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感知事实及其证据法意义
《证据法学概论》第二章 证据理念
证据是能够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该信息的 载体即是证据方法。 证据裁判主义的四层含义
第一节 证据的法律意义
一、证据及其相关概念
何为证据？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my Bentham）曾言，“证据是正义的基础”， “证据的范畴即为知识的范畴”。这是从 哲学或法哲学的角度谈证据的概念。我们 认为，证据就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 易言之，证据就是信息的一种。首先，证 据是一种物质，即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次， 它所表彰的是与案件待证事实有关联的信 息。
具有公信力的评价主体。
第三节 证据裁判主义
一、证据裁判主义的确立
司法裁判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为其内容。认定 事实裁判即为事实裁判，适用法律裁判即为法律 裁判。事实裁判，要求裁判者必须具有一定的知 识、经验和良知，法律裁判要求裁判者为懂法律 的专家。
法庭证明与实验室所进行的自然科学证明的区别： 证据裁判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依证据进行裁判
第二节 神明裁判与证明制度
一、神明裁判
神明裁判，即在奴隶社会，事实审理者在 诉争当事人之间事实疑而难断时，通过一 定的行为规则，将诉争事实的确定交由神 灵显现的表征来确定，以定分止争，这种 认定事实的制度即神明裁判制度。
神明裁判的两个阶段
二、证明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到了中世纪以后，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 在思想领域和认识客观世界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人类 更加明了地认识到纠纷诉争事实的真伪如果仅靠神明将 无法获得公平结果。自此，证据法则才开始关注证人证 言以及被告的供述，证据制度才逐渐形成与建立。
理论探讨： 证据是事实吗？ 证据的合法性是不是证据的特性？
二、司法裁判与证据法
司法裁判结果为人民所信服，即司法裁判本身所 应具有的公信力，源自于该司法裁判本身所具有 和张扬的公平正义的内容，这是司法公信力的生 命所在。一个司法裁判，如果不具有公平正义的 内容，即不具有公信力。
【毕业论文选题】证据法学论文题目
证据法学论文题目证据法学是研究司法、执法等活动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或者其他相关事实的规律、方法以及证据法律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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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对证据法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认识论对证据法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摘要：一、认识论与证据法学的关联性二、认识论对证据法学研究的指导作用1.指导证据的收集和审查2.指导证据的证明力和可信度评估3.指导诉讼程序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三、认识论在证据法学中的具体应用四、我国证据法学研究中认识论的现状与展望正文：认识论对证据法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一、认识论与证据法学的关联性认识论，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探讨人类认识世界的本质、途径和规律。
证据法学，则是研究如何在法律诉讼中运用证据来证明事实、判断是非的学科。
乍看之下，这两者似乎并无太多直接联系。
然而，仔细分析可知，认识论对证据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认识论对证据法学研究的指导作用1.指导证据的收集和审查证据的收集和审查是证据法学研究的核心环节。
认识论强调，人类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又有其客观规律。
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认识论的规律，全面、客观地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
同时，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具有有限性和相对性，因此在审查证据时，要保持谨慎态度，防止主观臆断。
2.指导证据的证明力和可信度评估证据的证明力和可信度是决定诉讼结果的关键因素。
认识论认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我们要善于从现象中把握本质。
在评估证据证明力和可信度时，我们要遵循认识论的这一观点，从大量现象中提炼出关键信息，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3.指导诉讼程序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诉讼程序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是保障司法正义的重要前提。
认识论强调，认识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
在诉讼程序中，我们要根据认识论的这一观点，确保诉讼过程的动态调整和不断完善。
同时，认识论还提醒我们要注重人际交往的平等和互利，以确保诉讼双方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三、认识论在证据法学中的具体应用在我国证据法学研究中，认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强调实事求是，全面收集和分析证据；其次，注重调查研究，遵循认识论的规律来揭示案件事实；最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正确处理诉讼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
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一、概述在人类认知与实践活动中，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形成认知、作出决策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事实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中的具体情况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证据则是我们用来证明或反驳事实的材料或信息，是连接事实与认知的桥梁而事实认定则是对事实和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得出结论的过程。
在司法领域，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的关系尤为重要。
司法审判的本质就是通过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认定案件事实，进而适用法律作出裁决。
在这个过程中，证据的收集、保全、审查、判断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确保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需要面对各种事实认定问题，如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合同纠纷的解决等。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需要依据相关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和社会常识，对事实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认定。
对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提高司法审判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也有助于我们提高日常生活中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本文将从概念、特点、原则等方面对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进行详细阐述，以期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1. 阐述文章主题和重要性在日常生活、学术研究、法律审判乃至政策制定中，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公正性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主题，分析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并阐述它们在各个领域中的重要性。
明确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的概念是理解本文的基础。
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状态或情况证据则是用来证明或否定事实存在的材料或信息而事实认定则是一个过程，通过收集、分析、评估证据来得出对某一事实是否存在及其真实性的判断。
这一过程不仅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决策和行动的正确性。
在法律领域，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公正审判。
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从业者需要依据事实和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从而作出公正的裁决。
证据的意义
证据的意义证据的意义，是指证据在进行诉讼活动、完成诉讼任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证据是诉讼的前提和基础。
离开证据，不仅诉讼活动将无法进行，而且案件事实将无法认定,进而诉讼任务也将无法完成.具体地说，证据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证据是进行诉讼活动的前提或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讲,无证据便无诉讼。
例如,在刑事诉讼中，无论是立案、侦查、起诉或审判，还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各项诉讼程序的启动和各项诉讼活动的进行都离不开证据的运用。
从刑事案件的立案开始,就需要根据证据确定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
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足够的证据,人民法院就不予受理。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就不能逮捕犯罪嫌疑人。
不具备确实充分的证据,就不能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更不能对其定罪判刑．又如,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当事人起诉、应诉,申请回避、诉讼保全等，还是法院受理案件,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对妨碍诉讼活动的当事人进行拘留、罚款,都必须要有一定或充分的证据。
同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证明不当,致使证据失实、虚假或不合法,就可能导致业已进行的诉讼活动归于无效或需要重新进行。
因此,证据是进行诉讼活动的前提或基础.离开证据，不仅诉讼程序无法启动，就是已经进行的诉讼活动也不能正常进行.二、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
人们确定事实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它作为论证的证据：事实是一切理论、思想、计划、方案得以产生的根据，也是鉴别一切理论、思想、计划、方案是否正确的可靠标准。
事实之所以能作为证据，是因为第一, 事实来源于证据载体，不是人们主观想象的, 它具有真实可靠性、不可更改性、特殊性。
第二，从证据载体中截取出来的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只有它才会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而其他任何事实都不会与其具有的惟一确定的关联性，正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这种惟一可靠的关联性, 所以用证据事实来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其结论当然是可靠的. 因此, 只要确定了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相关关系的性质, 就可以确定证据事实能否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及前者对后者证明力的大小. 事实天生就是为了作为证明的证据的，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纯粹的事实”。
怀疑与实证 寻求证据的重要
怀疑与实证寻求证据的重要怀疑与实证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环节。
怀疑是指对某一事物或现象存在疑问的态度和思考，而实证是指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来寻求证据和验证。
在科学研究中，怀疑与实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怀疑是科学研究的起点。
科学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不断有人对现有假设和理论提出质疑和怀疑。
怀疑的出发点来源于对事物本身的不确定性，是对认知的一种进一步追求。
怀疑可以启发科学家进一步深入思考，提出新的问题和思路，从而推动科学的发展。
正是因为科学家持续不断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才有了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和突破。
其次，实证是怀疑的回答。
怀疑需要通过实证来验证，只有通过实证的过程，才能够确定是否存在某种关系、现象或者定理的真实性。
实证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步骤，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获取数据和证据，从而验证科学假设和理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实证是对怀疑的直接回应，通过实验证据的收集和分析，可以用来证明或推翻一个假设或理论。
