、验收、分配、淘汰工作；国防科工委负责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等工作；总
后负责运输、分发、保管和维修工作；海军从近海防御考虑装备问题；空军立足于自力更生为
主解决装备问题。

3．陆、海、空三军比例，陆军占62%，我军作战历来主要靠陆军。

这要慎重，注意炮兵要真正顶用，并加强自行化，否则装备太重，于行军不利。

4．战区内三军应统一指挥，海、空军平时应双重领导，海、空军跨区作战，由军委海、空军指挥。

5．后勤供应体制，通用物资统一供应，专用物资专门供应。

6．合成军队规模，在当前条件下，以适当小些为好。

7．应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专门培养师以上高级干部。

应从减下来的院校中，改建若干所培养军士的学校，专业军士在军队建设中有重要作用。

这些意见，大部分也在军队建设中得到贯彻。

军队改革十分困难而又复杂。

仅以合并、减少4个大军区为例，精心设计、施工的战备工程，配套的保障设施，互相熟悉、得心应手的办事机构，伴随自己工作和成长的光荣历史番号，等等，这些多少人、多少年心血所建成的东西需要放弃，无论从工作、生活和个人感情上讲，
都是很痛苦的。

然而，为了落实中央军委、邓小平的战略决策，军队的有关指战员，坚决而及
时地完成了。

撤销就更复杂了。

1985年我军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撤销了四分之一，特别是那些
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具有赫赫战功的部队，一下子撤销了番号。

但是，部队指战员如同战争
年代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一样，在和平时期叫干啥就干啥。

为了党和人民、国家的事业，叫留叫撤，坚决执行命令。

有的部队为最后向军旗告别，干部战士含着热泪举行了最后一次分列式。

这说明我军指战员不仅经得起战场的生死考验，也经得起和平时期体制编制改革过程中名利地
位得失的考验。

事实还雄辩地证明，中央军委和邓小平有关“消肿”必须改革体制的一系列论
断和措施完全正确，切实可行，行之有效。

正是由于贯彻邓小平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思想，
才能对军队体制编制进行一系列改革，撤并减了大量机构。

其中，1985年整编，全军就撤并了
军以上机构30余个，师、团单位4000余个。

撤并这么多机构，减少很多干部和大量保障人员，这对完成精简100万人的任务，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军队精简“消肿”，搞体制改革精简人员，只有三总部带头才能对全军的改革和精简更有
影响、更有指导性作用。

这是军队精简“消肿”的首要一条。

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央军委
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首次讲话就提出三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此后，他多次强调必须这样做。

1984年11月，他进一步指出：怎么减法，请大家出主意，“我只讲三总部带头”。

据当时主
管改革、精简工作的军队负责人回忆：1982年精简整编，我们拟定了一个三总部机关人员精简18.2%的方案，报送党中央和军委审批。

邓小平阅后批示批评道：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

但可作为第一步进行，以后再进一步研究。

后来，他在一次军委座谈会上又说，我们有
些问题处理得不是完全令人满意，这使我们“尤其是当时主管组织编制工作的我，感到压力很大”。

他反复思考：为什么当年跟随刘邓首长南征北战，却在和平时期工作中提出了一个不能
使统帅满意的方案呢？主要原因还是对邓小平讲的“三总部带头”指示理解不深，没有真正理
解他关于“我们的肿，主要在高层，第一是三总部”的指示精神，所以贯彻执行起来就决心不大、不彻底。

总参谋部有关首长就记得邓小平的当面批评：总部机关那么多人，如果不精简，
将来打起仗来跑反也跑不赢。

总部机关要那么大干什么，机关大了部门多了，扯皮的事情增多，工作效率就低。

三总部搞那么多副职干什么？好多事情依靠部门来做嘛。

副职多了，就官僚主
义泛滥。

这些指示强调，总部机关要带头“消肿”。

深刻认识精简总部机关作用，不仅是总部
机关自身建设的需要（总部机关搞精干了，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便于军委更好
统率和指挥全军），而且是为全军“消肿”打开一个主要“突破口”。

据此，总参谋部在拟制1985年整编方案时，强调三总部要带头，把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首要原则列出。

结果，这次整
编中机关处以上机构减少了将近六分之一，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平均精简了一半，从而使总部机
关较之过去精干了。

第二条，建设合成军，提高战斗力、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是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积极
方针。

军队一切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

军队的组织编制是一门科学。

它是人与武器
装备以及人与人、武器与武器、单位与单位、上级与下级等等诸方面合理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

这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要大于二，数量相同的人员和装备，可以产生不同的
战斗力，其原因就在于编组的科学性。

因为科学的体制编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或调动武
器装备和人的作用。

1980年3月，邓小平就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
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把平时训练
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

这些问题都要当做制度问题、体制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1981年9月，根
据邓小平、中央军委指示，我军在华北地区组织了建军史上规模最大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

这次演习体现了现代战争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军
政素质和实战水平，推动了全军向“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迈进。

在1985年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经邓小平批准，把陆军和其他特种兵部队统一整编为陆军集团军。

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