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第34卷　第4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Vol.34　No.4 JOURNA L OF HENAN N ORMA L UNIVERSIT Y J ul.2007

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郭根山,刘玉萍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　要: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光辉成就的历史时期,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问题在于,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幅度,人民生活质量没有得到与经济增长同比例的提高,中国依然没有脱离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同时,由于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左”倾相互影响,出现了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冒进错误,甚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因为公众总是直观地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对比,而无需去考察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而历史研究者和党史理论工作者则必须力求再现历史的原貌,从当时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的诸多因素中捕捉这些问题的因果关系,从而得出一个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的判断,对这些问题作出历史的说明和合理的评价。

关键词:经济增长;高积累;问题;理论分析;评价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359(2007)0420196204

作者简介:郭根山(1963-),河南洛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统计资料表明,1953-1978年间经济高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和6.0%。这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与经济发展较快的韩国、中国台湾相比也不算低。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24.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GDP 从1952年的342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018.4亿元,第二产业GDP从1952年的141.8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745.2亿元,第三产业GDP从1952年的194.3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860.5亿元[1](P3,4),增幅分别达到471.1%、170.1%、1525.2%和399.3%。

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进程之后,美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多数学者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稳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但中国总是能从衰退中恢复过来,重新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在1952-1974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取得这样高的增长率的国家是不多的。尽管存在着许多缺陷,但中国的战略和体制使中国脱离了落后的农业社会,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到工业化的中等阶段,出现了重大的工业和技术变革。1949年,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以异常贫穷、落后为特征,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国家已为人民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衣服和住房,医疗卫生有了保障,人人有工作,并显示出改善的巨大能量[2](P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共产党探索工业化道路的历史经验研究”(2006BDJ005)、

“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与实践研究”(05BDJ014)

收稿日期:200720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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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世界瞩目,但在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中国却依然是一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幅度,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特征明显,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同时,高速经济增长还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这些问题已经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因为他们总是直观地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对比,而无需去考察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而历史研究者和党史理论工作者则必须力求再现历史的原貌,从当时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的诸多因素中捕捉这些问题的因果关系,从而得出一个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的判断,对这些问题作出历史的说明和合理的评价。

问题一: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人民生活水平虽有较大提高,但大大低于经济增长幅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虽然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由于效率相对较低,中国并没有脱离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得到与经济增长同比例的提高。正如美国学者G.罗兹曼所言:“中国共产党政府在配置更多的资源以增加工农业生产方面,是成功的。但中国政府在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人民吃了很大的苦头,同时也造成惊人的资源浪费。”[3](P433)

为什么高速的经济增长没有直接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这与以下两个原因有直接关系。

第一,过高的人口增长率。

改革开放前,我国保持了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1951-1973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都在20‰以上,其中1962-1970年间均高于25‰,峰值在1963年,高达33.33‰;1974-1979年间逐年回落,从17.48‰降到11.61‰[1](P1)。“中国急剧增加的国民收入当时没有变成劳动人民收入的相应增加”,“在毛泽东主义时代最后20年间,增加的国民收入许多用于赡养迅速增长的人口”[4](P488)。这种过高的人口增长率,有我们政策失当的原因,但更多却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

“富国变得愈来愈有钱,穷国变得愈来愈有孩子”,这是战后几十年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鲜明对照。和西方国家在经济“起飞”以前以及“起飞”期间所经历的人口缓慢增长的情况完全不同,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地遇到了过速的人口增长。人口因素日益成为拉大世界上穷国与富国之间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日益增长和劳动力过剩的压力给现代化的后来者带来了特殊的阻力,单是人口一项因素就可能把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社会)自动淘汰出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影响了它们去取得本来也许能取得的进步,使人民失掉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5](P79)。过速的人口增长使中国和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难有大幅度的提高。

第二,过高的积累率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巩固国防,又要打下基业,这种形势使党中央和毛泽东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就意味着必须把有限的资金集聚起来投入重工业。除大量汲取农业剩余之外,就是实行高积累政策,勒紧裤带搞建设。统计资料显示,1952-1978年间平均积累率达29.5%,其中,1959年高达43.8%[6]。就一般规律而言,积累率与一国的收入水平成正比,但我国却在很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创造出大大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积累率,从而弥补了对外贸易和外援的不足,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维持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高积累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且有其历史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问题不仅在于高积累,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投入到重工业部门,而在于这种积累是否全部、有效地投入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去了。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积累率,而且还取决于积累效果,如果积累效果不佳,高积累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如果忽视积累效果,盲目提高积累率,不仅无益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相反会引起经济运行紊乱,降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可见,高积累是表面、是枝叶,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问题的根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注重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经济增长几乎全部寄托在规模的扩充上,大量的资金被重复地投入某一行业,并且并不一定是最需要的行业上,投资效率低下,造成大量的浪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就先后被苏联和中国理论界提出来,但直到苏联解体,直到中国制定“九五”计划前,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政策上更无实际举措。这个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或许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增长评价甚高的美国学者M.迈斯纳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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