怀疑与实证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过程。
怀疑激发了对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而实证则为怀疑提供了证据和解答。
实证过程中发现的新证据又可能引发新的怀疑，从而继续推动研究的深入。
这种怀疑与实证的循环和互动，推动着科学的不断发展。
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面临着大量的信息和观点，怀疑和实证尤为重要。
怀疑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筛选出真实可信的信息，防止被误导和欺骗。
而实证则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验证信息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使我们能够获得更加真实和有效的知识。
总之，怀疑与实证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怀疑是科学研究的起点，通过怀疑激发了对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而实证则为怀疑提供了验证的证据和解答。
怀疑与实证的循环推动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使我们能够获得更加准确和可信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怀疑和实证对于我们从海量信息中获取真实和有效的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论感知事实及其证据法意义
论感知事实及其证据法意义感知事实是指人们通过自己的感官进行感知和体验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例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
而证据法是指在法律领域声称或证明一个事实是否存在时所采用的法律证据。
感知事实和证据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
感知事实是证据法的基础，证据法则通过规定了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如何采证、证据的鉴定和证明等程序来保证证据的真实、合法和有力。
因此，感知事实和证据法是相互关联和补充的，缺一不可。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感知事实进行自主判断，以此来做出抉择和行为。
例如，当人们看见一辆红色的交通灯时，就会意识到此时应该停车等待信号灯的变化，这种基于观察和感知的判断不需要任何证据证明。
然而，在法律领域，不能仅凭感知事实来证明一个案例，必须通过证据法的规定来对事实进行证明和鉴定。
另外，感知事实也可能受到主观性的影响。
例如，每个人的视力不同，可能导致对同一个对象的颜色、形状、大小等感知结果不同。
这种主观性可能会导致事实成为争议的焦点，因此需要通过证据法的规定来进行鉴定和证明。
在证据法中，有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区分，直接证据是指可以直接证明一个事实存在的证据，例如现场勘查、手写笔记等。
间接证据则是通过推理、推断、反推等方式来间接证明事实的存在，例如证人证言、证据的形成过程等。
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在证据公正性和证据强度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优缺点。
在证据法中还有鉴定证据的规定。
鉴定证据是指对某物或某一事实进行科学分析、检验、鉴定、评估等方式来进行证明或否认。
例如，听证会上进行语言鉴定、鉴定血液中毒物质等。
鉴定证据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感知事实和证据法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的。
感知事实提供了证据法的基础，证据法通过规定证据的鉴定、证明、采证等程序来保证证据的真实、合法和有力。
只有通过正确有效的证据法程序来证明事实的存在，才能保证公正的司法判决和法律公正。
发言稿中如何用事实和证据支撑论点
发言稿中如何用事实和证据支撑论点尊敬的主持人、各位评委、亲爱的参赛选手们，大家好！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与各位分享我对于发言稿中如何用事实和证据支撑论点的一些想法。
事实和证据的运用，不仅可以增强我们的逻辑推理力，更能够使我们的观点更加有说服力，并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力。
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来展开我的讲解。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事实和证据的定义。
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可以观察和验证的事物，而证据则是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支持的具体材料。
当我们在发言稿中使用事实和证据时，一定要确保所引用的信息来自于可靠的来源，例如权威性报告、学术研究或官方数据。
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可信度，同时也能够防止在发言中出现不准确或误导性的信息。
其次，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寻找和整理有效的事实和证据。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书籍、期刊和网站来收集信息。
在进行选取时，要注意选择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材料。
另外，为了确保我们所使用的事实和证据真实可靠，我们还可以通过交叉验证不同来源的观点来提高其可信度。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查研究、实地考察或访谈专家等方式收集到更加具体且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证据。
只有当我们向听众展示了充分的证据，才能使他们对我们的观点产生更高的认同度。
最后，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有效地运用事实和证据来支撑我们的论点。
在发言稿中，我们可以通过引用具体的数据、统计数字、案例研究或相关的调查结果来支持我们的观点。
当我们举例时，要注意选取那些与听众身边发生的实际情况相关的例子。
同时，在引用事实和证据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技巧，如运用对比、对照、因果等的逻辑关系，使得我们的观点更加清晰明了，并能够迅速击中听众的心态。
此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图表、图片等视觉手段，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我们的观点和证据，从而进一步增强我们发言的说服力。
亲爱的听众们，用事实和证据支撑论点，是任何一位发言者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通过了解事实和证据的定义，学会如何寻找和整理有效的材料，并灵活运用这些证据来支持论点，我们将能够提高我们发言的说服力，达到更好的效果。
经验上可感知的社会事实举例
经验上可感知的社会事实举例标题：深度探讨经验上可感知的社会事实举例导言：社会事实是指那些被广泛接受并被认为是现实的观点、规则或现象。
作为一个积极思考和探索的人，我们常常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感知和体验来理解这些事实。
本文将深入研究经验上可感知的社会事实，并结合具体的案例来展示其深度和广度。
一、社会事实的定义与特征社会事实是指那些在社会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观点、规范和行为模式。
它们代表了社会共识和共同认知，对社会运行起着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社会事实具有以下特征：1. 普遍性：社会事实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普遍的存在，反映了共同的认知和行动方式；2. 客观性：社会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依赖于个体的主观感受；3. 形成机制：社会事实的形成受到社会文化、历史进程和群体认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二、例举经验上可感知的社会事实1. 社会角色分工：社会中不同的职业、角色和地位分工明确。
比如医生、教师、警察等职业的普遍存在，形成了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
2. 社交礼仪：社会中的社交礼仪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行为规范。
比如在见面时要握手、尊重长辈等，这些社交礼仪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一定的差异，但普遍存在并构建了社会的和谐。
3. 婚姻与家庭：在社会中，婚姻与家庭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
婚姻制度、结婚仪式等共同构成了社会对家庭价值的共识，为个人提供了安全感和社会支持。
4. 社会正义：对社会正义的普遍追求是社会事实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们普遍关注公平、公正和平等，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持批评态度，呼吁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会。
5. 信任与合作：信任和合作是社会事实中的重要要素。
人们在社会中互相信任，愿意与他人合作，共同追求个人和集体的目标。
这种信任和合作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三、个人观点与理解社会事实是社会运行的基石，它们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共同认知和行为模式。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不仅要感知并遵循社会事实，还要深入理解背后的原因和意义。
法学中的感知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平衡
法学中的感知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平衡在法学领域，公正是一个关键的概念。
公正是指在法律体系中，法官、法律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在处理案件和问题时的公平和公正。
公正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即感知公正和实质公正。
感知公正是社会对法律制度和法律机构公平性的主观感受，而实质公正则是指法律制度和法律机构是否能够在实际运作中保证真正公正的结果。
在法学中，要平衡感知公正和实质公正，以确保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感知公正是指人们对法治的信任和对法律机构公正性的主观感受。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人们对法律制度和法律机构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公众无法相信法治的公正性，就会导致对法律制度的质疑和对法官的不信任。
这种质疑和不信任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因此，感知公正在法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感知公正并不代表实质公正。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机构可能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正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不公正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感知公正是虚假的，因为法律制度并没有真正地保证公正结果。
为了保证实质公正，法学界需要关注制度设计和运作机制。
为了平衡感知公正和实质公正，法学界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首先，法律制度需要透明度。
透明度可以提高公众对法律机构的信任，从而增强感知公正。
透明度包括公开审判、公开讨论、公开制度和公开决策等方面。
通过增加透明度，社会可以了解法律机构的工作方式，减少对法律制度的误解和不信任。
其次，法官和法律机构需要职业道德和公正的价值观。
职业道德和公正价值观是法官和法律机构保持感知公正和实质公正的基础。
法官应该具有独立、中立和客观的态度，以便在处理案件和问题时能够作出公正的判断。
法学教育和培训应该强调职业道德和公正价值观，培养法官和法律从业人员的公正意识。
此外，法律制度需要与社会价值观相一致。
法律制度是社会规范的体现，应该与社会的价值观相符合。
如果法律制度与社会价值观不一致，就会引发公众的不满和质疑。
因此，法学界应该关注调研和分析社会的价值观，从而调整和修改法律制度，促进感知公正和实质公正的平衡。
对于你来说,为什么一目瞭然的事实如此重要？
对于你来说，为什么一目瞭然的事实如此重要？一、事实是认知的基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是我们认识世界、了解事物的基础。
无论是科学研究、历史考证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决策，都需要依据事实进行分析和判断。
没有事实作为依据，我们的认知就会陷入主观臆断的泥潭，无法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
事实的重要性就好比地图上的定位标志，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进而找到前进的方向。
只有通过事实，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了解世界，避免迷失方向。
二、事实决定判断的准确性事实是判断准确性的依据，只有依据真实的事实进行分析和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否则，我们的判断就可能偏离事实，产生误导和偏见。
以科学研究为例，科学家们会通过实验和观察收集事实数据，通过数据的分析和解读得出科学结论。
这是因为事实的客观存在可以作为科学理论的验证依据，确保科学研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需要通过事实来进行判断。
比如，我们遇到了一位陌生人，通过观察他的言行举止，了解他的背景、经历和态度，就可以对他的诚信程度进行判断。
而这些判断都是依据我们掌握的事实进行的。
