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重庆谈判中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

浅谈重庆谈判中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
摘要：本文以国共史上重庆谈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入手，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进行探析，并结合理论方法，着重研究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旨在为复杂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重庆谈判；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方法；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去了第一封邀请电，力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家之和平大计。

接着发出了长达321字的第二封及8月23日的第三封邀请电。

其言语之恳切，诚意之深厚，使当时的舆论倾向于国民党当局。

中共中央在多方交合的复杂形势下，在国内舆论十分不利的形势下。

最终在26日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国统陪都——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历经四十三天，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虽然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在政权和军队问题上最终没有达成一致，但使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并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民主权利。

更重要的的是在这场较量中。

党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打破了舆论一边倒的势头，为我党在政治上赢取了主动地位，可谓是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成功典范，而其运用的卓有成效的方法也同样值得我们探究。

一、典型教育法
典型教育法也称为示范教育。

它是通过典型人或事进行示范，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方法。

典型教育法将原本抽象的说理变成通过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或事件来实施教育，激起人们思想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既定的目标。

由于典型的直观性、形象性的特点。

使典型具有强烈的感染效应。

因此适时地运用典型教育会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达到既定的目标。

重庆谈判期间，我党抓住时机运用了此方法，将毛泽东赴渝作为典型事例，进行宣传教育。

在国共双方电报往来期间，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内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不会来，或者说不敢来渝。

蒋介石将和平民主的调子越唱越高，态度一次比一次恳切，甚至将飞机都准备好，正待命而发。

8月23日。

蒋介石在发第三封邀请电时，就曾对身边的部下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同我进行谈判，他不米，这说明他蓄意作乱，我们就明令讨伐”。

不仅如此，当时舆论界也认为毛泽东不会来渝。

深为国是忧虑的国民参员褚辅成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对于蒋介石劝驾毛泽东的看法是“恐其未必肯来”。

美国《纽约时报》8月17日发表的文章说“估计中共此次将拒绝蒋主席之邀请，不愿参加合作。

”后来赫尔利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到：“毛氏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而到重庆。

”尽管美国力促国共双方进行谈判，但对毛泽东赴渝也缺乏信心，“出人意料”之措辞将其意想不到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毛泽东用自己的行动做了个活生生的典范，向社会大众、向蒋介石、向国民党、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共和谈的诚意，此时一切揣测和疑虑都不攻自破。

《新华日
报》发表社论，称毛泽东这次来渝象征着中国民主的高涨、象征着中国和平团结前途的胜利希望。

《大公报》发表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称“毛泽东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我们高兴，我们庆慰，我们谨以胜利中国盲论界一份子的资格，敬表一些高兴与庆慰之忱。

”
蒋介石三电发出，国民党大张旗鼓宣传，一时间，把政治斗争的聚焦点集中到毛泽东身上，使得万众瞩目延安。

但此时，“国民党似乎掌握了战后中国政治斗争的主动权。

但当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前往重庆的时候，这个主动权就开始从国民党手中向中共手中转移”。

我党领导人赴渝谈判事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不仅打破了舆论一边倒的势头，更以实际行动改变了舆论的被动局面，赢取了主动，算得上一次成功的宣传教育。

二、比较鉴别法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所谓比较鉴别法，是教育者帮助受教育者对两种或多种不同事物的异同和特点，进行分析、比较、鉴别，从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从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认识水平的方法。

重庆谈判期间，我党将比较鉴别法运用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中，积极宣传我党主张，揭露国民党的错误舆论导向。

在重庆谈判前夕，国民党大谈“和平”“团结”，主动要中共进行和谈，表面上迎合了渴望和平的大众心理，人们无不期盼着和谈的顺利进行，化干戈为玉帛，化斗争为和平，为此舆论界对于蒋介石之举给予一致好评。

我党在这一期间，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8月22日，《新华日报》立即发出了《蒋介石先生贺电书后》的社论，针对蒋介石8月14日、20目的两封电报中大谈和平、团结的问题，玩假谈真打的阴谋，进行揭露，对所谓盟军总部规定对日受降办法的说法加以驳斥。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鲜明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延安的《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新时期的路标—论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宣言》的社论。

宣言中提出了国民政府应立即实施的六项紧急措施，只有按照这个纲领实施才能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

在这一阶段，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攻势，颇具成效；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内战政策，宣传了党的主张，还使得国民党处于招架的尴尬处境。

我党调动舆论宣传攻势，积极向民众，尤其是国统区的民众报导谈判的真实情况，同时开展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尖锐辛辣地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如伺。

