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距今整整80年了。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

它显示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信心和力量。

它所昭示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五四运动——时代的号角人民的胜利五四运动是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开始逐步发展为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的政治运动。

它以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而成为时代的号角。

各阶层人民在运动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

五四运动以人民的胜利而载入史册。

20世纪初，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对象，处于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境地。

由于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对中国的争夺，主要在日、美之间进行，其中，尤以日本帝国主义为甚。

这种形势至五四运动爆发前的几年变得愈加严峻。

1914年，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侵占中国的大好时机，当时被任命为驻华公使的日置益，还未上任，便得意洋洋地说：“战则大妙！”而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腐败无能，完全任日本帝国主义的摆布。

1914年8月，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8日，日本军舰出现在我国青岛海面；15日，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胶州湾德国租界地无条件地交与日本接收；23日，日本对德宣战；派军在龙口登岸。

以后，日本又不断增兵。

至1915年，日本不仅拒绝从山东撤兵，反而进一步提出灭亡全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及各项秘密条约，据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大大超过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并通过袁世凯、段祺瑞卖国政府取得了在中国政治、军事、财政等更多方面的特权，使中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

因此，救亡图存成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

面对国家主权丧失、民族危亡的形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在寻求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的路上，出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先进人物。

他们首先从文化心理层面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将救亡与启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15年9月，以《青年》（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创办为标志，开始了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的新文化运动。

不过，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这场运动既不同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不同于法兰西的启蒙运动。

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救亡、反帝、反封的特点。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2号上发表的文章即名为《我之爱国主义》。

李大钊为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大声疾呼：“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我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李大钊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中，还阐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李大钊选集》，第85页）。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版，第1469页）。

从《新青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寻找的足迹。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

优胜劣败，理无可逃。

”（《青年》第一卷，第三号）李大钊也曾接受过进化论思想，并将其传递给更多的人。

他号召人们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他人之国，既依其奋力而造成，其间智勇，本不甚悬，人亦人，我何弗若？”（《李大钊选集》，第31页）。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进步思想家们曾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鼓舞人们为催青春中国之诞生而奋斗。

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还没有民主政治、依然是专制统治中国、较多的人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新青年》还提出为民主和科学而战斗的口号。

1916年至1918年间，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与孔子》，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等文章，以其鲜明的反封建特征影响于全社会。

除《新青年》外，这一时期在思想启蒙方面产生较大影响的刊物还有《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新潮》、《湘江评论》等。

可以说，“五四”前期的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们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从而引发了新旧文化的猛烈撞击。

这一点，《新青年》说得很清楚：“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新青年》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推动救亡，两者相互促进。

当五四爱国运动到来时，启蒙运动中的先进分子都成了爱国运动中的骨干。

毛泽东评价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七大”工作方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五四”是一个历史时期，它的内涵和外延，无论是爱国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都是很丰富的，时间也是较长的。

仅就爱国运动本身来说，它也包含着五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5月4日天安门集会、东交民巷请愿、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的行动。

第二个高潮是5月19日挽留蔡元培、反对安福系掌握教育权的行动。

第三个高潮是6月5日开始的上海罢工、罢课、罢市运动。

第四个高潮是6月10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斗争。

第五个高潮是6月28日拒签《巴黎和约》的斗争。

这五个高潮的出现，是五四高亢爱国诗篇的五个乐章，是人民群众的胜利，反动势力的失败。

五四爱国运动的全过程，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

仅就反对在巴黎和约签字来说，即能说明这一点。

当时报载：“据说28日那一天，各专使的寓所满被侨法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围住了，不准专使出门，扬言如果出门，当扑杀之。

吾们（指工人、学生）已预备了：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他。

这预备偿命的人已开了名单，不管要出门的专使是被谁打死的，这预备偿命的人总去偿命。

因此专使不敢出门。

28日未曾列席，这与官电的报告都说28日专使没有出席，是很近似的。

”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如何呢？《顾维钧回忆录》中说：“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

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

”顾维钧是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主要代表，看来，上述消息是可靠的。

以上五个高潮，只反映了几个中心地区的情况，远远不是运动的全貌。

事实上，在全国许多地区包括各省的中小城市，甚至一些村、镇（如山东），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爱国运动，成星火燎原之势。

许多爱国华侨在不同地区，也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爱国救亡运动。

从参加的阶层看，也是十分广泛的。

真正是：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

工人、学生、商人，以及各行各业人士都投入到爱国运动中来。

理发工人关门罢市，门首贴着告示：“国事如此，无心整容”。

说书、唱戏的，各种游艺场一律罢唱。

有的艺人还配合爱国运动，编写新的书词，以文艺形式进行宣传。

在当时天津各界印发的许多传单中，有一张题名为《一得之愚》的传单，落款是：“李孟氏典衣刊布”。

是说一位家庭妇女，依靠典当衣服换来的钱，印刷爱国传单。

由此可见五四爱国运动的深入人心。

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就是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并在她的指导下，开始了伟大而又艰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

五四运动是人民的胜利。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道路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关系极为密切。

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

近代与现代，在西方是一个词：modern。

不论怎样称谓，现代化大体上指的是：在经济上从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在政治上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在思想、文化上，应该具有与政治、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

概括起来，就是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不再混用近代、现代，而统一使用现代化这一史学界大体认同的概念。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式启动，应该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

如毛泽东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67页）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

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在于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这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工商业政策作用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是失败了的。

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使革命党人陷入极大困境。

历史的教训使一些志士仁人认识到：革命失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碍，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觉悟问题。

他们通过办报刊，启发人们，唤醒人们。

因此，陈独秀把他发动的这场运动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潮下，马克思主义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并迅速地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这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正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当年——1919年10月，把他的革命党正式改为中国国民党，并重新提出他的三民主义。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给与他的影响，他在1919年6月18日《复蔡冰若函》中说：“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的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

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版，第66页）。

正因为孙中山给予五四运动如此高的评价，因而他对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集合了运动中的大量先进分子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的重视。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促成了1924年1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正因为这次国共合作，才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大革命”，出现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

这场“大革命”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

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后（1914—1922）中国资本主义较迅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