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小说中的性与政治

收稿日期:2001-11-01

作者简介:刘红林(1955-),女,山东蓬莱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副主编。

台湾女性小说中的性与政治

刘红林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编辑部,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从陈烨、李昂、施叔青三人四种小说入手,考察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涉性题材,如何把性的问题与政治问题融合起来,使两者在情节、意象与象征、文学体例、作品意旨等多个层面上交互渗透,发展出自成一格的政治论述风格,说明个人的性行为其实是被国家、政治、法律、社会等所左右,欲望的主体羁绊在意识形态中。

关键词:台湾女性小说;性与政治;欲望主体;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2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2)05-0095-007

这里的“政治”,不是指性政治———女人的命运,而是指一般的政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台湾的命运。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涉性题材,从一开始就不着眼于个人欲望的满足,而是把性的问题与社会问题、女权问题和人权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1987年,行之四40年的戒严令解除,“小说创作在题材和描写手

法上忽焉百无禁忌”

[1],女作家的情欲书写更增添了政治内涵。她们常以政治认同融合性别认同,使两者在情节、意象与象征、文学体例、作品意旨等多个层面上交互渗透。更有人承接本土反殖民论述的传统,将殖民政府加诸族群的政治暴力比拟为男性对女性躯体施加的性暴力,发展出自成一格的政治论述风格。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陈烨、李昂、施叔青,本文试从她们三人的四种小说入手,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陈烨出版于1989年的长篇小说《泥河》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提供了女性命运与台湾命运相融合的典型范例。女主角城真华的情人林炳国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当年,一群士兵闯入林家搜人,炳国姐姐和堂弟被严刑拷打,几死不屈。送走情人返回的真华不明所以,慌乱之下坦承炳国已向运河方向逃去。从此,炳国不知所踪。真华内心不肯相信炳国被捕牺牲,不光是不愿天人永隔,更难以承受的是内疚的折磨,一直在苦苦追寻他失踪的真相,揣摩他的下落,而在潜意识里又摆脱不了一种罪恶感,因此她恶梦缠身,炳国满身血迹与她诀别的一幕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终生都郁郁寡欢。20年后,历史再次重演,她最钟爱的小儿子正焱———她生命的唯一寄托,也因政治迫害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18卷　第5期SHANT OU UNIVERSIT Y JOURNAL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BIMONTH LY)Vol.18.No.52002

而被捕入狱。

除了政治暴力对她的戕害,城真华还不得不承受丈夫施加于她的性暴力。她无力抗拒家族的安排,嫁给了自小订亲的丈夫,被迫履行妻子的义务,心理上的创痛无与伦比。新婚之夜,她被丈夫用暴力无情地摧残,怀了长子。后来的又一次强暴,怀上了女儿。她的心灵本来就一直生活在过去,丈夫是强加给她的,长子与女儿又都是她受辱的产物。她魂牵梦萦的只有情人和次子,而把其他亲人关在心门之外。他们得不到她的爱与关心,人格受到负面影响,丈夫成为浪荡子,终日流连在外;长子自私冷漠,没有是非观念,一心只想靠家业发迹;女儿叛逆无行,整天与她针锋相对。一句话,家不成个家,亲人形同陌路。

城真华作为女性公民,由于性别角色的限制,被剥夺了参与政治、参与创造历史的机会,却糊里糊涂背负上历史的、政治的罪责,还注定要终其一生承受历史和政治的后果。城真华作为一个女人,被剥夺了择偶的权力,心灵屡遭践踏,身体倍受摧残。政权和男人强暴地入主于她,是其不幸的根源。然而,居于被统治者———女人双重劣势地位的城真华,在行为上是否绝对地无辜?在道德上是否完全没有负担?回答不那么简单。毕竟,她的泄密害死了林炳国;她的自闭于亲人,解体了一个家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主从关系是互动的,台湾的命运与女人的命运也有个人应负的责任。这就是小说要告诉我们的。

二

性与政治的融合到了李昂的长篇小说《迷园》(1991)里,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样貌。《迷园》是政治寓言与女性主义

现实的结合体。全书的叙事模式分成三线:除了全知角度的第三人称叙事主线,一是父亲朱祖彦的信,一是女主角朱影红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内心独白。三条叙事线索指涉“政治”和“女性”两个主题,将台湾史、家族史、个人情史交互渗透,突出地展现了人民和统治者之间、两性之间的两种战争。