三、事实是推动真相揭示的力量事实是揭示真相的终极力量，只有通过事实的考证和证据的呈现，才能揭露事物背后的真相。
在法庭上，律师们会通过事实的呈现，来辨明被告的罪与无罪。
而在新闻报道中，记者们需要通过调查和事实搜集，为公众还原真实的事件经过。
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调查中，事实的重要性更加显著。
比如，航空事故调查人员会通过分析黑匣子的数据和现场痕迹，找出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以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同时，事实的揭示也能帮助人们认清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
例如，在揭露食品安全问题方面，通过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媒体和监管机构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公众的健康。
总之，一目了然的事实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判断问题和揭示真相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对事实的敏感和重视，避免陷入主观臆断和偏见，以便更准确地认识世界和做出明智的决策。
论感知事实及其证据法意义
论感知事实及其证据法意义感知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一种基本方式。
基于感知所获取到的事实则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判断事物的依据。
然而，人类的感知并不是绝对可信的。
为了确保感知所得到的事实正确，需要利用证据法加以验证。
本文就探讨认知理论和证据法对感知事实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一、认知理论对感知事实的意义感知是人类认知的基石，人类通过感官来捕捉外部世界的信息。
无论是听觉、视觉、触觉等感知，在认知过程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感知可以是直觉性的、直观的，也可以是经验的、推理的。
它有时会被感性的直觉和经验所误导，需要使用证据法来进行辩证证明。
感知事实虽然建立在个体的经验基础上，但并不代表它们是客观的真实事实。
感知事实可能会受到个体主观意识、感知器官的局限性、感知环境的误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认知理论提示我们，感知事实对于人类获得知识、认识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是人类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窗户。
只有清晰地掌握事实，才能真正理解世界，认识真相。
理解事实也有助于人类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发现自身的不足。
二、证据法对感知事实的意义确保感知的事实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涉及到法律、医学等领域。
一旦放任不管，错误的结论和判断带来的后果可能会严重到不可承受的程度。
应用证据法则是保证事实确定性和维护司法诚信与公正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证据法基于感性的直觉和经验，通过一定的论证过程，确定证据和事实的正确性和可信性。
证据法的正确运用应用有助于从感性、随意和领域感性知识的混乱中转向深入多维度，涵盖多个方面的客观分析。
在证据法的框架下，人们可以基于证据和事实得出可信的、合理的结论和判断。
因此，证据法与正确判断和结论有密切的关联。
证据法对感知事实的意义在于，它依据证据的可靠性来得出对某一事实或问题的评价。
证据法的目的是证实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证明权归于出示证据并通过论证使证据确立。
这种权利是一种保障，确保由客观事实与证明方式的不断改进和更新来获得最终的真相。
证据法学理论基础之我见
证据法学理论基础之我见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就是作为证据法制、收集证据以及证明等活动以及证据法学研究的理论支持和指导力量。
对于证据立法和证据法实践活动提供支持和指导的理论是多样化的，我们在谈到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的时候，只能择其要者进行阐述，不可能将证据法的理论支持和指导力量一一列举出来，这是我们在谈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必须首先明确的。
我认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认识论和价值论两大部分，作为我国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当以认识论和法律多元价值及平衡、选择理论为首选。
一、理论基础之一：认识论诉讼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是认识活动，对于认识活动，认识论无疑具有理论支持和指导作用。
认识论（epistemology）是哲学的一部分，是“”关于人类知识的来源、发展过程，以及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学说。
“”它的任务是研究人类认识的起源与发展，并考察组织异常复杂的认识作用。
其基本问题包括认识的起源问题、认识的确实性问题和认识的本质问题。
对于认识的起源问题，主要有三派：唯理主义（rationalism）者认为认识乃是先天固有的，其起源在于思考；经验主义（empiricism）者认为认识起源于内外之经验；批评主义（criticism）调和于两说之间，批评主义者认为先天和经验同为知识的源泉。
对于认识的确实性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种流派：其一，为独断论（dogmatism），独断论者是不加验证而独断其真实的观念，信奉者完全信赖感觉与知识的结果，认为世界的事实情况与我们所见的和所想的完全一致。
例如，宗教是独断的，宗教活动人士坚信其所持教义的真确性，即使是超感觉的不可能的经验的对象，也深信不已；哲学上也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独断的，例如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由非物质的观念或者原型组织而成的，等等。
其二，为怀疑论（skepticism），怀疑论者与独断论者相反，极端怀疑认识的可能性，因而不作一切积极的主张。
怀疑论起源于公元前三百年的比罗（Pyrrho），当时哲学家所持的见解彼此矛盾，莫衷一是，因此诱发了怀疑论的产生。
证据法的理论基础和意义
·证据法讲堂·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EvidenceRonald J.Allen“Evidence”and“evidence law”are two quite distinct concepts.“Evidence”generally refers to those inputs to decision making that influence its outcome in what,to introduce a third concept,is normally re-ferred to as a rational manner.In the United States,“evidence”also has a technical legal meaning to re-fer to the testimony and exhibits introduced at trial,but this is problematic.In the United States,fact finders may take into account their observations of witnesses(“demeanor”),which obviously is“evidence”in any useful sense of the term,and more deeply no observation may be processed and deliberated upon without the use of a vast storehouse of preexisting concepts,observations,and decision makings tools(such as logic,abduction,utilities,and so on).A useful concept of evidence must thus expand considerably far beyond the mere“trial inputs”–the observations of witness testimony and exhibits.What“rational”means here is putting all of the inputs and cognitive capabilities to the use of discovering as best can be done the way the world was at some prior time,and then to let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 determined con-sistently with the preexisting state of affairs.“Evidence law”,by contrast,refers to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evidentiary process is organized,but obviously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evidentiary process is contingent on both“evidence”and 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The domain of evidence law,then,extends to the traces of the past that we colloquially refer to as“evidence,”the manner in which such traces of the past are processed and relied upon in human decision making,and the regulation by law of the formal evidentiary process.Evidence law is thus contin-gent upon,and must accommodate,at least three things:Universal truths of the human condition,contin-gent aspects of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 and its legal system,and highly specific policies to be pursued in addition or opposition to the pursuit of truth.I will say a word about each of these in turn.Universal Truths:Although much of human culture is socially determined,cognitive capacities are not.How capacities are developed and employed may differ,but the underlying epistemological capacities to perceive,process,remember,and relate what was observed are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Obviously, they differ over individuals within societies,but they are universally present in all competent adults.Many of the tools that humans employ to assist in understanding their environment likewise are universal.Math-ematics and logic do not vary from place to place,nor do decision tools such as utility functions and costJohn Henry Wigmore Professor of Law,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ident,Board of Foreign Advisors,Evidence Law and Forensic Sciences Institute Fellow,Procedural Law Research Center,CUPL Beijing,China June,2010curves.Together,I will refer to these epistemological capacities and formal tools as the“tools of rationali-ty.”These tools of rationality are what permit humans to understand and control their environment.They include such things as simple deductive reasoning,the capacity to generalize,abductive reasoning(the search for the explanation of a series of data points),an understanding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of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and many other things as well.These issues comprise the study of epistemolo-gy—the study of knowledge—and the law of evidence is in fact the law’s epistemology.I should note that in some discussions of the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evidence a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probability theory and epistemology.That may be a useful distinction for some purposes,but in my opinion probabili-ty theory is just one of the tools of rationality that facilitate pursuing epistemic tasks.There surely are cultural and social influences operating on the basic tools of rationality,and at all levels.Two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may