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至隋唐汉语语序研究》读后

《汉代至隋唐汉语语序研究》读后
作者：黄诽
来源：《语文学刊》 2015年第3期
黄琲
(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西赣州341000)
［摘要］对刘海平的《汉代至隋唐汉语语序研究》进行评介，指出该书有五大特点：考察
的时间段比较合理；调查数据详细可靠；考察的语序类别比较典型；基于调查作了一些合理的
解释；尝试作历史语序地域差异的分析。

［关键词］《汉代至隋唐汉语语序研究》；语序；评介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5)03-0045-02
刘海平博士的近作《汉代至隋唐汉语语序研究》与我们见面了，该书于2014年12月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较早的读者之一，我有幸拜读了这部大作，根据我的理解，谈点
感想。

在汉语研究中，语序研究算在语法研究之列。

汉语同印欧语系语言相比，没有丰富的形态
变化，语序和虚词是汉语中两种重要的语法形式，很多的语法意义是通过语序来表达的，语序
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汉语的发展中，语音、词汇的变化较大，而语法的稳定性最高，但并不是说语法就没有
变化，比如说判断句，现代汉语中的情况是，大部分判断句要通过系词“是”来表示，而根据
现有的资料看，至少在汉代以前，汉语判断句还没有用系词“是”来表达的；再比如被动句，
先秦主要是用“于”字句、“为”字句、“见”字句，“被”字句表被动在战国末期开始出现，汉代以后逐渐增多，这些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具体到语序方面，同样也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先秦时期疑问代词宾语一般要前置，这个规
律比较严格，很少有例外，但是到了汉代以后，疑问代词宾语逐渐地变得不前置了；再比如不
接介词的处所词结构，这类结构在先秦时期是很少见的，因为先秦在表达处所的时候均用介词
连接，并且介宾结构的位置一般处在VP之后，到了汉代这个规律被打破了，处所词前的介词可以省略，位置还可以挪到VP之前了，等等。

上述语序的这些变化大都自汉代开始，到晚唐五代以后又逐渐稳定下来，汉代至隋唐时期
是汉语语序发展演变的一个关键时期，该书即是考察这段时间内的语序变化，选择的时间段很
有针对性。

同时，该书调查了双宾句、处所结构、名量结构、特殊宾语语序、“者”字结构等
语序类别，考察具有典型性，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汉代至隋唐语序的发展面貌，是近年来一部难
得的研究断代语序的佳作。

具体来说，该书有以下特点：
（一）考察的时间段比较合理
语序从汉代至隋唐时期有较大的变化，该书将考察的时期分为两汉阶段、魏晋阶段、南北
朝阶段和隋唐阶段，通过调查，每个阶段内各类语序的表现都有所不同。

根据学界一般的做法，将汉语史的分期与社会形态和朝代的更替联系起来，是一种可行的做法，因为语言的发展与社
会形态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朝代的更迭势必带来语言上的变化。

从汉语史分期上来说，两汉
大致可以算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算是中古时期，隋唐时期也
可以算作中古时期，这些方面学者们多有讨论，此不赘述。

根据吕叔湘先生的意见，晚唐五代
以后就归近代汉语管了。

该书通过具体的数据来验证了这种分期的合理性，因为在各个时期，
语序表现的具体形式不同，那么就说明这些分期是合理的，是很有必要的。

（二）调查数据详细可靠
该书以全面详细的调查数据作为讨论的依据，对语序现象作穷尽式调查，调查工作做得非
常扎实，这样得出的数据，就比较可靠，也能说明问题。

比如对于名量结构的调查，得出了这
样一组数据，《史记》中“名数量”结构282例，而“数量名”结构66例；《汉书》中“名数量”结构1269例，而“数量名”结构71例；《抱朴子内篇》中“名数量”结构152例，而
“数量名”结构26例；但是从《世说新语》开始，就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世说新语》中“名数量”结构22例，而“数量名”结构38例，敦煌变文中“名数量”结构270例，而“数量名”结构526例；《祖堂集》中“名数量”结构40例，而“数量名”结构267例。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大致以魏晋为界，此前的名量结构以名数量结构占优，而此后则以数量名结构居多了，等等，将这些数据摆出来，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考察的语序类别比较典型
该书抓住这一阶段几种比较活跃的语序现象来做考察，这样就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语
序面貌。

