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语法的影响

文化对语法的影响
[摘要] 文化对语言有影响，这是一般人都赞成的，并且其影响突出地反映在词汇和文字上。

但是对语法的影响究竟怎样，有影响还是没有影响，看法就不同了。

就是说有的，其看法也不尽一样的。

语法是语言的要素，说文化对语言完全没有影响，恐怕不客观，平心而论，应该说，文化对语法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文化语法影响文化语言学
从总体上看，几乎可以说人类的文化和人类语言的语法是同时产生的。

文化的发展特点和语法的发展特点，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文化对语法的总体影响，可能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们之间的相似性。

如果从语法种类和文化种类的角度看，文化融合和语法中和，是文化发展带来了人类文化和语言语法的增容。

不仅东西方两种大文化大语言之间，就是次文化和方言共同语之间，也是如此。

就拿疑问句句式来看，汉语疑问句式中，“V 不V？”“A不A？”是普通话的句式，“V不？”“A不？”是方言句式，其举例是：
普通话: 是不是？好不好？
云贵: 是不？好不？
可是到了现在，在很多人的“普通话”语感里，它们几乎全都是可以接受的普通话句式了。

普通话动词问句句式就包括“V不”这种形式：
a. 你买不买？
b.你买不？
c.你买吗？
a.他来不来？
b.他来不？
c.他来吗？（该文没有讨论形容词构成的问句）
不过，从文化和语言接触的包容性来看，两种语言和次语言使用者共享的语法系统，其包容性不是均等的，往往是弱势的一方包容强势一方，而不是相反。

在人们的直觉里，好像很多时候是在外国生活的殖民者能接受殖民地的文化，而殖民地人民不太能接受殖民者的文化。

同样，方言区操普通话的人，在语言上是处于一种弱势，因而其“语法系统”往往会大于老北京人的普通话系统。

比如：非北京人操普通话可能会说“你吃不吃饭？”“你吃饭不吃饭？”这两种句式，而北京人可能只说后一种。

从语法的内涵和外延看，本世纪初，它还主要限于词语屈折变化的狭义形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汉语被认为“没有语法”；接着，形态越来越不发达的英语，在语法学中较先把语法扩展到句法，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有语法了，70年代以前的一些汉语语法书，常常是把语法定义为“组词成句的规则”；最近一二十年来，语法概念的丰富和差异简直让人激奋：如用结构主义理论写的语法书，其语法定义是语言的结构规则，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其语法，则又是人脑中世代
遗传的一套言语生成能力。

在中国，语法学的主流，是在不断地扩大着其规则的对象内容，语法由词、短语（词组）、句子的构成规则，扩大到句群直至篇章的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则。

不仅如此，有的汉语语法学研究，还涉及到投射在语言结构中的交际规则和信息传递规则。

总的来说，从以上一些个方面看，文化对语法的总体性影响和制约，体现为文化和语法较深层次上的一种特征相似性。

多种语言的语法差异所反映的文化差异，是不同文化对语言语法的局部影响或具体组成部分的影响。

在这方面，又是不同语言的语法反映着文化的共性，又是则是反映出文化的个性。

这里的多种语言，既包括不同种族的语言，也包括一种语言的方言，因而其“种”有的是逻辑上的“属”。

为了讨论文化的方便，我们可以再不同层次上给语言分“种”划“属”。

英语和汉语分属印欧语和汉藏语两大体系，但是两种语言的语法，在体现男女身份的表达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比如英语有些表示女人身份的词是在表男人相同身份的词上面加一些词缀，如：神god 女神goodness，英雄hero 女英雄heroine。