experience the same perceptual event but understand it completely differently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familiarity with the type of event in question and their background knowledge.Similarly,the assumptions that begin logical processes may differ,and both the sets of costs and benefits and their relative weights may vary,as well.I am less sure that there is a universal human nature beyond the epistemological capacities,frankly, although many think that there is.There is much lose talk about a universal sense of justice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b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a reproach to any who would see“human nature”as benefi-cent or concerned about the welfare of strangers.Perhaps,then,the economists are correct in a sense that people pursue,or should be conceived of as pursuing,their own self-interest,however those interests are conceived.Obviously,people do pursue their own financial and medical self-interest and those of their families.There certainly is a widespread desire for the conditions of a peaceful life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flourishing,but it is hard to see this as resting upon universals of the human condition.Not only is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reproach to such a view,so,too,is most of recorded history.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off to a start that suggests not much has changed from the millennium.As I will elaborate below,one of the primary tasks of the law of evidence is to process and digest this elaborate set of considerations and create in their light a system of dispute resolution that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Contingencies of Government and its Legal System:Although there is much that is common to human-ity,the ways in which humans organize themselves varies almost infinitely.Legal systems are critical components of government,and they reflect the resolution of issues of deep political theory.One need look no further th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see this clearly.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our founders concluded that political power should be diffused over the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with each needing one or both of the others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This was designed to counteract what western observers almost universally believe is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all power centers and their tendency to aggrandizement.In brief,this is why we have a tradition of independent courts that we conceive of as being a potential brake on other branches of government.China has no such political theory of separation of powers.The central political tenet of Chinese communism is that all political power is possessed by the party,and an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s merely a means of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pursuing the policies set by the party.There is no room here for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in the western sense.This difference is the cause of much of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se two cultures,and is a good example of how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 person possesses may color observations.Western eyes may see in Chinese courts a lack of the rule of law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 robustly independentjudiciary,whereas Chinese eyes may see in the western legal systems needless bureaucracy that is obstruc-tive of the social good.And of course there are innumerable additional ways in which governments can be constructed. Whatever form of government is chosen,and more importantly whatever assumptions form its foundation, will obviously impact the nature of the legal system,which in turn will impact the way in which disputes are resolved and evidence is administered.Having said all that,there is one universal aspect of dispute resolution,and it is not what one might think.There is a misconception in the West that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insight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strongest plank supporting modern western governments,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rights and obli-gations.Citations to Hobbes,Locke,and Rousseau are found in abundance in legal scholarship and under-score this point.Whil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e important,the more fundamental insight of the Enlight-enment was the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 that there is a world external to our mind that may be known objectively through evidence;however,citations to the epistemological work of Locke,Berkeley,Hume,or even Kant for this proposition,are few and far between.This reverses the actual relationship of facts and rights/obligations.Facts are prior to and determinativ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Without accurate fact finding,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e meaningless.Consider the simple case of ownership of the clothes you are wearing.Your ownership of those clothes allows you the“right”to possess,consume,and dispose of those assets,but suppose I demand that you return“my”clothes.That is,I insist that the clothes that you are wearing actually be long to me.What will you do?You will search for a decision-maker to whom you will present evidence that you bought,made,found,or were given the clothes in question,and,if success-ful in this effort,the decision-maker will indeed grant you those rights and impose upon me reciprocal obligations.The critical point is that thos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e dependent upon what facts are found and are derivative of them.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oint cannot be overstated.Tying the rule of law to true states of the real world anchor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things that can be known and are indepen-dent of whim and caprice.This is why the ideas of relevance and materiality are so fundamentally impor-t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gal system.They tie the legal system to the bedrock of factual accuracy.This point is truly universal.Neither rights or obligations,on the one hand,or policy choices on the other,can be pursued in the absence of knowledge of the actual,relevant states of affairs.Thus,even within the contingencies of ways of governing,we find a universal aspect of the law of evidence.Of course,how one might think that facts are most accurately or efficiently found,and what policies may off-set the significance of factual accuracy,are matters of reasonable disagreement.The Significance of Policy Issues:An enormous number of policy choices face the designer of a legal system.Some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ursuit of factual accuracy,but many are in opposition to it.Note that I use the phrase“policy issues”to accompany all interests that society may pursue.It thus encom-passes what some might call“value theory.”However,not all the policies governments pursue are moral; many are quite practical and utilitarian.Indeed,maybe most policies governments pursue are practical and utilitarian.It is surely acceptable to mak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ral and utilitarian policies,but they are parts of the larger category of interests