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雨

《梧桐雨》与《汉宫秋》之比较在人才荟萃、佳作如林的元代早期剧坛上，白朴、马致远的艺术创作别具一格，被后人列入元剧“四大家”，他们的杂剧代表作《梧桐雨》和《汉宫秋》均写得文才斐然、意境深邃，令时人和后人激赏。

从题材上看，这两部作品均取材于历史上帝王后妃的爱情故事；构思方面都在前三折完成戏剧冲突，最后一折（即第四折）作为剧作的感情高潮；角色安排上都属于末本杂剧；从戏剧性质上看都是典型的悲剧；两剧曲词格调相近，典雅优美，充满诗意。

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相近相似乃至相同之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两部剧作堪称“异曲同工”。

同时，两剧又毕竟是“异曲”，在诸多方面的相象中又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与内涵，如两剧题材一是取自唐代帝妃故事，基本依据史料；一是取自汉代帝妃故事，虚构成分较重；又如同是第四折，《梧》剧利用秋雨梧桐渲染气氛；《汉》剧则将孤雁悲鸣作为象征意象。

一、悲剧形象由于两剧都是末本戏，男主角自然为悲剧主人公，女主角虽处于陪衬地位，但也是不可忽视的悲剧形象。

显然，白朴和马致远对自己剧中悲剧形象的态度不尽相同。

《梧桐雨》中前三折中对唐明皇的昏庸荒淫有一定程度的揭露批判，如其耽于享乐、是非不分、宠幸逆贼；但综观全剧，作者对其态度更多的是同情。

明皇宠爱杨贵妃的出发点是色，爱她貌美“绝类嫦娥”，会跳《霓裳羽衣舞》，也能使他“珊瑚枕上两意足”，这是他对杨妃产生爱情的基础和前提；但同时作者对他在爱情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诚挚态度是肯定的。

当陈玄礼持仗兵权，胁迫赐死杨贵妃时，他曾极力以争，说：“高力士道与陈玄礼休没高下，岂可教妃子受刑罚！她见请受着皇后中宫，兼踏着寡人御榻，她又无罪过颇贤达，须不似周褒姒举火取笑，纣妲已敲胫觑人。

早间把她个哥哥坏了，纵便有万千不是，看寡人也会饶过她，一地胡拿。

”由此可见，唐明皇在赐死贵妃的过程中，内心做过一番相当痛苦的折磨。

我们不能谴责明皇马嵬赐死杨妃是违背长生殿盟誓，因为那毕竟是迫不得已而作出的决定，不能抹杀或掩盖明皇对贵妃逐渐加深的真挚感情。

《汉宫秋》中的悲剧主人公汉元帝，被文恬武嬉的假象所蒙蔽，对外族凭陵、危机四伏的严重局面一无所知，满足于“边塞久盟和议策，从今高枕已无忧”的现状，既然天下太平，便只以“后宫寂寞”为念。

巡视后宫时，意外地发现才貌出众而困居长巷的王昭君，心生爱怜之意，封为明妃。

作者笔下，他爱恋昭君，更多地着意于情感的契合，与唐明皇宠爱杨贵妃的基础相比，要牢固美满得多。

他称自己与昭君的姻缘是“五百载该拨下的配偶”（第二折［梁州第七］），剧中的汉元帝对昭君爱得如痴如醉，完全是怜香惜玉的多情才子。

比较起《梧桐雨》中白朴对唐明皇这一形象的复杂感情，马致远对他笔下的汉元帝自始至终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毛延寿逃跑献图招致了呼韩邪单于索要昭君和番的被动局面，贵为天子的汉元帝在危急关头一再央求文武大臣想法“免娘娘和番”，可除了一片恐慌和劝说皇上以美人换和平外，了无良策。

“不自由”的汉元帝虽然保住了江山和政权，却在屈辱、痛苦和悲愤中度日，备感辛酸落寞。

《梧》剧中杨妃从感情上似乎和唐明皇不能相配，她在和明皇恩爱缠绵的同时，还想着安禄山，安史之乱的根源就是安禄山对她的私情。

马嵬坡遭遇是人为的悲剧，她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祸乱中无论怎么说也是悲剧角色，但作者对杨妃的态度是谴责超过同情，白朴没有像前人白居易和后人洪昇那样对李、杨之情加以净化和理想化，歌颂他们之间生死不逾、感人至深的爱情，而是着力单方面表现唐明皇欢乐时的沉溺于情和孤独时的思念怀想。

