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学研究中的“古今中西”之辨

行政伦理学研究中的“古今中西”之辨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认为：“行政伦理学是在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时出现的一门科学，它是在人类社会治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产生出来的，承载着人们关于探索改善社会治理之努力方向的使命。

也就是说，对于行政伦理学，需要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上来加以定位，对它的研究也需要沿着这三个维度进行。

就它对现实的关注而言，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伦理向度上去重建人类社会治理体系和刷新社会治理过程的问题。

因而，它需要建立起一系列的新观念，需要有更为广阔的视野。

”笔者认为，中国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亟需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来加以定位，明确中国行政伦理学建设的现实基点，处理好行政伦理学建设中的“古今关系”和“中西关系”，并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目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术对于行政实践的积极建构作用。

一、行政伦理学的现实基点：社会的过渡性张康之教授认为：“目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两种基本取向：一种取向是注重引进西方近代的社会理论以及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来框定中国现实和指引中国未来；另一种取向是要求中国传统在现代社会再次‘降生’，表现出对中国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无限眷恋，希望中国的未来能够出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种‘盛世’，并永恒存续。

……这两种取向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从某一或某些既有的思想或者理论出发去剪裁中国现实，而不是从中国当前的现实出发去思考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什么。

”可见，中国的行政伦理学研究应当特别注重对于中国现实的考察，尤其是对于中国社会的过渡性特征进行关注，并且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现实基点。

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的过渡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处在“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历史重叠中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曾经创造过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农业文明”。

但是，近代以来，当中国还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地经营着“世界最强大的国度”的时候，在科技革命的机器轰鸣声中，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对于“自然”的神秘性解释，开始通过科学的手段去剖析隐藏于工业社会复杂性表面的内容。

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通过科技革命储藏了实现工业文明的资本，并借助于炮火最终完成了超越中国的梦想，从而实现了工业文明。

进入21世纪，在论及电脑领域时，阿尔文·托夫勒说：“今天，第三次浪潮的文明世界里，我们周遭‘无生命’的环境注入的不是生命，而是智慧。

……这项革命性的进展关键是电脑。

”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将社会导入了一个信息化时代，与此同时，全球化由经济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同时正在面临着如何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并逐渐实现后工业文明的历史命题。

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创造过伟大的农业文明却铸就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相比较而言，我国尚处于工业文明的初级阶段。

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看来，在从北京到上海的沿海一带，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以及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持续变化的速度之快几乎让人目不暇接。

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过程所包含的因素又无法被归人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

这意味着什么呢？显然，中国现在也与发达国家一样，出现了后工业的迹象”，因此，中国在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时又面临一个新的课胚——如何应对后工业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西方国家着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中国正面临着双重的发展压力，一方面需要补“工业化的功课”，另一方面又要快速适应后工业化的发展要求。

(二)经历着“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的转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学术界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探究。

“传统社会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的提法，正是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模式和特征进行研究而凝练出来的，它们分别指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

一般而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特指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又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

这一时期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始终没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羁绊。

虽然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由于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而最终未获成功，但是，它仍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价值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正如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所言，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成就是对每种野蛮资本主义的反抗，在社会主义中有“真理的种子”，这些种子当然既不能摧毁也不能丧失，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准确、客观、有区别地予以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合，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变革走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而实现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历史命题。

中国敏锐觉察到了这一转型的发展机遇，并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

这一模式，首先实现了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创新；同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开始由封闭和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快速地融人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当然，这一转变还处在进行之中，即中国依然处于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的全面转型时期，虽然在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将沿着服务导向而有所突破，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三)处在“封闭的国家化”到“开放的全球化”的适应期张康之教授认为，“在整个的农业社会，社会管理职能是由国家来承担的，人们所持有的是一种‘王朝’观念或‘天下’观念，国家主义的观念是在近代社会形成的，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而生成的”。

也就是说，“近代社会，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世界是作为一个有限开放的分立式政治单元体而存在的，民族国家间存在着有限的开放通道，但是，这种开放是受到严格限制和督察的”。

张康之教授在此揭示的是“王朝国家”的封闭性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半封闭性的特质。

因为，“国家化”自形成以来就一直带有封闭的特性，而这种封闭的国家化体现了特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对社会与公众的绝对控制。

而且，20世纪以来，“行政国家”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种封闭的国家化。

然而，在西方世界追求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化浪潮席卷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

“全球化所要造就的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共融的国际社会，而不是用某一文化模式、制度框架或生活方式去把全球格式化成一个统一的世界。

”全球化的开放性不仅蕴含了平等、合作、多元的价值理念，也打破了地域并最终使地域消解，实现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世界性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异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同时，它也给民族国家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在充分开放的条件下维护自身的自主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一直被深深地打上了“国家化”的烙印，因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封闭的国家化从政治、经济等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并且逐渐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国家化才有减弱之势并首先在经济领域演变成为一种有条件的开放和合作，但是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外交、军事等方面，国家化的烙印依然清晰可见。

同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中国正处在“封闭的国家化”和“开放的全球化”的适应期，同样面临着“如何在充分开放的条件下维护自身自主性”的历史难题。

总之，中国社会的过渡性特质决定了：中国行政伦理的研究，必须把关注现实的对策性设计与瞻望未来的战略性规划结合起来。

具体来说，就是张康之教授的一贯理路，即当前行政伦理研究需要担负起双重任务：一方面，它应当根据现实的需要去积极建构“行政伦理学”，为公共行政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它又需要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出发，在“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中去规划“公共管理伦理学”，为公共管理的实践提供先导性的理论准备。

而完成这一些任务的先决条件就是：在中国行政伦理的研究中，必须处理好“古今关系”和“中西关系”。

二、行政伦理学研究中的“古今关系”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

”的确，历史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在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回顾历史，以寻找宝贵的历史资源。

因此，在行政伦理学建设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面对“古今关系”的问题。

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从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实践认识人手，充分认识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重要性，在遵循“否定之否定”历史规律中，以寻找有助于行政管理实践的“合题”。

(一)中国行政管理的现实展开行政伦理学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学科的角度看，行政伦理的研究是出于完善公共行政学的学科体系的需要；而从公共行政的实践来看，行政伦理的研究则是出于健全行政体系和规范行政行为的需要”。

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必须始终聚焦于中国行政管理的实践，从实践中寻找不足，在实践的过程之中追求创新。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不同类型的社会要求不同的行政模式，即统治行政、管理行政与服务行政。

中国行政管理实践的过程，经历了统治行政阶段并将“权制文明”发挥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

当下，我国政府现行的行政模式是典型的管理行政模式，并在逐渐向服务行政模式转变。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悄然进行，中国政府不断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科学发展之路，积极改革行政体制，以适应并推动社会转型的进程。

同时，行政管理依然存在许多不足，比如，面对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在界定其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时显得滞后；政府官员腐败问题依然严峻；政府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有待加强，等等。

这些问题，恰恰是行政伦理学研究需要着重解决的重要课题，因为“从20世纪后期开始，几乎全球都处在一种急剧变革和纷扰不安的状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使生产率得到了快速增长，使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而且也导致了全球文化的日益普遍化和理性化。

……面对社会出现的种种变化，现代政府已经无法再用过去的管理模式来控制局势和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伦理研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成了公共行政学的一个理论和学术热点”。

基于中国行政管理的实践，需要展开行政伦理学的研究，而行政伦理学作为一门规范行政管理行为的科学，它在中国大地上的建立与发展，又肯定不能完全摆脱我国传统伦理价值与精神力量的影响，如何处理行政管理现实与传统伦理倾向之间的关系，便很自然地将我们的目光导向了对于“文化传承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