governments pursue and can effectively be lumped together when thinking about the law of evidence.Another distinction that could be made,but that I do not make, is between the sources of policy issues.The source of some are just the standard questions that all govern-ments face everywhere,that involve the ordinary exercise of what we call,misleadingly,in the United States,the police power—the power of the State to regulate issues affecting health,safety,and welfare.By contrast,the source of others are explicit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whatever the form a constitution maytake in any particular country.Some commentators sort out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from other kinds of policy questions,which again is coherent.However,the distinction is not helpful to understanding the law of evidence,and thus I do not bother with making it.Evidence law does some things because of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s,but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generality that is no different than fashioning evidence law to pursue an interest that is not embedded in a constitutional document.I now turn to many of the policy issues that must be accommodated by the law of evidence.Pursuit of Factual Accuracy.One might reasonably suppose that natural reasoning processes based on innate epistemological capacities work reasonably well,and thus typically should be deferred to in the pursuit of factual accuracy.However,there may be recurring situations that lead people to error.In such a case,rules of evidence may attempt to correct for that systematic error.This explains FRE403's autho-rization to exclude evidence when it may be misleading or unfairly prejudicial.It also underlies other rules,such as limitations on character and propensity evidence,and the requirement that witnesses testify from firsthand knowledge.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individuals systematically make errors probably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culture.The Value of Accuracy.Factual accuracy is surely the most significant desideratum,but it is by no means the only one.It has a cost,and the cost can sometimes be too high.A legal system overly preoccu-pied with factual accuracy may undermine the very social conditions that the legal system is trying to fos-ter.A dispute worth only a dollar that would take a thousand dollars to litigate to a factually accurate conclusion perhaps should not be litigated.Such litigation may very well reduce overall social welfare and discourage private settlement of disputes.Where the limit is reached is difficult to say,of course,and surely depends on local views.I will say much more about this in my second lecture.The Value of Incentives.Factual accuracy competes not just with cost but with other policies that a government reasonably may pursue.The list of such policies is long,and again culturally contingent.The law of privileges may foster and protect numerous relationships(spouses,legal,medical,spiritual,govern-mental,etc.).Litigation of an accident should not discourage reduction of risk(the subsequent repair rule). Perhaps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s preferred to their litigation,which leads to the exclusion of statements made during settlement talks.The encouragement of settlement is also a reason not to price litigation too low.The more the public subsidizes litigation,presumably the more of it there will be,and the less of pri-vate negotiation.There are still other policies that can be pursued.In the United States,we rest a vast body of exclusionary rules on the perceived need to regulate police investigative activities.Rules of evi-dence also can encourage or discourage certain kinds of law suits from being brought.Again in the United States,we went through a period in which we thought rape victims were being overly discouraged from re-porting crimes against them,and one response was to create rules of evidence that reduced the abuse at trial that such individuals may have been exposed to.General Considerations of Fairness may also influence the law of evidence,although the precise effect of this variable is often hard to sort out from more overtly utilitarian motivations.Some think that the limit on unfairly prejudicial evidence reflects not just the concern about accuracy but the concern about humili-ation,as is also the case with rape relevancy rules.The limits on prior behavior and propensity evidence reflect in part a belief that an individual should not be trapped in the past.The hearsay rule to some ex-tent reflects the values of the right to confront witnesses against you.The Risk of Error.A mistake free legal system is not possible.I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wo types of errors can be made–a wrongful verdict for a plaintiff(including a conviction of an inno-cent person),which we call a Type I or false positive error,and a wrongful verdict for a defendant(includ-ing an acquittal of a guilty person),which we call a Type II or false negative error–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other decisions will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errors.Reasonable people can disagree as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two types of errors,but both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In the United States,we structure civil litiga-tion to attempt to both equalize the errors made on behalf of plaintiffs and defendants and to reduce the total number of errors.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by contrast,i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wrongful conviction at the admitted expense of making more mistakes of wrongful acquittals.Although the matter is complicated,these perspectives explain in large measure the preponderance standard in civil cas-es and the standard of 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in criminal cases.In civil cases,an error either way results in identical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If the plaintiff wrongly wins a$500verdict,a citizen(the defendant)wrongly must part with$500.If the defendant wrongly wins a verdict that he or she does not owe$500,a citizen(the plaintiff)wrongly will be deprived of$500that rightfully he or she should possess. These two cases are identical analytically.In criminal cases,by contrast,in the United States we view a wrongful conviction as a more serious harm than a wrongful acquittal,and thus make convictions hard to obtain by requiring 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We do so even though it is possible(but by no means certain)that a side effect will be increased numbers of false acquittals and an overall increase in the total number of errors.Again,I will say much more about this tomorrow,and I will cast some doubt upon how well these simple ideas work out in practice.Miscellaneous Policy Questions.There are many other contingent questions that must be answered by the architect of a legal system.Most importantly are those allocating responsibility over the various actors in the legal drama.These involve such questions as whether trials should be episodic events as is some-what more prevalent in Europe or single shot events as in the United States,how much discretion should the trial judge have and how much should the parties control the process,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ial judges and appellate judges.Should there be trial de novo in the appellate court or is it limited to re-view of legal errors?Are small civil cases different from large commercial cases in ways that justify differ-ent treatment?What about criminal cases?The matters discussed above indicate the breath of the found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law of evi-dence,and I now wish to make four analytical points,three of which are critical to understanding the found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any body of law,and the fourth of which is critical to thinking clearly about the law of evidence.They involve:1.