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仪仗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在我国古代的葬仪中，俑的使用历史由来已久。

在唐代，俑更是成为了丧葬明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朝廷对墓葬中随葬俑的数量尺寸也有着严格的规定。

在厚葬之风的影响下，唐代陶俑在数量、种类、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其中官僚贵族墓葬中的仪仗俑在俑群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了解唐人丧葬习俗和社会风尚的重要实物资料。

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墓葬虽未发现随葬俑群，但在南方高等级贵族墓中仍可发现仪仗俑的存在。

研究仪仗俑的组合变化与演变趋势对理清唐五代时期葬制、葬俗以及社会风气的演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唐五代仪仗俑的考古发现由于唐五代时期的墓葬在发掘前多有盗扰，加之简报在描述出土陶俑时多按造型服饰的差异进行分类介绍，故仪仗俑中的男女立俑常与家内侍役俑相混杂而难以区分。

笔者在进行统计时为避免遗漏，将出土男女立俑数量较多的墓葬均纳入统计范围。

根据截至2018年11月公开发表的唐五代墓葬资料，全国出土仪仗俑的唐五代墓共计320座（群），其中纪年墓207座。

纪年墓中最早的是位于辽宁省朝阳市武德二年（619）的蔡泽墓，最晚的是位于江苏省江宁县建隆三年（962）的李璟墓。

出土仪仗俑数量最多的是惠庄太子李撝墓，共出土陶俑1077件，其中男女立俑570件，骑马俑507件。

就仪仗俑的造型来看，可以分为男女立俑、男女骑马（驼）俑和牵马（驼）俑三个大类。

质地以陶质为主，兼有瓷、木、泥、铜、石等材质。

出土仪仗俑的唐代墓葬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地区，以陕西、河南、山西、辽宁等地最多。

五代十国时期的仪仗俑基本出自南方地区，以福建、江苏等地居多，而北方地区不见仪仗俑。

2　唐五代仪仗俑的相关研究2.1　仪仗俑的概念研究王仁波先生根据60座有墓志的北周、隋、唐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对西安地区墓葬陶俑组合进行了分类，其中第Ⅱ类即为仪仗俑。

又可进一步分为以牛车为主体和以乘马为主体的两类俑群，在牛车或乘马的周围均有各式的男女立俑和男女骑俑，依据装束不同可分为帷帽俑、风帽俑、幞头俑、小帽俑、笼冠俑等，均着外出服装。

各类男女立俑和骑俑的摆放位置会随着牛车或乘马的位置改变而改变[1]。

孙秉根先生在《中国古代俑》中的《隋唐五代俑》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并进一步指出第二类的乘马俑（或乘骆驼俑）较动物中的马俑、骆驼俑高大，且有牵马或牵驼的胡俑相随。

俑的服饰也有变化，帷帽俑、风帽俑基本消失，笼冠俑少见，各类幞头俑盛行[2]。

冯普仁先生《俑》一书中有专门一节谈仪仗俑类，认为仪仗指用于仪卫的兵仗，仪仗俑则是模拟墓主人生前仪卫和出行仪仗的俑群。

其种类繁多，划分标准不以其本身的特征，而是依据它在墓葬中随葬的位置及其功能来进行区分，并按照俑在仪仗俑群中的职能分为侍卫、音声、卤簿三类[3]。

齐东方先生从文献入手，认为《唐会要》中记载的“四神十二时”“音声队”和“童仆”大致可对应为现代考古学上的避邪厌胜俑、仪仗俑和家内俑的分类。

其中仪仗俑包括有各种骑马俑、出行守卫俑、牛车及御夫俑、马和马夫、骆驼和驼夫。

有的报告中的狩猎俑也应属于仪仗俑。

仪仗俑摆放位置因墓葬大小而异，大型墓葬多放置在墓道两侧的壁龛内，稍小的墓则放置在墓室前部[4]。

唐五代仪仗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张家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摘　要：仪仗俑作为反映墓主生前出行仪仗队伍和显示其身份地位的随葬俑，自北朝以来就成为俑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北朝、隋代的发展，唐代随葬俑群中的仪仗俑已成为皇室贵族及高等级官员墓中的固定俑群，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逐渐随着墓葬俑群的衰弱而消失。

对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唐五代时期仪仗俑的考古发现情况和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有利于对这一时期仪仗俑有更为清晰完整的认识，并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唐五代；仪仗俑；考古发现；研究综述【作者简介】张家怡（1998—），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2016级本科生。

1392019.02（下）【考古研究】Archaeological Research2.2　仪仗俑的分期研究王仁波先生将北周至唐的陶俑分为四期，仪仗俑出现在前三期中。

第一期为北周到隋代，以牛车为主的仪仗俑在墓中盛行。

第二期为武德到景云年间，以乘马为主体的俑群开始盛行，并逐渐替代以牛车为中心的俑群。

骑俑中的武装气息削弱而音声仪仗气息加强。

第三期为景云到贞元年间，以乘马为主体的仪仗俑群继续盛行，披甲持盾的俑完全消失，仪仗队中手持乐器的俑在减少。

在至德以后，一般墓中的仪仗音声队逐渐消失，仪仗俑的数量寥寥无几。

且此时期仪仗俑和家内僮仆俑的摆放明显地区分开来[5]。

孙秉根先生根据西安、洛阳两京的隋唐墓葬资料将随葬俑分为四期，仪仗俑也出现在前三期中且变化规律与王仁波先生的总结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每期的时间范围不同。

