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皖楚多俊才

对话自主创业者自己创业了，才发现脱离团队公司的自己是那么渺小，凡事亲力亲为，让人甚感疲惫，更要命的，是看不得成功的终点。

决定放弃的一刻，却有股力量支撑我再坚持，坚持吧，害怕坚持后还是失败。

有人说，不要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有人说，真正的失败是半途而废；还有人说，交了学费就该学以致用……道理谁都懂，只是害怕命运总是和自己开玩笑。

好累好疲惫，身边却没有自主创业的朋友，和谁倾述，谁都理解不了。

在这里发发牢骚，不知道有没有已经创业成功的朋友，如果有，能否告诉我，你是否也经历了创业路上的寒冬，那份坚毅的信念你是从何而来？一、自古皖楚多俊才“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梁启超处于淮河流域的安徽是个多产政治家、军事家的省份，随手拈来名噪青史的就有：春秋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楚汉争霸时在项羽大帐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汉末三国纷争时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以及周瑜、鲁肃；宋代有名扬天下、节照千秋的包拯；元末明初安徽属地地爆发了著名的红巾军起义，凤阳人朱元璋混水摸鱼，剑走偏锋，终成明朝的开国皇帝。

清朝咸丰年间，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皖系集团崛起，为首者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与躬亲者之一。

进入民国，“北洋三杰”的合肥人段祺瑞是皖系的重要人物。

稍后，国民党方面重量级的有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孙立人等；共产党方面著名的有陈独秀、王稼祥、李克农、陶勇、皮定钧、洪学智等数十位高级将领……安徽好厚，厚在一个个闪光的名字里。

有句话说“安徽人窝在家里是条虫，出去闯荡是条龙”。

的确如此，历史上出名的安徽人人大都在外地出的名，包公在开封府出名，朱元璋到南京建都，李鸿章在北京发达，一个陈独秀，一个胡适，都起于皖地而扬名京城。

一批不容忽视的徽商更是背井离乡，闯荡出“无徽不成镇”的赞誉；如今的胡锦涛总书记是在北京、甘肃从的政，吴邦国委员长是在上海发迹等等。

安徽人有南方人的灵气和北方人的大气，记得网站上看到一个《全国各省人性格渊源分析》的帖子对安徽人的性格做了如此的归纳：安徽人渊源于黄河之旁支的淮河正统。

属于和县猿人之族裔。

另有说是禹之后裔……安徽的男人模棱两可，安徽的女人朦朦胧胧。

安徽人爱造反，所以出了个朱元璋；安徽人又趋于奴性，所以出了个落日英雄李鸿章（李鸿章常和“海归”、“海带”打交道，又抓的是“洋务运动”.自然是有“先进性”）.安徽是近代出名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可以说安徽人左右了中国的发展！这种观点虽然偏颇，但是“安徽人左右了中国的发展”却是十分中肯的，安徽人在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在思想方面。

有人就把三个安徽人与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相比，有人说世界近代史是这三个犹太人的历史，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乃至近代的历史可以说主要是三个安徽人的历史。

这三个安徽人就是：朱熹、戴震、胡适。

他们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改变了人们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改变了人们对心灵世界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犹太人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而思想家才是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巨人。

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开创了一个庞大完备的学说体系并引发了波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浪潮；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之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仅带来人类行为学方面的革命，而且影响遍及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个领域。

爱因斯坦是现代物理学之父，他的贡献不仅仅在物理科学领域，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影响了人类的宇宙观、世界观。

三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安徽人也都是思想家：他们是：朱熹、戴震、胡适。

他们的贡献在于在思想领域改变了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朱熹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世称“前有孔夫子，后有朱夫子”。

其学说思想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深深影响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

朱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洛学、濂学、关学等数家之学融会贯通，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闽学”的创始人，他建构了一个慎密而庞大的“思想库”——理学体系。

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地儒家学者之一，朱熹的《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周易本义》等影响重大，尤其是《四书集注》更是后世科举应试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读本与男学入门书籍，因此它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具有不可比拟的文化地位。

作为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朱熹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其文化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是无可比拟的。

清朝时期的安徽休宁人戴震不仅仅是一个考据学家、训诂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

诚然，戴震在考据学上开创了皖学派，是清代朴学主要代表人物。

其治学严谨，学风质朴，在语言文字的训诂研究以及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的考据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他的主要贡献应该是他的哲学和思想。