学界探讨历史语序发展的专著有张赪教授的《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和《汉
语语序的历史发展》等，《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详细具体地考察了介词词组的历史
发展，而《汉语语序的历史发展》描写和讨论了汉语比较句、数量短语与名词、数量短语与动词、“名受（+名施）+动”等四种句式与结构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这两部著作是水平很高的历
史语序研究方面的专著，但是有几类此期比较活跃的语序现象还没有探讨，比如双宾语句式，
比如不接介词的处所词结构（当然这种语序张赪讨论过，但是这是在探讨介词词组的时候提出
来的，而不是作为专题来探讨），而《汉代至隋唐汉语语序研究》共计考察了这一段时期内双
宾语结构、处所词结构、名量结构、特殊宾语结构和“者”字结构五种语序，这几类语序是此
期内很典型的语序，上面提到过，双宾语结构分为九类来探讨，
（四）基于调查作了一些合理的解释
汉语史的研究，要以调查为基础，但调查不是最终的目的，作调查还是要用来解决一些问
题的，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既要有描写，又要有解释，该书在调查的基础上有一些比较合理的
解释。

比如在讨论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的时候，Drocourt、谭慧敏、张赪等认为“数+量+名”格式是在“数+名”的基础上产生的，《汉代至隋唐汉语语序研究》则认为这个观点在
有些数据的处理上不好解释，比如个体量词先秦很少见，但是到了《史记》中已出现了较多的
用例，经统计，《史记》中“名+数+个体量词”结构共有99例，而“数+个体量词+名”结构则只有9例，很明显“名+数+量”结构远远多于“数+量+名”结构，但是《史记》中“名+数”结构只有171例，而“数+名”结构有1795例。

对于这一组数据，如果认为“数+量+名”格式是
由“数+名”结构添加量词而成，那么相应的问题就来了，因为个体量词先秦很少见，《史记》时代个体量词已经有较多的用例，这个新生的量词既然可以进入“数+名”结构组成“数+量+名”格式，那么肯定也可以进入到“名+数”结构组成“名+数+量”格式，抛开其它的因素不说，从概率方面来讲，也应该是个体量词进入“数+名”结构要多才是，因为在《史记》中“数+名”
结构远比“名+数”结构多得多，但事实上却相反，Drocourt等的说法不好解释这个现象。

该
书进而提出“数+个体量词+名”格式是受到已有的“数+容器量词+名”格式的带动而形成的，
这种观点则显得更加合理些。

（五）尝试作历史语序地域差异的分析
明儒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

”虽然
强调的是字音问题，但是很明显，可以将这个思路扩大到整个汉语研究，分历时角度和共时角
度两个方面来进行。

历时方面，将汉语发展史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直至元明
清等阶段，再详细探讨语言在各段内的发展，等把这些阶段内的情况弄清楚了，然后缀联起来，也基本上搞清楚了语言的历史发展，学界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共时方面，现在主要是
侧重于从现代方言层面来讨论的，探讨现代汉语在不同地域内的情况，这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

《汉代至隋唐汉语语序研究》提出，从理论上来说，汉语研究还应该站在历时角度中的
某段时期来做地域差异探讨，但是这方面的成果还非常少。

该书以五、六世纪汉语语序中的名量结构、比较句和处所介词词组为例，南方文献重点考
察《世说新语》和《周氏冥通记》，北方文献重点考察《洛阳伽蓝记》和《齐民要术》，经调查，《世说新语》中“数+量+名”结构共有38例，“名+数+量”结构18例，《周氏冥通记》
中“数+量+名”结构有18例，“名+数+量”结构3例，两书中均是“数+量+名”结构比“名+
数+量”结构多；但是在《齐民要术》中“数+量+名”结构112例，“名+数+量”结构534例，《洛阳伽蓝记》中“数+量+名”结构21例，“名+数+量”结构105例，这两书中“数+量+名”结构比“名+数+量”结构少。

南北文献中名量结构的情况恰好相反，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地
域因素而造成的影响。

又如五、六世纪“比”字比较句出现了“以+X+比+Y”和“X+比+Y+VP” 两种新的形式，但是它们主要出现在南方文献中，而北方文献中很少见，等等。

最后，再提点不成熟的建议，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该书中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比如调查的文献数量还可以增加；再比如地域差异方面，该书还只是做个抽样调查，无论从时间段的选择上还是文献数量的选择上都还不够，等等，当然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得了的，我们期待作者今后在这方面再有力作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