和《梧》剧中多少有些自作自受的杨妃形象相比，《汉》剧中王昭君这一悲剧角色可谓内外完美、光彩照人，在着墨不多的文字中，作者对她倾注的不仅仅是同情，更有赞美和歌颂。

她空有才情与美貌，却事事不如意：宫廷选美，使她背井离乡；毛延寿弄权，她不愿贿赂而被打入冷宫；偶然得遇恩宠，却又好景不长，被迫和番；不愿受辱，而投江自尽。

在不愿贿赂画工和毅然和番等情节中，充分展示了昭君自尊刚正、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等美好品质。

可以说，《汉》剧中王昭君这一形象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二、悲剧构思从结构上看，《梧桐雨》和《汉宫秋》都是典型的四折一楔子。

两剧均在前三折完成戏剧冲突，而将第四折作为主人公的感情高潮。

这种结构形式体现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风貌。

《梧桐雨》的正名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汉宫秋》的正名为《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两剧在第四折的构思上亦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都以秋夜里的梦为背景，都抒写了梦醒后的凄凉孤独，抒情手法上同是借景抒情；两剧的具体构思分别呼应着各自作品的标题，都是戏剧的重心所在；两位作者着重抒发的都是家国衰败之痛以及在乱世中失去美好生活而生发的那种困惑、悲凉的人生感受。

不同的是两者所选择的意象分别是秋夜梧桐细雨和秋夜孤雁哀鸣。

具体剖析如下：《梧》剧前三折写明皇与杨妃“朝歌暮宴，无有虚日”的欢会和七夕明皇“朕与卿尽今生偕老”的盟誓，以及安禄山起兵渔阳，明皇幸蜀妃死马嵬的悲剧。

而第四折中杨妃已经不在，只剩明皇形影相吊、满怀凄然，朝夕思念贵妃，梦见妃子在长生殿设宴，请他赴席，梨园子弟正准备演出，却被窗外一阵“梧桐夜雨”惊醒，恼恨异常，伤心不已。

受到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的启发和金元以来诗画家以“明皇击梧桐”故事为作品题材的影响，白朴在艺术构思中非常重视梧桐这一意象的作用。

在我国古典诗词中，秋雨滴落梧桐本身就包含着凄清、伤悼、幽怨的意蕴，除了白居易那一句“秋雨梧桐叶落时”外，以梧桐夜雨表现离别愁苦者，还有温庭筠《更漏子》中的词句：“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更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李清照《声声慢》中“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梧桐雨》中把梧桐和李、杨的悲欢离合联系起来，第四折中作者让唐明皇对着梧桐回忆：“当初妃子舞翠盘时，在此树下；寡人与妃子盟誓时，亦对此树；今日梦境相寻，又被它惊觉了。

”梦醒后“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

”雨声紧一阵慢一阵，淅淅沥沥，“一点点滴人心碎”。

从［双鸳鸯］到［黄钟煞］共九支曲子淋漓尽致地表现唐明皇内心的极度哀伤，把秋夜梧桐雨的悲凉沉重的气氛渲染得非常充分，强调了梧桐在整个艺术构思中的作用：既让梧桐成为世事变幻的见证人；又淋漓尽致地烘托出唐明皇凄楚悲凉的心境。

严格说来，《汉宫秋》作为情节演进的逻辑高潮在第三折前半截已经结束，而第三折后半部分的几段唱词描写了汉元帝送走昭君后，对昭君的刻骨思念，表现了元帝与昭君的缠绵爱情，其中最精彩之处是［梅花酒］中那段抒写元帝别昭君后苦状的顶真格文字，“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饶回廊；饶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泣寒"，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刻画了汉元帝愁肠百结、睹物伤怀的思绪。

第四折则集中抒写汉元帝对王昭君的思念，进一步渲染他孤苦凄怆的心境：人去楼空，汉元帝挂起美人图，苦苦追忆，朦胧间昭君飘然入梦，却又转眼离去。

凄凉梦回，不由得茫然若失，怅恨不已。

猛然间听到孤雁哀鸣，“一声声绕汉宫，一声声寄渭城”，凄厉的雁声在元帝耳中凝成了宛如杜鹃的啼鸣，又仿佛是替元帝伤感，代昭君哀怨，人怜雁，雁衬人，产生了浓郁的悲剧气氛。