在和谈中玩手段、耍阴谋、边谈边打、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嘴脸及其同背离事实的舆论宣传，同时也赢得了社会各界对我党的普遍理解和支持。

三、熏陶感染法
所谓熏陶感染法就是指教育者充分利用社会环境因素和教育者自身所创设的教育情境，对受教育者进行感染和熏陶，经过潜移默化，培养其思想政治品德
并使之得以升华和提高的方法。

即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导之以行。

谈判期间。

我党的舆论宣传实事求是。

诚心诚意深得民心。

国民党舆论宣传在重庆谈判前夕为蒋介石造势，全文公布了邀请电，对其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大力宣传国民政府力主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

争取了广大的舆论支持，并向中央施加压力。

但当8月28日。

毛泽东来渝这条惊爆全国、轰动重庆的新闻到来时，国民党则对此进行了半公开的新闻封锁，最大化地缩减政治影响。

“关于《中央日报》的新闻言论处理，已经请示了布雷先生，报纸不发表社论。

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

有关谈判的报导，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

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正是这种前后不一、鲜明对比、有名无实的宣传，使关注谈判的民众很难从国民党的宣传舆论中得到及时的报道和消息，人们很难得到了解和满足，感到失望。

相比之下，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则非常关注谈判进程和事态的发展，当然人们的目光开始转移到共产党的舆论，来及时了解有关重庆谈判的报道。

我党不仅在和谈前适时地进行报道，在谈判中也积极向外界传达和谈的进展情况，在谈判后更是客观地评价了和谈的意义及其贡献。

1945年10月10日，《会议纪要》签订，一时间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新闻。

与国民党冷处理的方式相反，我党全文刊登了《会议纪要》的内容。

与国民党严重失真、相悖宣传规律的宣传相反，我党的舆论宣传实事求是，诚心诚意深得民心。

我党对《会议纪要》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宣传。

坚定地提出要把国共和谈中获得协议的条文见诸实施，把协议书上的条文变成现实；客观地指出实现协议所达成的内容。

还要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并要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

同时还指出，虽然前进的道路存在着困难与彷徨、艰难与险阻；但前途终究是光明的，是值得瞩目与期待的。

针对国民党军队不断进攻解放区和抢占战略要塞的军事行动，我党客观地强调。

既然已经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中共也已经在解放区和军队问题上有所让步，国民党当局就没有任何理由在继续坚持不承认解放区的政策，没有理由再继续进攻解放区，这样的宣传切中了国民党的软肋和要害，同时再次点醒了对国民党蒋介石还存在和平幻想的党内少部分人、社会上的中间派及其一部分民众。

我党在宣传中还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共将一如既往、坚持奋斗，克服困难，诚心诚意，以积极的态度，继续协商，以解决未能解决的问题。

这种积极的、诚心诚意深得民心的宣传不仅使民众了解和谈的历史意义，关注纪要签订的现实意义，更使民众了解和谈的情况和我党的坚定立场。

四、综合教育法
所谓思想政治的综合教育，就是以唯物辩证法关于全面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为指导，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把各个方面或各种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联系起来。

使之成为具有最佳教育作用的教育整体。

综合教育是有机联系的教育整体，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目标组成的复杂动态系统。

同时，是在教育主体把握各种教育方法各自特点及共同趋向的基础上，通过协调综合，形成为共同目标服务的统一性手法，是教育主体同时或先后运用多种发放进行综合教育的措施和手段。

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人运用多渠道、多层次、立体地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并结合统战工作、公关工作和宣传工作形成合力，充分地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功效。

而统战工作、公关工作和宣传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原本就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离不开统战工作、公关工作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统战工作、公关工作和宣传工作的成功往往又可以扩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广度及其深度。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其特殊的身份“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广泛的接触了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从当政的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党、政、军负责人，到各民主党派主要代表人物，以及新闻界、实业界、戏剧界、科学文化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不是亲自登门拜访，就是予以亲切热情接待或约谈。

此外与驻重庆的外国使节、国际救济团体、各国新闻记者也都有多次接触。

”
在谈判期间，以利用参加参政会、茶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晚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盛会等机会，多次发表演说，宣传我党的方针和政策；广泛会见社会各界人士开展公关工作，并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使我党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

毛泽东会见张澜、沈均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也接见了妇女、青年、工商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代表，走访看望过去一些老朋友。

利用这些机会，阐述了我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

还会见了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感谢他们在八年抗战中给予陕甘宁边区和诸解放军的援助。

同时，也会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同他们交流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这种相互了解，我党扩大了影响；同时我党主张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同情，推动和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