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从美国电影中折射出的美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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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从美国电影中折射出的美国文化
——观《世界电影史有感》
电影,这一元素自诞生以来就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视线,一直活跃在近现代文明的历史舞台上。自2009年底2010年初的《阿凡达》在全球掀起一阵新的狂热效应之后,单单对于电影本身的了解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了。越来越多的影人及资深影迷纷纷将目光转移并锁定在了电影的制作背景上。而好莱坞电影无论是其运作模式还是拍摄水准制作功底都位及全球电影界的翘楚。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目光。无论是《与狼共舞》的叙事,还是《骇客帝国》的科技,或者是卡梅隆曾经保持了13年的全球票房纪录的《泰坦尼克号》,都再一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以此切入分析《阿凡达》获得成功的背景。正如知名电影评论人莫绶所言:“《阿凡达》的成功并不是一鸣惊人,而是根植于美国文化创意领域深厚的积累沉淀。”
如今我在读完《世界电影史》之后对其中美国电影史部分,特别是战后至今的美国电影史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想在此谈谈我对其的看法并分析一下我所理解的战后至今美国电影中折射出的美国文化。由于阅读时间仓促,且下文所述皆为个人粗浅见解,还望老师指正。
一件艺术品往往和艺术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一种艺术形式的历史通常是将艺术家的名字记录下来。这样的历史其实是把个别艺术家的生活和作品置于一种社会真空状态之下,或者超越了时间和地点的束缚,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处于社会历史之外。如果说个别艺术家超越了社会生活,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社会生活同样高于该艺术家的整个内在,因为每部作品至少都带有两个印记——艺术家的印记及其作品所在环境的印记。但是不管怎么说,任何时期的电影都会有一个鲜明的时代印记,在整个大环境下各个不同导演发挥各自的主观想象力与创造力带给我们不同的心灵享受。
“战后初期美国好莱坞电影面临着极好的发展前景,罗斯福的自由主义在恢复时期(1945-1947)风行于好莱坞的一些制片厂内,这个时期社会纠纷很多,在这个电影
的首都也不例外。那些战前的电影大师,如约翰·福特、卡普拉、惠勒,似乎准备重显
身手,大干一场。电影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卖座打破了记录(1946年售出50亿张影票),盟军的胜利又为好莱坞打开了新的世界市场。(日本、西德、意大利
等轴心国)”[1]
威廉·惠勒以极大的热忱和心血拍了《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这部具有鲜明时
代特征“恢复时期”特点的影片。这位作风细致的杰出艺匠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三个复员军人——一个银行家,一个飞行员,一个失去双臂的残废者一一归来的情景。故事结局虽
然不脱“大团圆”的老套,片中却有不少场面给人以真实和尖锐的感觉。真实地表现了战后初期社会各界人士对战争结束的喜悦以及战后重建工作的忧心忡忡。
此时期最卖座的影片当属《罗马假日》,全片的故事情节简单却以性格化的人物塑造取胜。影片中毫无大制作大场面,情节也简单得很。但是其作为浪漫爱情电影之代表,至今无出其右。“《罗马假日》这部浪漫的爱情喜剧影片,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电影,是一部充满了艺术的美感,轻松、自然而富有情趣的文艺片,是不可复制的。之所以不可复制,是因为它在情与景中糅合了悲剧与喜剧的全部要素,却又使得情与景相互调协,把感情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影片。由此,故事男女主人公的相逢喜而不俗,而他们的离别亦哀而不伤,他们的爱情显得温馨别致,增之一分减之一毫都会过火。”[2]从这个意义上讲,导演威廉•惠勒属于那种不出世的天才,他用一种很有节制的笔触,令这段爱情逐渐走上高潮,然后就让它停留在最美的一个点上,纯真又带些调皮的公主和善良又有些心计的小记者,两个人的爱情注定是纯真年代的一幅美好景象。诚然若非战后社会重建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的衬托,此片定当无法达到现今这一高度。
