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琵琶

五弦琵琶，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弹拨弦鸣乐器。简称五弦。历史久远、造型别致，盛唐时期曾流行于我国广大中原地区，并东传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琵琶在龟兹石窟壁画中出现次数最多，如克孜尔石窟8、14、38、80、98、100、135、192、196窟；库木吐拉石窟56、58窟；森木塞姆石窟42、48窟都有五弦琵琶的精美画面。五弦琵琶传入内地，对中原乐风是一次巨大的更新。《旧唐书·礼乐志》说：“琵琶、五弦及歌舞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来尤盛。”《北史·恩幸传》中说：“曹僧奴子妙达，以能胡琵琶，甚被宠遇，开府封王。”《隋书·音乐志》记载：“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说的是龟兹著名音乐家苏祗婆于北周天和三年（公元568年）随阿史那公主来到长安，以一只五弦琵琶，把龟兹乐舞的艺术魔力发挥到了极致。当时的长安城，到处可以看到戴各种假面身着缀满珠玉的盛妆，表演龟兹歌舞戏“苏幕遮”的盛大狂欢场面。在这些场合中，每每闪现苏祗婆动人的身影，荡漾着苏祗婆用五弦演奏的美妙乐曲。

关于五弦琵琶的形制，《通典·乐典》、《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和陈旸《乐书》等文献均载为：制如琵琶，稍小。这种五弦小于四弦琵琶的记述，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据高德祥、柳廷信等学者研究，在北魏、西魏、北周、十六国至隋、唐各个时期的敦煌壁画中，画有五弦琵琶的洞窟就有20余处，通过比较，稍小的琵琶并非都是五弦，而是四弦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莫高窟220、322、341等洞窟初唐壁画中的五弦，并不小于四弦琵琶，特别是220窟北壁经变伎乐队中的五弦琵琶，反而要比一般的四弦琵琶大。至于五弦小于四弦琵琶的现象也确是存在，这是因为五弦琵琶本身就有大小之分。五弦琵琶的外型式样较多，颈项有直项、曲项的，音箱有半长梨形、半圆梨形、扁梅花形和扁圆形的等等。曲项、半长梨形音箱是五弦的最早形制，龟盘至山口处逐渐缩小、呈切开的长梨形，多见于敦煌早期壁画中，琴身横置演奏，琴头朝向左下方，左手持琴按弦，右手将龟盘挟抱于右肩处持拨弹奏。在莫高窟唐代壁画中，音箱呈半圆梨形的五弦较为多见，琴颈细长呈棒状，面板上开有两个对称的弯月形出音孔，这是经过中原乐工改革的五弦。莫高窟220窟的扁梅花形音箱的五弦琵琶较为独特，音箱似花瓣，琴颈细而长，琴头向后弯曲，它是古代中原与西域乐器互相借鉴、融合的见证。音箱扁圆形的

五弦，有如阮咸，但琴背用整木挖制，面板中央绘有长方形的图案公元五世纪前后波斯梨形曲项琵琶经西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经过我国人民的再创造而逐渐演化为一件地道的华夏民族乐器。传统琵琶乐曲中可以分成文曲、武曲、大曲。每一种分类的琵琶曲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唐朝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由于在宗教、文化、

艺术方面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外域以及各少数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在中原大地得到广泛吸收和充分发扬。盛唐时期乐舞空前繁盛琵琶艺术以其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和高手如林、名曲如云的盛况把琵琶艺术推上了中国乐史上的一个高峰期。琵琶艺术在唐代既是宫廷音乐的重要支撑也是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唐朝琵琶音乐繁荣的原因首先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促进了琵琶音乐的流行、发展其次是琵琶艺人的精湛技艺使琵琶音乐的流行具备了技术上的保证再则社会生活多元化存在方式为琵琶音乐的流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因为唐朝是一个思想自由解放和极富艺术气质的时代

唐朝足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腾达政通人和的时代而且记谱法的改进使乐谱为传播琵琶音乐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