剧中的孤雁既有烘托气氛和人物心境的作用，也有某种象征意义，元帝甚至将它作为自己的同类，和它惺惺相惜。

整个戏，就在浓郁的悲剧氛围中结束，含蓄而深沉地传达出人生落寞、迷惘莫名的意境。

三、悲剧意蕴《梧桐雨》和《汉宫秋》悲剧意蕴的相同处是主人公都遭遇了贵为天子却不能保护自己爱妃的窘境，这本身就是政治失败最好的注释。

正如晚唐李商隐在《马嵬》（其二）的最后一联所吟咏的那样：“如何四季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对于唐明皇和汉元帝而言，得到爱情是由于政治的因素，失去爱情也是政治的因素。

由于剧中人物具体经历、环境不同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不尽相同，两者悲剧意蕴的内涵又呈现出各自的特征。

《梧桐雨》中作者并没有“为尊者讳”，而是以历史的逻辑，将李杨故事上演为一幕彻底的悲剧，一个“宛转蛾眉马前死”，一个“双袖龙钟泪不干”，生死隔绝，永不相见。

这种清醒的剖析和理性的认识，在同题材的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

作品一开始就借主角之口，交代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前后关系，这样与《长恨歌》、《长生殿》等作品中竭力歌颂美化的帝妃爱情相比，《梧》剧中的帝妃恋情似乎存在先天的缺陷，读者观众感受到的是明皇凭借无上的权势得到杨妃，又利用同样的权势在物质方面无限制地取悦于杨妃。

随着情节的推进，作品又揭示了贵妃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

由于爱屋及乌，唐明皇对安禄山的罪过不但不予追究，而且让杨妃收能解闷、会跳胡旋舞的安禄山为义子，并委之以重任。

明皇的宠爱助长了贵妃的放纵，当作为天子的权势地位受到威胁动摇时，他在百般无奈中还是身不由己地舍弃了爱妃。

多少显得荒唐而盲目的爱情和身份尊贵的天子身份是不相容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杨爱情发展为悲剧是必然的。

第四折中唐明皇对杨妃的怀念写得那样深切感人。

作者是把唐明皇此时的痛苦心情与往日的寻欢作乐联系在一起的，说明昔日的欢乐导致了今日的痛苦。

这是作者“乐极生悲”观念的生发，作者在写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时着重一个“哭”字，是“朝夕哭奠”，这苦思，无疑是由于失去爱妃的痛苦所致，当然也包含着孤寂自悔的痛苦。

昔日万乘之上的唐明皇，在安史之乱平息后，重返长安，退居西宫，失去了无上的权力和心爱的宠妃，目睹昔日宴游欢乐之地，时过境迁，物在人亡，能不联想起往日同贵妃朝歌暮宴生活的情景吗？能不感到孤寂、凄凉悲伤吗？《汉宫秋》对悲剧主人公汉元帝国破家亡痛苦心理的描绘，为该剧之精华，也是我们探索其悲剧意蕴的依据。

汉元帝内心痛苦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一代帝王自身的屈辱感，被爱若掌上明珠的妃子出塞“和亲”，并非自愿，而是让敌人强行勒逼走的。

在中国历史上，和亲是各民族之间友好相处的外交措施，是一种自愿行为。

而马致远不拘史实，借题发挥，对昭君出塞的背景，进行了重点改造和处理，将和平外交改为番强汉弱，当番兵压境时，汉廷无力对抗，迫不得已采取了委屈求全的妥协措施。

可以说，昭君用自己的青春年华、爱情幸福换来汉廷暂时的安定，成为汉廷外交上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爱妃被夺，貌似不可凌犯的大汉帝王，也因此失去尊严和威严，变成了软弱可欺、卑微渺小的可怜虫。

所谓“和亲”很自然地成为一代帝王一生中难以启齿的屈辱生活。

汉元帝“哀怨”、“凄怆”、“悲切”的内心活动，与其说是对王昭君的留恋和思念，毋宁说是对自己尊严丧失，人格受辱心理的真实表现。

“我那里是大汉皇帝？我做了别虞姬楚霸王⋯ .”这岂不是很好的自我表白么？不正好道出了内心真正的苦衷么？对文武大臣的失望乃至怨恨是汉元帝内心痛苦的另一重要原因，《汉宫秋》中的汉元帝可谓善恶不分，贤愚莫辨，竟把个“做事欺大压小，全凭险佞奸贪”、“哄得皇帝老头十分喜欢”的毛延寿，当作“忠臣”信赖，并不时为其加官进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