时间来到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讲到这个时期就不得不提《逍遥骑士》。1969年,《逍遥骑士》横空出世。“这是一部充满惶惑、否定、叛逆和悲剧的存在主义式公路电影。它不仅是60年代美国垮掉运动的经典符号之一,更是开创新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分水岭。《逍遥骑士》的成功,在当时如同一场狂风暴雨席卷了好莱坞。各大公司和制片商纷纷请来顾问研究这一现象及对策,发现这一时期48%的观众是16岁-24岁的年轻人。调查的结果竟使好莱坞几乎在一夜之间淘汰了整整一代编剧,导演及行政管理人员,而换上了新一代的年轻制作者,利用年轻人与现存社会的矛盾,把革命制造成容易脱手的完美商品。”[3] 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六十年代末美国电影的新老交替。30岁上下的青年导演开始发言。但他们对好莱坞的电影传统决不是持否定态度,而是在巨大商业成就的掩护下同它进行斗争的结果,这股突然出现的短暂新倾向,就是日后波及深远的新好莱坞运动。《逍遥骑士》中的两位浪荡四方的瘾君子,他们抽大麻,骑摩托,夹克背上缝着美国国旗。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一年后,新好莱坞彻底进入黄金时代而《逍遥骑士》,原本叫《孤独者》。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事实上美国一直未与战争真正撇清关系。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美国人民这个世界尚未完全和平。而七十年代初适逢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阴影,社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再加上之前肯尼迪总统遇刺,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辞职等等政坛的不平静加上内忧外患侵扰,使得此时期好莱坞战争片大行其道。
“在战场这个世界里,法律、信仰、行为,还有文明的道德都是被废除的。这不仅仅是允许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还是命令让他去做的。战争改写了文明与犯罪的法则,像威拉德上尉(马丁·西恩扮演)在《现代启示录》所提醒我们的,要改变一个用谋杀
手段杀戮敌人的士兵,“就像在印地500赛车比赛中开超速罚单”。”[4]当然,根据日
内瓦条约,战争有它的法则。战争影片使角色陷入一个即使是最不起眼的动作(就算是什么也不做)也会导致丧生的极端世界——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战友。最能体现这种绝对论者语调或者人类生存本质的一幅画面:一个美国大兵不小心踩在敌人的地雷上,并且知道只要动一下地雷就会爆炸(《坚韧的刺刀》、《C连的孩子们》)。他的性命,还有他身边的人的性命,全取决于他的自我控制。他不得不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以便他的战友来拆雷。之后他和伙伴们要谨慎地从雷区折回返出。生命是以秒来计算的,每一步都是介于生与死之间的噩梦般的选择——实际上没有选择,只是运气而已。同时期电影《猎鹿人》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也采用过类似的画面,一个比美国大兵进入雷区
的传统敌我概念更加贴近“越战”的场面。对于西米诺来说,“越战”是有意的自我毁灭——就像俄罗斯轮盘游戏。
“战争片中,即使好人偶尔也会打破规则,尽管他们通常被看做是受到愤怒、私利和同情心的动机影响,而且他们这些官方下令的违规行为通常发生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因为此时美国的精神状态不如在“二战”中描绘的那般清晰。影片《钢盔》中,一名美军中士不情愿地射杀了一名朝鲜人,因为后者对一名韩国男孩的死的无动于衷;《现代启示录》中,威拉德宁愿射杀一名垂死的越南女孩,也不愿让他伪善的战友——那个一开始射伤女孩的人——带着女孩到达可能提供医疗救护的地方,从而耽误任务;《全金属外壳》的结尾,外号“小丑”的海军陆战队员依照一名受伤倒地、正在用血在地上写字的越南女狙击手的请求,杀死了她。”[5]
这究竟是战争的残酷还是人性的苏醒此时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随后的若干年是美国电影百花齐放的时期。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造就了多样化的拍摄手法以及多层次多维度的拍摄主题。电影影片有个无法避免的取材滞后性,七十年代美国历史上的很多大事也在之后因科学技术的提升有了创作的可能,阿波罗登月等外太空探索影片掀起了另一阵科技狂潮。
九十年代势必将是美国电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峰。《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杀手不太冷》、《勇敢的心》、《低俗小说》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当今影坛上的经典传世之作。思想的解放以及美国越加巩固的世界老大地位,再加上同时比尔·克林顿治理下经济发展无论是从规模还是速度上看都可以排在美国历史前列的社
会背景,给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二十一世纪,是电影视觉特效风行天下的年代。单纯的剧情内容已经无法满足口味越来越挑剔的观众了。而如今这一发展路径正逐步偏离正确轨道,浮躁功利的社会大环境,越发高强度快速度的生活节奏,滋生了追求视觉享受漠视剧情内容这一不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