朱家是台湾世族,祖居中部鹿城,拥有台湾最大的私家园林———菡园(象征台湾)。日据时代,朱家是“受到压迫,苦着开不了口的台湾人”,1945年光复后,受到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朱祖彦原本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留学回台后一度很活跃,还积极推广文化运动以“唤醒台湾人不再接受异族统治”。可是当局视他为异己,在20世纪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将他送进监狱,后因病保释,还把他软禁在菡园中。从此,他在挥霍家财中打发日子,郁郁终生。日据时代,他承袭父亲的教训,不准家人在家中使用日语,只能用台语;50年代出狱后却规定家人只准讲日语,不准用国语。语言的错乱,反映出朱祖彦这一代台湾知识分子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长期迷惘。他们拒绝认同政权,对残暴的国民党独裁统治虽无力反抗,但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朱祖彦身心受困,却把敌视的种子和菡园复兴的决心种进女儿的心田,同时把他被动、被决定、被虐、自弃、依赖、行为受拘限等“阴性”特质或曰命运原原本本移植在女儿身上。这似乎也是曾为殖民地的台湾的特质。

朱影红受过极好的教育,先后到日本和美国学成归来,这样一个知识女性却从未尝试独立发展自己的才能或事业,先是在舅舅的公司里当了一个“花瓶”———董事长特别助理,爱上林西庚后,又全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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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倾注于他的事业以获得他的爱情。她的能力只有在男人的事业中得到发挥。林西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对象,他有妻子,有两个固定的情妇,与她有过一夜情的女子不计其数,他的性能力不佳,远远不及朱影红有过关系的Teddy张。朱影红之所以对林西庚爱得死心塌地,源于她从第一次认识他,便被置于一种极度被动、符合她的性需求的状态,“从来不曾,不曾有一个男人像林西庚,恍若引导我走入往日时光,重回我的少女时代,一切俱被安排、被决定,所需要的只是依赖、听话并顺从,少有、也无需有自己的想法,甚且,倦懒于作判断与决定”。从此,她便一心一意地投入谋求婚姻的爱情仗。

林西庚强霸、炫夸、凡事作主、敢作敢为,人又长得高大,拥有庞大的产业与财富,坐一部劳斯莱斯大轿车,有着令朱影红心醉的全部阳的物件与特质。由此,朱影红排出了纯阴的、最女人化的阵式。她首先放下知识女性、世家女子的身份,在心理上等同于最卑微的风尘女子,以便接纳他任何下作的“兽性”,甚至肯当着盲眼按摩女的面或在轿车后座(前有司机)上顺从他的性游戏。她充分发挥柔顺、媚悦的本质,“永远懂得示好”,在接受他的指引,“学习”如何取悦他的同时,也从中获得欢愉。她明明有着高强的能力,暗中运用家族脉络帮他当上房地产公会的理事长,还运用她的英语才能,帮他打开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却“永远懂得示弱”,让他觉得他才是这些成就的主导者。在这场两性对决的战争中,朱影红取胜的决心是那样强烈,以至于她必须时时极力保持心智的绝对清醒。她被林西庚挑起的欲求狂乱无比,但又不能让他完全得到她,否则她会像他其他的情妇那样等待着“被弃”的下场,可是抗拒自己的欲求又

会导致耗弱、憔悴,失去吸引林西庚的一大资本。于是,她想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对策,与Teddy张暗通款曲,解除她肉体的负担。当她发现腹中有了林西庚的骨血,为了不成为她的另一个情妇,她忍痛拿掉了孩子。不过,纯阴的朱影红并没能攫获强霸阳刚的林西庚,他三番五次因细故绝情离开她,带给她莫大的痛苦。

一再被负,又牺牲了她30多岁才有的孩子,再加上从Teddy张处醒悟,所有的男人都一样,都“无法真正地了解、懂得与珍惜”女人的情爱,她彻底看破,变得无所欲求。她的变化使林西庚突然失去了主控,慌乱中答应陪她去菡园小住。在菡园,她拾回了世家女子的尊贵。他觉察她“明显的不再以他为中心,一切配合着他的生活……亦不再刻意的以他的喜恶来说话,甚至对他所说,也不甚在意”,“甚且在穿着上,她亦一舍平日他喜爱的柔媚衣物”,而改穿她本来爱穿的黑白颜色。他变得恐慌、疑惧,害怕她“从此高不可及”,失去她能带给他的家世名声和社会脉络。在这种情况下,他正式向她求婚,而她却忽然发觉自己“好似从来不曾爱过他”。朱影红终于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合法妻子的地位。婚后,她忙着用林西庚的钱财赎回卖给舅舅的菡园,并加以重修;而林西庚依然故我,在那里一个又一个地更换着身边的女人,菡园复兴,朱影红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她觉得与林西庚的婚姻前景不明,深恐重蹈覆辙,所以不顾丈夫的反对,执意将菡园捐献给社会。交接仪式过后,林西庚突然失去了性能力。

在这场阴阳对决中,作者一再强调阴的一方的顺从、被动,而我们却看到朱影红无论是爱上林西庚,希望得到他,还是步步为营捕获他的手段,都是主动的行为。被动只是表象,是策略,是“以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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