他的哲学可称为“朴学哲学”。

他将考据学的朴学提升为哲学的朴学，这种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朴学成为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潮，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

有人称戴震是古代孔孟、朱熹之后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是十八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

这种说法应该不是溢美之词。

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思想和新文化运动。

可以说他是“五四运动”的第二领袖。

诚然他在专业领域并没有超卓的贡献，在各方面“都不足以成名家”，然而，他的贡献并不在于某个具体的专业，而是在思想上。

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旨在完成本民族传统文化（旧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虽然这一观点现在看起来未免偏激，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对传统的反叛、对儒家反叛还是有时代意义的。

他发动的白话文运动体现了解放思想、探索新知、再造文明的精神，他的自由思想和行动极大地推进了这一被他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

而他的思想则可以说和整个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

比如胡适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关于人权,关于法治,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他一生都坚守不渝履践承诺。

由此可见，朱嘉、戴震、胡适分别是理学、朴学、新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各自的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他们与三个犹太人一样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杰出贡献。

三个安徽人促成了中国历史从南宋到近代的三个演变阶段。

这一现象在全国其他省市是从未有过的。

在政治方面安徽先后出现过五次人才高峰，而且同时期也出现了众多的人才群。

这就是：一曹操、周瑜为代表的三国人物高峰期，如曹丕、曹植、曹仁、鲁肃、吕蒙等数百人，他们既是文臣武将，又是文学家、音乐家。

与此同时，还有著名的医学家华佗、天文学家王善、雕塑家戴逵、散文大家嵇康、品酒家刘伶等。

二、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代人物高峰期，如李善长、胡大海、常遇春、徐达、朱升等，为为“席卷江淮皆英雄”的代表，正是依靠这数千名江淮儿女的南征北战，才打下明代江山，统治中国200多年。

三、清初，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与戴震为代表的（皖派）经学派人物高峰期——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物群体，中间不仅有朝廷重臣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而且有经学家、文学家、文字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出版家、理财学家（如王茂荫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雕刻家、京剧艺术家（如程长庚等），甚至还有徽商大贾等等，在他们带动和影响下，此时安徽（尤皖南）文风坦荡，人才济济，素有“东南部鲁”之称，“天下财富归徽商”之说。

B 四、清末，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将领人物高峰期，其文职总督巡抚及武职提督总兵以上者达67人；府道、副将以上者多达700多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淮系势力，它上承湘系，下启北洋，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极其深远。

五、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民国人物高峰物，这中间有柏文蔚、段祺瑞、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廖运周、孙立人；陈绍禹（王明）、王稼祥、李克农、张劲夫、姚依林、黄镇、汪道涵；全省还有130名将军，仅金寨、六安两“将军县”就有少将以上者88人（1966年以前授衔统计）。

安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历代的战争已经硝烟散去，却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至今仍在江淮大地上流传，任由后人评说。

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安徽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灿若繁星，历代人才济济，在五千年中华史册上有着光辉的一页。

前人曾有诗曰：“何必求仙上天堂，皖山皖水竞画廊”，今天看来并不过分。

如此多的文化精英人物，在一段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如此集中地产生于同一块地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上述种种现象，原因何在？除了“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这种十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之外，还有什么原因造就这人才辈出的现象，造就了某些地方的人才团、人才链现象，确实值得探究。

文化、经济上，安徽亦是阔水深流，俊彩星驰。

老子、庄子长期在北部涡河一带活动，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故乡。

曹操和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光彩的一页。

处于万山丛中的皖南山区，交通不便，方言支派较多，仅徽州一地而言，虽多说徽州话，但“同山不同音，问路带翻译”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村落仍然保存唐、宋古音古俗，有“中国古音活化石”之称。

宗族深薮，崇尚儒风，“养子不读书，似如养圈猪”，已成为家规族训，所以千百年来，“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他们所走之路是：学—官—商，或学—商—官。

所以自宋以后，有“天下文人半徽州”之说。

桐城派崛起以后有了“桐城文章甲天下”的美誉，桐城派在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

创始人是方苞，继承发展者很多，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

他们是桐城派的开创者和代表,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

主要人物除方、刘、姚外，还有方氏门人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

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

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

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

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