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aw on the books and the law in action;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dural and evidentiary law,on the one hand,and substantive on the other law,and in particular how procedural and evidentiary law are in fact quite interrelated with rather than distinct from substantive law;3.Economics,or as we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there is no free lunch.If you use a dollar(or yuan) here for one purpose you cannot use it there for a different purpose.4.Whether trials the ideal or instead are perverse.Is the legal system designed to encourage trials or settlement?What should it be designed for?I will discuss in turn each of these variabl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1.The law on the books;the law in action.Constitutions are enacted,legislation is passed,executives issue orders and directives,courts decide,and one would think that the rest of us more or less obey.Un-fortunately(or perhaps fortunately),life is not so simple.When constitutions or laws are adopted in any multi-party decision making process,there will be multiple understandings of what the legal language con-notes.Some legislators may vote for the passage of a law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believe it goes far e-nough in its coverage(or even though it goes too far);others may vote against it for just the same reasons. There also may be serious disagreements as to precisely what a particular provision is supposed to mean or do.One person may think the legal language has one implication,and someone else may think it has a different implication.Statutory language in the abstract often will not resolve the meaning of those pounding the difficulty even further,legal language is often deliberately left vague because of the inability to come to agreement as to precisely what it should say or because of the omnipresent inability to anticipate all possible scenarios in which a particular problem might arise.In the United States,there is the added complexity of separation of powers.It is the legislature’s job to enact law,including in most states the law of evidence,but it is the courts’job to put that law into ef-fect.The judges may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implication of the language adopted by the leg-islature,and their institutional concerns will differ as well.Thus,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by the courts may differ from the idealized meaning of the law intended by a legislature or an individual legislator.The law of evidence has one potentially unique structural aspect that exacerbates the problem of in-definiteness.Aspects of the law of evidence are rule-like in the sense of providing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operation of a rule,bu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law of evidence simply allocate re-sponsibility and discretion precisely because the relevant issue is too complicated for rule-like treatment. Perhap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law of evidence–relevancy–has precisely this attribute. It is impossible to state a priori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relevance of most evidence presented at any particular trial.Those determinations will necessarily be contingent o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rial,and it is literally impossible to articulate them in advance(how could we identify when a presently unknown witness will lie about a presently unknown topic?).Thus,the law of evidence vests responsibility in someone–party or judge–to determine what evidence to offer,and does so under quite general guidelines.In the United States,relevant evidence is defined as evidence that may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some material fact being true,but virtually no effort is made to specify when the condition may be met.One last factor that may result in the law on the books 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law in action is that some areas of evidence law must try to accommodate quite opposed principles or impulses.This can result in part of the law making a promise and another part subverting that promise.Two important examples of this from American evidence law are the hearsay rule and the rule against character and propensity evi-dence.The hearsay rule promises to exclude hearsay,but there has been a unidirectional growth of the ex-ceptions to the hearsay rule for centuries.In civil cases,the promise of the exclusion of hearsay is rarely redeemed,and even in criminal cases hearsay is routinely admitted.Similarly,the law of evidence promis-es the exclusion of character and propensity evidence but then creates broad avenues of admission.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Substantive law is sometimes conceived of as quite distinct from evidentiary(and procedural)law,but this is misleading,for the two are in a complex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This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clear,and is the subject of inter-esting legal research,in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oi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but the point applies to general evidentiary matters as well.The decis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extending and enforcing individual rights have been viewed as imposing considerable constraints on the police and prosecutors,yet the legal system has not been greatly disturbed by these rul-ings.These systems are dynamic and infinitely adaptable and thus can and do respond to changes in un-predictable and astonishingly varied ways.Thus,“reform”to a dynamic process often cannot be imposedunproblematically through discrete measures that will have only the desired and no unintended conse-quences.One important aspect of this dynamic phenomenon is that legitimate substantive changes can blunt virtually any procedural innovation that emerges from courts or law reformers.An example of this poi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volves the fourth amendment limit on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Suppose the police want to stop cars to do cursory inspections for criminality,but courts rule that the fourth amendment requires that the police have probable cause that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before a car can be stopped.All the legislature need do to make this judicial command a prac-tical nullity is to expand the criminal law to include more rigorous driving requirements.The legislature can essentially make it next to impossible to drive without violating a criminal statute(such as crossing the center line,driving too closely to the car ahead of you,not putting your turning light indicator on early e-nough or too early,etc.).If the legislature passes such laws,the police will be able to stop virtually any car by following it until the driver violates one of statutes regulating driving.The stop will be on“proba-ble cause”but the legislation will have expanded dramatically the potential sources of probable cause, thus subjecting everyone to being stopped by the police whenever the police decide to do so,notwithstand-ing the attempt by the courts to forbid just that process.Similarly,if the government cannot seize certain information without probable cause,it can often instead require that individuals keep records of the infor-mation it wants and divulge those records to the government.This point generalizes across evidentiary and procedural law.