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古彩的吉祥主题与形式构成

论康熙古彩的吉祥主题与形式构成
康熙古彩的吉祥主题通过寓意与模件得以实现。

在表达主题的过程中，模件体系是艺术风格的载体，也是艺术创作的素材库。

寓意起到了观念层面的作用，是表达主题的方法。

同时，寓意规定了模件的使用、数量和组合方式。

由各类客观物象所组成的模件体系完成了吉祥主题的形式构成，并限制了创作者的自由。

在审美上，二者处于不同的层次。

在实践上，二者是方法与形式的关系。

标签：康熙古彩;模件;装饰;吉祥文化
引言
康熙古彩是指清康熙时期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一种陶瓷釉上彩工艺及制品。

为了区别于康熙时期出现但兴盛于雍正时期的“粉彩”，现代人称其为“古彩”。

康熙古彩是在“大明五彩”基础上发展而来。

这种陶瓷釉上彩工艺在康熙时期盛极一时，不仅在国内深受推崇，也是当时外销瓷中最多的品种之一。

“模件”是德国汉学家雷德侯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一书中所提出的核心概念。

雷德侯以“模件”为基点，分析了中国18世纪的外销青花瓷的形式构成以及生产技术，但是，对于形式构成背后的艺术观念并未做出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众所周知，观念与表现在艺术创作中是一对互为关系，不可分割。

基于此，分析艺术观念与形式构成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与鉴赏陶瓷艺术，也有利于设计思维的培养与训练方法的改进。

一、陶瓷装饰的模件体系
雷德侯认为，中国的瓷器能够在保持高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大批量生产，与模件化的生产体系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发明了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

零件可以大量预制，并能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迅速装在一起，从而用有限的常备构件创造出变化无穷的单元，这些构件就是“模件”。

”[1] “正是由于中国人发明了以标准化零件组装物品的模件生产体系，我们才能看到令欧洲人赞叹和困惑的数量庞大的艺术品”。

[2]
在陶瓷装饰领域，模件是二维的图像，也是基础的装饰元素。

针对单个或成套的陶瓷器型，模件可以组合成“单元”和“序列”，构成丰富的审美层次。

模件有着独立完整的形态和具体特定的功能。

例如，一条飞龙、一朵牡丹或一块图案等。

为了追求视觉与意涵的丰富性，模件通常不单独使用。

为了装饰一件器物，需要将不同数量和形态的模件经过适当的组合成为更为复杂的图像，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单元”。

一个单元能够通过叙事或象征的手法表达一定的意涵或情节，因此具有完整性。

由于陶瓷器型经常被成套的使用，创作者往往会选择具有内在联系的单元进行装饰，即形成一个“序列”。

不同类别的序列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总集”。

对于康熙古彩这一具体的艺术形式而言，所谓的“总集”就是它的模件体系，由“模件——单元——序列”这一由简至繁且层层嵌套的结构组成。

创作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表现主题，从模件体系中选择相应的内容，从而实现大规模复制生产的
目的。

二、康熙古彩的吉祥主题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把传统吉祥文化高度概括为“福、禄、寿、喜、财”五个字”，康熙古彩中的情节围绕着这五大主题力求情节的吉祥，形成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寓意性特征。

”[3]装饰主题的表达通过特定的纹样实现，而主题与纹样之间的关联则是由寓意所决定。

不同的纹样有着不同的寓意，而这种寓意的产生，源于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谐音或主观想象的对应物。