汉语也有些表女人身份的词，也是在表男性相同身份的词语的基础上，加上“女”字或相当的词语。

例如：他是一个司机：她是一个女司机，他是一个作家：她是一个女作家。

但是称男人的时候一般不说出“男”字。

接触过英语和汉语的人，可能有一种感受，就是汉语和英语有些句子成分的语序是倒过来的，这是不同语法反映的思维文化差异。

1988年美国学者黛浩一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汉语语法的基本手法仿佛是按照某些具体的概念原则吧句法单位编织在一起”，“把动词作为中心参照点，按时间顺序来排列跟动物有语义联系成分”，“它的顺序跟思维完全合拍”例如：
汉语：他从旧金山坐长途汽车经过芝加哥到纽约。

英语：He came to New York from San Francisco through Chicago by greyhound bus
（他来纽约从旧金山经过芝加哥坐长途汽车）
上面所举例子，从时间先后来看，英语的语序是看不出与逻辑的联系的，或者说，英语的语序有与逻辑不一致的纯语言结构顺序。

综上所述，是否可以说，汉语的语序，是逻辑事理的顺序，这种语序的选择，可能与汉文化“尊天理、重长幼”的文化心态有关，汉语的语法好像是在把逻辑事理看做一种天理，语法跟着天理走；英语语序可能与他们的文化“尊后天地位、重主仆关系”的社会价值观有关，语言结构的主从，被看做后天地为尊卑的一种类型。

汉语和英语在表肯定和否定的简单应答时，也不尽相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否定问句所问内容的肯定上。

例如：
汉语：你不是从美国来的？
对，我不是。

英语：Aren’t you from America?(你不是从美国来的？)
No,I’m not.（不，我不是）
同样的内容，汉语是用“肯定”（对）+“间接引用”回答，英语是用“否定”（no）+“间接引用”构成。

如果纯从语言看，两种语言的简答方式都有两部分构成：（1）前导性的总说解答（是、不，yes、no）；（2）后续性的具体回答（细说）。

就其前导性的简答看，英语的肯否是跟着细说（的语法形式）走，是“据后”决定答句“形式”的“定形”性回答，后面是肯定形式，总答用Yes，后面是否定形式，总答用No；即细说句是肯定对方的讲法的，是“是”，否定对方讲法的用“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英语是崇“法”的遵“形”语法，汉语是尚“理”的守“意”语法。

从文化的角度看，肯否回答和对赞扬的应答，都涉及到应答的肯否问题：在受到赞扬时，英语常常是用谢谢来回答，是一种礼貌的肯定；而汉语则是以谦虚来对待，属于一种文化否定。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答案也许只能从文化中来找：可能是英语文化是大写己方I(我)，汉语文化是大写对方（你和他人）。

因为英语回答赞扬，是咱在自己的角度，简答句也是采取标明自己答句语法性质的形式，而汉语受到赞扬时则是怕对方和他方有失落感，是通过否定或贬低的方式，使自己屈服他人之下，求得大家的心理平衡，总之汉语母语者的语法思维方式是以对方为中心的，对问句的回答，其简答句也是以对方为中心，针对对方问句所阐述的命题，来进行肯否的评判的。

从很多情况来看，语法差异是跟着文化走的，但是并不一定是跟着语言的区划走的。

比如我国在种植上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南方是以种稻为主，北方是以种麦为主，因而就形成了跨越方言的稻文化区和麦文化区。

两个不同文化区的人，在制造粉末状物质的词语是，他们都是站在各自文化的角度，选用了其认为最传“形”的语素构成相关词语，如稻文化区的人是用“粉”来构成下面的词：胡椒粉、药粉、白粉；而麦文化区的人确实用“面”（“麦面”一词的词根）来构成这几个词：胡椒面儿、药面儿、白面儿。

在我国稻文化区和麦文化区与方言区划是不对应的：北方方言的一部分是麦文化区，而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区和下江官话以及吴方言区、赣方言区、湘方言区、闽方言区、粤方言区、都属稻文化区。

这就是说，文化差异有跨语言区划的一面，或者说，文化差异和语言区划有错位的一面。

参考文献：
[1]《文化语言学》刑福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
[2]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三版.
[3] 《文化语言学导论》戴昭铭语文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