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is materiali-ty,which is directly determined by the substantive law,but the point goes deeper than that.By changing the elements of causes of actions,legislatures can make recovery under those causes of actions easier or more difficult.Whether oral testimony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contractual provisions is allowed–what we call the“parol evidence rule”in the United States–obviously impacts the evidentiary regime.Equally obviously,the statute of frauds that requires certain contracts to be in writing dominates normally eviden-tiary principles,as does res ipsa loquitur in tort law.Just as substantive law can affect the evidentiary process,evidence law can affect substantive law. The examples are legion.Rules of exclusion typically increase and rules of admission typically decrease the costs of litigation.As privileges expand,the cost of litigating and thus enforcing rights goes up in most instances.The ready admission of hearsay makes proof easier(although at the same time perhaps less re-liable),and so on.Discovery rules can dramatically affect parties’incentives to create and search for evi-dence.Individual rules like the rape relevancy rules can affect the ease with which cases may be proven. Allocation of burdens of proof can encourage or discourage the bringing of certain causes of action,and so on.Again,we will spend most of tomorrow talking in greater depth about such matters.There is one other interaction between substantive and evidence law that should be noted.In the U-nited States,but perhaps not in China,evidence underlies everything the lawyer does,si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ything can collapse into litigation.Wills,criminal matters(sentencing based in part on what's in record),anti-trust,commercial work,everything.Evidence bears upon every other legal field,and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of every legal transaction is the collapse into litigation.In litigation,a crucial variable will be what can be proven.Thus every attorney,no matter how remote from the courtroom,must take the courtroom into account,which means taking the rules of evidence into account prior to litigation so that if litigation ensues the necessary facts can be proven.Good records must be kept and be in an admissible format,for example.3.Economics.We have a sa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which means that,if someone“invites”you to lunch,he probably wants to talk to you about something or。
对事实的认知和对意义的理解
The Cognition of Facts and the Comprehesion of
Meaning
作者： 赵东海[1]
作者机构： [1]内蒙古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3
出版物刊名：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7-10页
主题词： 事实;认知;意义;理解
摘要：事实和意义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对象，二者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
对于事实要以认知的方式去把握，对于意义要以理解的方式去揭示。
认知事实和理解意义有很大的区别，不应将两种认识方式混同起来。
近代认识论对认知方式有深入的研究，但对理解方式有所忽略。
现代认识论把注意力转向意义理解问题，为认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向。
浅谈对法律事实的认知
浅谈对法律事实的认知[摘要]法官裁判依据的是事实，但事实不会自现，它只有得到确证才能成为案件的裁判根据。
在诉讼制度构建的范围内努力再现客观事实，以法律事实为基础依法裁判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可以做到的。
[关键词]客观事实；法律事实近年来，关于诉讼追求的是“事实真实”还是“法律真实”，裁判依据的是“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一直是法学界探讨的一个问题。
事实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范畴。
事实的客观性是指事实的实在性，即事实现实地存在于世界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是否发现，都不影响事实在世界里的存在。
而法律事实是指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情况或条件。
在各部门法中，对事实问题的关注普遍而且细致。
例如，在诉讼法中，案件事实是做出裁判的基础；在合同法中，与书面合同对应有“事实合同”；在婚姻法中，也有“事实婚姻”一说。
我国法学界有观点认为“客观事实可望而不可及，诉讼追求的是法律事实”、“诉讼证明的任务是法律真实，而非客观真实”。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对于说明诉讼中事实确证的复杂性，强调法律对于事实确证的重要性有一定的道理。
法官裁判依据的是事实，但事实不会自现，它只有得到确证才能成为案件的裁判根据。
人们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明摆着的，你还有什么说的”之类的话，只是在强调事实的说服力，而不意味着事实可以直接展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事实需要被认知。
认识事实的方法不是唯一的，对法律事实的认知包括：自认、感知、司法认知、推定、证明等方法，证据证明不是认知的唯一途径。
自认是指纠纷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承认。
假如一项事实对某一当事人是有利的，他自然会积极主张。
因此，自认实际上表现为当事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
例如，在一起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提出被告做出处罚前没有告诉其有权对此处罚要求举行听证，被告称其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缺少举行听证的相关经费。
此时，被告做出处罚时是否没有履行告知被处罚当事人听证请求权这一程序的事实已经明确，无须证据证明。
联系实际讨论学习证据学的意义和作用
联系实际讨论学习证据学的意义和作用一、个人的讨论提纲证据的意义和作用：1．证据是诉讼的基础和核心。
证据是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是司法人员进行办案活动的核心和基础。
证据在诉讼中具有重要的意义：（1）证据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起诉和审理，以及定罪判刑和正确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司法人员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
（2）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重要手段，是迫使犯罪分子认罪伏法、接受改造的有力武器。
（3）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时，证据是解决发生争议案件的事实基础，人称“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充分地说明了证据的地位和作用。
2．证据是对公众进行法制教育的工具。
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司法人员运用证据揭露犯罪，使之受到应有的惩罚，就会增强公众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并能够教育公众提高警惕性，增强法制观念，做好预防犯罪工作。
二、联系实际的例子某胶鞋厂职工韩某，1985年进厂，1997年9月至1999年9月从事接触苯的工作，1999年10月8日由当地人民医院诊断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2001年12月25日该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中毒诊断组“鉴定意见通知”结论：慢性职业性重度苯中毒。
2002年4月29日该市劳动保障局据此作出工伤批复单认定韩某属于工伤。
胶鞋厂不服7月12日向该市政府申请复议，9月5日市政府复议维持劳动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胶鞋厂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2002年1月15日该市法院以劳动保障局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不符合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高法Ⅸ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以下简称《规定》)第14条关于被告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的相关规定，故不具有证明力为由，撤销被告市劳动保障局对韩某的工伤认定批复。
后该案第三人韩某向省职业病诊断委员会要求再次鉴定。
2002年12月10日，省职业病诊断委员会中毒诊断组根据高法上述《规定》及2002年5月1日施行的《职业病防治法》和卫生部《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24号)，出具正式的《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结论为：职业性慢性重度苯中毒。
从“假想”到“事实与证据”
从“假想”到“事实与证据”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关于某些事情的假想，也就是人们对于一件事情的主
观臆断和推测。
假想的产生往往带有一些主观的成分，可能是因为个人的经验、情感或者
观念等原因。
而在事实与证据则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和充分的依据。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通过证据来验证假想，从而确定事实。
本文将从假想与事实与证据这三个方
面展开讨论，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假想与事实与证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假想可以通过事实和证据来验证。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假想，但是这些假想往往是不确定的、主观的，因此需要通
过事实和证据来加以验证。
只有通过强有力的证据和充分的事实来证实一个假想，我们才
能最终确定这个假想是否成立。
假想与事实与证据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假想需要通过
事实和证据来验证，而事实和证据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假想的真实情况。
假想、事实与证据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在工作学习中，我们经常需要运用