康熙古彩表现了大量民间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

例如，借助刘海戏金蝉寓意财富、借助魁星点斗寓意科举文运、借助群仙寓意长寿、借助钟馗捉鬼寓意驱邪迎福。

諧音寓意在康熙古彩运用的十分普遍，善于使用谐音把纹样和吉祥的本意联系起来。

例如，取“蝠”与“福”的谐音，祈求福运;取“鹿”与“禄”的谐音，祈求官禄;取“桂”与“贵”的谐音，象征富贵。

在康熙古彩中，还有相当多的寓意自于人们的主观想象，这种想象往往来自于客观物象的生理特征或外在形态。

例如，借助石榴一膜多字多自然属性象征多子多福、借助“国色天香”的牡丹象征富贵繁荣、借助松柏长青来比喻长寿。

康熙古彩通过寓意使客观物象获得了“超然象外”的文化意蕴，使人们在欣赏各类纹饰的同时，感受到丰富的文化内容，丰富了审美的层次。

三、寓意与模件的关系
表现特定的主题是康熙古彩装饰的装饰目的，也是选择模件和模件组合背后的依据与逻辑。

康熙古彩在继承历代陶瓷装饰纹样的基础上，从传统绘画、建筑彩画、明代织锦图案和民间木版年画中也汲取了诸多素材。

主要有人物、花卉、山水、瑞兽、禽鸟、杂宝、文字、图案等多个大类。

这些模件的存在，不仅因其外在的形式，亦是因其具有相对固定的象征意义。

如前所述，康熙古彩的各类吉祥主题都有对应的客观物象或情境，古彩艺人会根据不同的主题，选择具有相应寓意的模件，从而完成主题的表达。

例如，鹤在神话传说中经常作为仙人的坐骑，因此有仙鹤之称，象征长寿。

此外，象征长寿代物象还有蟠桃、鹿、万寿藤等等。

可见，基于民间追求吉祥心理，主观上为客观物象赋予了各种吉祥寓意，而这些吉祥寓意不仅形成了庞大的模件库，也成为创作者和使用者精神沟通的纽带。

寓意不仅决定了模件的使用，也影响着模件的构图和模件的数量。

根据不同的器物造型选择不同的形式构成。

例如，开光”与“地皮”是康熙古彩常见的构图组合。

“地皮”是背景纹饰，“开光”是背景纹饰之上的画框。

“地皮”通常使用细小的纹饰组成满密的构图，表达繁荣的气象。

开光的寓意则体现在数量上，讲究“成双成对”，寓意“好事成双”。

在一个完整的装饰单元中，用表达吉祥主题的模件，所使用的数量也具吉祥寓意。

例如，由石榴、佛手、蝙蝠组合成的“三多图”，象征“多子、多福、多寿”。

用团寿纹与五只蝙蝠组合成“五福捧寿”。

因此，寓意对模件的选择与数量具有规定性，增减、替换相应的模件，都会对于主题的表达产生影响。

结语
康熙古彩的吉祥主题通过寓意与模件得以实现。

在表达主题的过程中，模件体系是艺术风格的载体，也是艺术创作的素材库。

寓意起到了观念层面的作用，是表达主题的方法。

同时，寓意规定了模件的使用、数量和组合方式。

由各类客观物象所组成的模件体系完成了吉祥主题的形式构成，并限制了创作者的自由。

在审美上，二者处于不同的层次。

在实践上，二者是方法与形式的关系。

由于寓意来自于民间传统，在民间有着稳定且广泛认知，因此产生了大量类似的形式构成，对于康熙古彩的装饰产生了程式化的影响。

这种程式化利于学习和把握，也利用大规模生产。

不过，这种程式化的对于创作者影响是有限的。

即使在一些十分成熟的装饰纹样中，对于画面结构、比例的安排、制作的技术与造型的修正等方面，则是由工匠自身来决定，能够展现一定的个人特质。

同时，寓意的产生有着多样性与主观性的特征。

在与民俗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根据人们的心理偏好，会产生新的寓意，也会不断丰富着康熙古彩的模件体系，使之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雷德侯著，张总等译.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M].北京：三联书店.2005.12
[2]王德岩.触摸中国艺术的基点——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J].艺术设计研究，2012（03）：108-110.
[3].宁钢，刘芳.康熙古彩艺术[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