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专享]说文解字叙的解读

《说文解字序》的现代解读与阐释《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字学专著。它是由东汉许慎在总结前人字书和文字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中国传统文字观念逐渐以之为准绳，走上一条自觉服务于社会的规范化发展轨道，并在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方面继续延伸。许慎的文字观念在《说文解字序》中有集中的体现，值得认真辨析。在这篇序言里，许慎追溯了从文字起源到东汉末期的发展演变历程，阐述了造字、用字的基本法则，对当时诸多社会文字现象中的迷误与混乱提出批评，并对自己的文字观念及撰述《说文》的用意作了明确的阐发。

千年以来，学者们对《说文》的理解更多地秉承传统的研习方式，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因而《说文》常常被当作单纯的学术著作。今天，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重读《说文解字序》，并试着通过对其中

政治文化意识的分析，更好地理解《说文》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文化产物，使隐藏在其中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学理脉络和学术立场得以彰显，也使相关的认识和研究更加深入。

文章一开始就从文字的起源说起：“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现象。……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①]其实这段话并不是许慎的个人

见解，《易·系辞下》中就有相类似的表达，甚至连表达方式都比较接近。其一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取诸‘离’”；其二为：“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②]。

《周易》中的两段文字分别说了文字起源和产生两个阶段：庖（包）牺氏作八卦意味着书写符号及符号观念的诞生，这可以被看作是文字出现的萌芽，而书契取代结绳，则应该是文字的正式产生。符号和文字是怎么形成的呢？《易·系辞》和许慎作了大致相同的解释：远古庖牺氏治理天下，通过象天法地制作了八

卦符号，“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套神奇符号的产生受到天地万物的启发，当它产生以后，

也就同时拥有沟通神明和统摄万物的功能；而仓颉造字，同样是象天法地，从鸟兽蹄迒之迹中得到启发，“知分理之可相别异”，而又用来使“百工（官）以义（治），万品（民）以察”。由此可见，庖牺八卦和仓

颉文字的创造方式、法则和目的并无二致。

传说中的庖牺氏和仓颉都可以沟通天地神人，这种神异的智慧也都被他们寄寓在自己创制的符号或文字中，用以传达天地间某些神秘的信息，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即由此而起。这种智慧被固化在形

象或抽象的书写符号中，作用于国家统治和社会秩序，就有了“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圣人所以垂后，后

人所以识古”的意义，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核心，受到世世代代的尊奉和延续。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恰好和“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兹乳而浸多也”的文字繁衍过程具有高度的交叉与同构关系。

在概述“五帝三王之世”以下“七十有二代”的文字发展历程以后，许慎谈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的情况。《周礼》被认为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的著述。其《地官》一章说：“保氏掌

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又把六书列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的六艺之一[③]，由此可见六书在教化万民中的地位和作用。

又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释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④]郑玄注《周礼》：“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⑤]而许慎则将六书的名称和序列确定为

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又对之作了具体解释，进一步体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的文字演进观，而“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象形文字则成为这种演进

的本源、核心和基础。

这以后，许慎对“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及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的历史作了较为肯定的叙述，称其“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认为他们较好地沿袭了庖牺氏、仓颉以来的古文传统。

而春秋以下，“诸候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

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国家分裂，诸候割据，礼崩乐坏，政治上变乱古法，导致了

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混乱，“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形也就在这时候出现。

到了秦始皇帝兼并天下，国家的一统带来了对文字的规范，“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

篆者也”。事实上，许慎对李斯等人的文字政策颇有微词。天下一统，本是恢复古文传统的大好时机，但

李斯等对六国文字的统一却只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国文字继续通行，并在此基础上参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形成了所谓小篆。这一点，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在班固、许慎等人看来，李斯等人并非没有恢复古文传统的时机和条件，只是“人用其私”，才导致了“其浸不正”的结果。[⑥]至于“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由初有隶书，以趣约易”，

在班固看来，是“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而在许慎看来，则更是“古文由此绝矣”的祸首。

西汉时期，政治的统一和强大带来了文字和文字学的迅速发展，《汉书•艺文志》记载：“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

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元始中，扬雄作《训纂篇》。

与文字发展并行的是对文字规范的强调和重视：“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

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汉书·艺文志》说得更明确：“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但由于当时通行的“皆《苍颉》中正字”，加上年久岁远，朝廷和社会“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后经过汉

宣帝、汉平帝的努力恢复和讲习，古文字的传统才得以一线不绝。　

到了王莽篡权，“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

定古文”，发动了一场意在政治的文字与学术之争。这场论争的延续甚至贯穿了整个东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一番改定下来，“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

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在许慎看来，“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传。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这些文字及其所保存的经典才是古文字及传统文化的正脉。

但是，令许慎等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些古文字经典的再现于世，并

没有起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效果，反而是“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