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事实和证据来验证假想。
在科学研究中，
科学家们会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获取事实和证据，从而验证科学假设的正确性。
在司法领域中，法官和陪审团也需要通过证据来判断被告的有罪与否。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经常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通过事实和证据来解决。
假想与事实与证据的逻辑关系在日常
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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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感知事实及其证据法意义在诉讼证明中经过证明的事实并不是该事实自身，它只是人们对过去发生、通过证据证明为真的待证事实的正确认识。
不管是行为或者事件，任何事实只要发生，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人们事后对该事实的证明，只是对该客观事实的认识，因而是一种感知事实。
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对完善证据立法、促进司法公正以及解决证据法学中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标签：感知事实;诉讼证明;事实信息;证据法对过去发生的事实进行证明，以确认该事实是否客观真实，这是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更是诉讼法学，尤其是诉讼证据理论中最为基础却又极为重要的内容。
但是，经过人们证明为真的这些过去的事实是否就是该事实自身呢？这一经过证明的事实是否就是学者们常说的“事实的重构”呢？多年以来，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人们对于经过证明得到的事实的客观性、能否质疑和再证的必要性并没有理性的分析和明确的认识。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于感知事实进行研究。
一、感知事实的概念任何客观事实只要发生，都会留下事实信息，但这些事实信息不会主动浮现，必须通过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识别和发现。
关于人对事实的识别和发现过程，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曾打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事实’比作食物，把科学和认知比作胃，那么，‘事实’同科学知识的关系就如同食物与胃的关系。
如果说食物要通过吃才能到达胃。
那么，‘事实’则要通过认知活动才能成为科学和知识的基础。
按照我们的理解，‘事实’是认知的对象，不管我们认识到没有，它都是有的。
”[1]从这个比喻我们不难得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要获得客观事实（或客观事实留下的事实信息）需要经过认知（感知）这条必经途径。
这种认知方式是符合马克思的认识论的。
事实上，这种对事实的认知过程就是感知事实的过程。
因此，所谓感知事实是指人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对客观事实的认知和判断。
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我们知道在诉讼证明中事实信息实存于证据之中，它不会主动呈现，因此要获得证据中的事实信息必须通过我们的认知才能获得。
无论是诉讼证明还是非诉讼的证明，围绕证据运用的证明活动都包含着人的认识过程[2]。
证明的过程，其实就是分析、研判人们所感知到的事实，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即感知到的事实是否真实的过程。
诉讼证明的过程，也就是人们通过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及运用，证明诉讼案件中系争事实的过程。
因而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证据法意义。
二、诉讼证明是人对客观事实的感知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为了解决争议而查明待证的案件事实的诉讼证明活动，“是用一些其真实性已被判明、肯定、证明的判断、命题等等，来判定某一判断（或命题、假说、理论）的真实性、正确性”[3]，也就是“根据已知的事实推断未知现象的活动”[4]。
诉讼证明得到的结论，只能是人们对待证事实是否客观真实的一种主观的感知，并非客观事实本身。
因此，诉讼证明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们对客观事实的感知过程。
当然，用已知的证据事实去证明案件中的未知的待证事实，必须符合诉讼证明的基本要求，例如，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在诉讼证明中，人们又是怎样去感知过去发生、现在已经存而不在的过往事实，即如何去感知客观事实的呢？我们认为，只能通过证据才能证明过去发生的待证事实，而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人们又只能通过该事实的信息才能够感知该事实。
人们对过往的待证事实的感知和证明，都必然遵循这样一个逻辑轨迹：证据→事实信息→证据事实→待证事实。
我们认为，对于过去发生或者存在、现在已经“存而不在”的过往事实（即行为、事件等事物的真实状态），由于其曾经存在时必然留下该事实的信息，即使该事实现在已经不在，人们只要能（也只能）找到事实的信息，就能正确地感知和证明这些事实。
因此，所谓的证据，其实就是蕴含有待证事实信息的物质载体。
而其中的事实信息是待证的客观事实留下的客观信息。
无论人们是否感知与认识，它都能够脱离于诉讼中各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志而客观存在。
只有对这些客观实存的事实信息进行正确感知和判断，人们才能得到符合客观事实的、“真实”的感知事实，从证据得到的感知事实也才是证据“事实”。
因而证明的过程，也就是人们通过证据去识别和分析证据中的信息，并从信息得到证据事实以判明待证事实是否真实的过程，即对客观事实的感知过程。
三、正确感知事实是诉讼证明的必然要求1.通过感知事实有助于获取待证事实信息。
在诉讼证明中，诉讼各方当事人收集证据、并向法庭举示证据及其由此识别和收集到待证事实留下的事实信息，都只是他们自己单方的诉讼证明行为。
应当说，无论原告或者被告，只有当其从证据中识别和收集的事实信息确确实实是这些证据中客观存在、待证事实留下来的事实信息，他们所提交的证据才具有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才可以经受法庭严格的审判程序的审查，经受通过诉讼证明活动逐渐明晰的案件事实和各种法定审查程序的检验。
但是，诉讼当事人各方出于己方诉讼利益的需要，或者基于其他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其从证据中识别和收集的事实信息往往并不是该待证事实留下的事实信息。
即使双方收集和提交的就是待证事实的事实信息，出于诉讼中的对抗等原因，当事人各自识别和收集的案件信息，往往也不被其他当事人认可。
因此，对于诉讼当事人自己收集的证据及其从证据中识别和收集的待证事实的事实信息，事实裁判者们还必须自己认真加以审查，以判明证据中的这些信息是否的确是待证事实留下的事实信息。
应当明确，当事人自己从证据中识别和收集的待证事实的事实信息，只有经过裁判者的审查并最终确认后，才能成为法庭认定证据事实的根据。
2.正确感知事实有助于明确事实与证据的联系。
学者们认为，“诉讼证据就是司法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用以证明待证事实情况的各种事实。
”[5]。
从理论上分析，未知的事实只能通过已知事实才能得以证明，也只有事实才能反映出来真相。
然而，这种证据就是事实的说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目前证据法学理论中存在的众多争议问题，如：“证人证言往往是证人所见或所感知的事情经由大脑加工之后所做出的言词证据”。
所以证人所做的证人证言，本身就具有十分明显的主观性，往往并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
其次，在司法实践中，诉讼双方收集证据并向法庭举示，在经过当庭的双方质证和法官认定而最终予以采信的证据，也并不都是符合客观存在的事实。
因为法官的认定也会有错误的可能。
笔者认为，证据产生的原因只能是待证事实，是该待证事实发生或者存在时将自己发生或者存在时的信息留存在物或者人之上，由此才产生该信息的物质载体——证据。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证据是该证据的待证事实发生或者存在时，留存在物或者人大脑中的该事实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信息的物质载体。
证据与待证事实在产生的时间上也有先后区别：待证事实必然先于证据产生的时间而产生;没有待证事实的产生或者存在，就没有能够用来证明该待证事实的证据。
3.正确感知事实有助于掌握证据事实从而得出证明结论。
证明结论是证明主体通过证明活动对待证事实是否真实所做出的判断，是人们对待证事实真实的一种内心确信。
尽管是一种主观判断，但是人们做出这些主观判断必须以支持该判断的证据及其中蕴含的事实信息的存在为前提。
证据事实就是人们通过证据及其事实信息的认识得到的被判明为真的已知事实。
因此，证据事实也就能够成为得出证明结论的根据。
由此我们可以说，证据事实是获得证明结论的前提和基础，证明结论是人们得出证据事实的事实判断的目的所在。
四、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的证据法意义1.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对促进公正司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正确感知事实有助于获取待证事实信息，有助于掌握证据事实从而得出正确的证明结论。
我们知道在司法实务中，不管是行政案件、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还是刑事案件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每一个诉讼阶段和诉讼程序都离不开证据的运用。
无论是诉讼当事人或者国家司法机关，都只有依靠、运用证据才能发现和证明待证事实。
而实际上证据应用过程就是主体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对实存于证据中的待证事实的事实信息的认识、分析、感知的过程。
由于感知事实与人的主观认知有关，因而存在对错之分，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既有官觉，就有判断，既有对的判断，就是事实。
”[1]因而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理性地分析和明确地认识经过证明得到的事实是否有必要质疑和再证，从而获得正确的证据事实，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2.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对完善证据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事实与证据的联系，明确了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只是从证据中得到的证据事实，而证据事实的发现又来源于实存于证据中的事实信息的知觉和发现，因而这对于完善证据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由于在证据理论方面研究不足，所以在如何认定证据的法律程序方面也就存在着不足和缺陷。
现实中，国家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或诉讼参与人向法庭举示的证据，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都并不必然是真实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修改和完善相关的诉讼程序立法、证据立法，以满足对证据中待证事实信息的发现、提取和认知等的程序规定。
没有较为严格、完善的关于证据及其中蕴含的待证事实留下的事实信息的收集、审查判断、认证的法定程序，就不可能有效地保障诉讼实践中准确地认定待证事实，以正确地适用法律[6]。
因此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对完善证据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对解决证据法中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开始对证据法的理论进行研究，近三十年的研究证据法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等原因，导致证据法学理论在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至今未能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
近年来，我国证据法学界对证据法原理这一问题就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观点，并就证据法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产生了很多争议，主要表现为：认识论和价值论之争，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能否作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争。
实际上，以上争议的本质在于如何解决“保证司法人员能够正确认定案件事实”这个问题。
而在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时，引入事实信息理论，将有助于获取待证事实信息，有助于掌握证据事实从而得出证明结论，因此对感知事实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解决以上争议。
证据法学中证据制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如何保证司法人员能够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亦即如何保证其主观符合客观”[2]。
因而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有助于解决证据法学理论中的基础性问题。
参考文献：[1]金岳霖.知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13.[2]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贝拉·弗格拉希.逻辑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352.[4]胡锡庆.诉讼法学专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85.[5]陈一云.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99.[6]熊志海.刑事证据研究——事实信息理论及其对刑事证据的解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