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人才观对新时期识人_用人的启示_彭雪莲

2006年第3期总第24卷(总第86期) 毕节学院学报JOUR NAL OF BIJIE UNIVER SITY NO.3,2006Vol.24General No.86

收稿日期:2006-03-02

作者简介:彭雪莲(1978- ),女,贵州安顺人,毕节学院经济管理系助教。研究方向:政治学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中国古代的人才观对新时期识人、用人的启示

彭雪莲

(毕节学院经济管理系,贵州毕节551700)

摘 要:在促进国家的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史中就有许多关于人才的重要论述。虽然很多观点带有一定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但仍有一些观点闪烁着智慧的光茫,具有普世的意义,其精华仍值得我们去吸收和借鉴。

关键词:人才观;标准;启示

中图分类号:D6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059(2006)03-0075-05

所谓人才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以其知识、技能和智慧从事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较大贡献的人。人才在国家的治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康熙指出 自古以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 。[1]303 明史<选举志> 指出: 贤才,国之宝也。古圣王劳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彼二君者岂其智不足哉,顾皇皇于版筑鼓刀之徒者,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

也。 [2]258古人不仅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而且在识别人才、衡量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爱惜人才等方面也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有益的经验。

一、中国古代的人才观

(一)识别人才的标准

关于古人识别人才的方法, 吕氏春秋<论人篇> 的 八观六验 、 六戚四隐 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八观 是指:凡是要考察一个人,当他在仕途顺利时就看他所尊敬的是什么人;当他在显贵时就看他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当他富有时就看他所养的是什么人;听了他的言论就看他怎么做;当他空闲时就看他的爱好是什么;当和他熟悉了之后就看他的言语是否端正;当他失意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受;当他贫贱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为。 六验 是指:使他欢喜以考验他是否不失常态;使他快乐以考验他是否放纵;使他发怒以考验他是否能自我约束;使他恐惧以考验他是否能自持;使他悲哀以考验他是否能自制;使他困苦以考验他是否不变其志。 八观六验 是贤主用来考察人的手段。除此之外,考察一个人还必须观察他的 六戚四隐 。 六戚 就是指他的父、母、兄、弟、妻、子。 四隐 就是指他的朋友、故旧、邻里和左右之人。内则观察他的 六戚四隐 ,外则用 八观六验 的方法进行考察,人的真伪、贪吝、善恶就没有看不清的。在古代,帝王拥有用人的最高决定权,孟子因此指出君主切忌凭个人好恶决定取舍,应该尊重国人的意见,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2]272金世宗完颜雍也说,自己判断人 不以独见为是也 。尤其可贵的是,古人很早就注意到通过实践考察人才的重要性。 吕氏春秋 告诫人们,判断人时 无以毁誉定其身 ,不要轻信议论,要亲自考察。张居正 75

主张在实际工作中考察才干 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 。[2]278王夫之则提醒人们,先要搞清楚一个人的品质是诚实还是虚伪。诚实的人以真相示人,虚伪的人给人以假想。若以假想取人,势必上当。

(二)衡量人才的标准

德才兼备,是中国社会公认的选贤任能的标准,是中国社会传统人才观的精髓。德与才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德为先,才为上,二者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缺一不可。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 中就曾经说过: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二者的关系。从中国社会用人实践来看,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发展,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虽是呈动态变化的,有时侧重德,有时侧重才,但根本的宗旨并未变。魏征特别强调,如果在战乱期间不能过多考虑 德 ,那么, 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2]284唐太宗李世明又增加了 学识 一条, 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明代刘斌认为,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不仅要德才兼备,还必须有器量, 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 。[2]285王夫之则在才能、器量之外,加上了 意志 认为成就大小看才能,才能发挥得如何看器量,器量大小 视其志之所持 。志不坚定终将一事无成。唐甄对 良吏 提出了更有意义的标准,认为 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 。[2]287官吏的德才究竟如何,要看实践。不能使百姓受惠的官吏,空有德才,仍不能算是好官。

(三)选拔人才的标准

识别人才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是为政之本,它直接关系着一国吏治的好坏以及统治的盛衰。在我国通过一定形式选拔、考核以发现人才的做法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房列曙认为: 我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从纵的方面看,可分为原始社会的 选贤任能 的民主制,奴隶社会的 世卿世禄 制,封建社会的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和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文官考试及公务员制度;从横的方向看,可分为选官制、学校考试制与特殊人才选拔制。 [1]4在这方面,尧对舜的选拔与考察可谓典范。为了考察舜的德行, 尧妻之二女以观其德 ;为了考察舜的处理政务和管理才能,又 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 ;为了考察舜的应变能力和忍耐力, 尧使舜入山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 。经过这些考察,尧甚为满意,于是 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提出: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 有教无类 等思想。突破了人才选拔受等级、阶层、职业等旧框框的限制,开创了人才选拔的新时期。墨子认为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1]25强调尚贤事能是为政之本,是治国之务,主张将那些有德有才的选拔上来,而不问他们出身、地位,鲜明地提出了 唯才是举 的口号。荀子告诫执政者 无私人以官职事业 ,切不可任人唯亲。因为任人唯亲不仅误国,也 必危其所爱 。他认为: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用也;善言口,身行恶,国妖也 。主张国君 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1]26韩非子主张选拔人时应注重实践,不能听凭左右的请求和推荐,因而提出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 。古人还认识到,影响唯才是举的最大障碍是讲资格。北宋孙洙说: 万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教者,皆资格之失也。 [2]296明朝顾炎武针对科举取士和论资排辈的弊端提出了 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 。[2]302清朝龚自珍也说: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四)使用人才的标准

选拔之后,还有个使用人才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做到知人善任。若想知人善任,首先,应当遵循 精察 、 审明 的原则,也就是要细致考察,恰当使用,而恰当使用就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样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晏子提出: 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2]304李觏十分讨厌那种对人吹毛求疵的习气,认为世上不存在完全无用的人。只要执政者善于因时因事因人地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天下之士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臂膀。他提出: 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长,用当其宜,则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 。[2]305明太祖朱元璋提出 大小轻重各适其宜 的观点,他主张用人之长,避人之短。郑观应则指出: 凡事有利即有弊,有弊即有利,利与弊如影之随形。惟善用者,则弊亦利;不善用者,虽利亦弊。所谓为政贵得人,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者,此也 。[3] 其次,不能求全责备,更不应该抓到人才的缺点排斥他们。管子认为德行、功劳、才能必须和地位、俸禄、职务相符。三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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