第一期为隋至初唐，约6世纪80年代到7世纪80年代；第二期为盛唐，约7世纪80年代到8世纪中叶；第三期为中唐，约8世纪80年代中叶到9世纪初[6]。

在有关五代十国墓葬的研究文献中尚未看到有对仪仗俑的研究，但在少量发掘简报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对仪仗俑的讨论，如福建永春的一处五代墓葬中出土有整齐排列的三组俑，简报的编者将其属性定为仪仗俑[7]。

2.3　具体类型仪仗俑的研究目前虽未有针对唐五代仪仗俑的整体性研究，但就其包含的各种类型的俑类，学界已多有探讨。

以胡人俑、骑马俑、狩猎俑、奏乐俑、侍女俑、文武官俑等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是与仪仗俑有所重叠的，从中也可以了解到有关仪仗俑的部分信息。

任江通过对西安、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藩人俑进行梳理，对藩人俑的性质、身份、来源进行探讨，并对其族属国别进行推测。

根据藩人俑的形象、组合关系以及出土位置，将其分为出行仪仗类与仆侍乐舞类。

其中仪仗类下分十五个小类：立姿男侍，立姿武士、文吏、武吏，控马的男（女）马夫，控驼的驼夫，控牛的御手，骑马的侍从、鼓吹、男（女）猎手、打球手，骑驼的乐伎，立姿舞伎，骑驼的舞伎，商人[8]。

熊丽萍通过对出土帷帽骑马女俑的研究，对唐代女性戴帷帽的历史演变和女子骑马出行的现象进行探讨，认为这是唐朝女子精神风貌、生活状态、社会地位变化的展现[9]。

葛承雍对唐墓中出土的狩猎俑进行一一列举，并结合诗歌文献对唐代宫廷狩猎活动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胡人猎狮形象进行了深入探讨[10]。

王清雷等人对唐代奏乐俑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并对其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总结，认为骑马奏乐俑在初唐最为兴盛，之后急剧减少是唐代军功集团地位逐渐被文官或近宠宦官取代，人们不再用仪仗俑群表达地位的生动体现[11]。

胡丽对西安地区出土的女陶俑进行分期，并根据造型特征进行梳理，分析其发展与演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唐代女性服饰进行研究[12]。

此外，还有学者进一步对女俑中的侍女俑类进行探讨，如马哲在对隋唐两京地区的侍女俑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对隋唐时期社会开放、女性审美等问题进行讨论[13]。

何娟系统梳理了唐代文、武官俑的演变过程，认为文官俑大概在675年以后进行分化，即由相同的一对文官俑分化成一戴进贤冠、一戴鸽冠，而服饰一样，容貌相差无几的两个俑。

并结合《新唐书·仪卫志》认为墓中一个文官俑化身为鸽冠俑，可能取其具有保卫的职能，又能与文官俑配对，具有朝班意义[14]。

2.4　单个墓葬中出土仪仗俑的研究对于一些保存情况较好或出土有重要俑类的墓葬，多有相关文章进行讨论。

周伟州以郑仁泰墓中出土的乐舞俑为例，对唐代的音乐和礼仪制度进行分析。

指出骑马乐俑应称为“鼓吹仪仗俑”，并结合文献对隋唐时期的鼓吹仪仗制度进行深入讨论[15]。

张蕴结合保存状况较好的大型墓葬资料对李宪墓出土的700余件陶俑进行讨论，认为李宪墓的随葬俑明显分为两套组合：一套对应其追封太子的身份，一套为准皇帝等级的体现[16]。

徐效慧对朝阳孙则墓出土的鼓吹俑进行分析，认为在远离京城的朝阳地区出土鼓吹俑，一则体现了墓主孙则的高贵地位，二则可以看出营州在唐代的重要历史地位[17]。

2.5　相关葬俗和礼仪制度的研究除了对陶俑本身的考古学研究外，部分学者对当时丧葬习俗和礼仪制度也进行了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齐东方先生的《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

该文分为等级制度与法律条文对丧葬活动的渗透、丧葬所反映的政治斗争、丧葬制度的运作、对墓葬演变的解释、丧葬活动重点改变与唐后期墓葬中的新因素六个部分，将考古资料和文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唐代丧葬的完整过程以及内在的演变规律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随葬俑的一些思考[18]。

程义、郑红莉通过对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整合，发现了根据《唐六典》复原而来的《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与考古发现多有不符，并对随葬俑的尺寸、数量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对《丧葬令诸明器条》进行了补充[19]。

140Vol.151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3　存在问题及思考通过对唐五代时期仪仗俑考古资料与研究文献的搜集和阅读，可以看到该时期出土仪仗俑的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都是远超前代的，然而针对性的研究却不多见。

目前对仪仗俑的概念及分期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更进一步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比如仪仗俑作为随葬俑中较为固定的一类，其下所包含的各类俑虽有学者进行研究，但并非从仪仗的角度入手，故分类标准也不尽相同。

如奏乐俑、女俑、胡人俑中一部分属于仪仗俑，也有部分属于家内侍役俑，故在未来的研究中针对仪仗俑的专门性研究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笔者分析之所以目前缺少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唐五代墓被盗扰的情况多见，墓内陶俑的摆放位置、排列顺序多有扰乱，使部分考古人员在编写简报时对陶俑的出土位置、摆放方式常常描写得比较模糊或省略不写。

在对人物俑进行描述时，多按照服饰、发型进行区分，使仪仗俑中随车、马的立俑与侍役俑相混杂不易区分。

二是由于文献中对随葬品的介绍相对简略，皆以“明器”代之，对仪仗俑的介绍也仅停留在“音声队”这个整体概念上，所以文献资源的有限也使有关仪仗俑的研究偏少。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对仪仗俑进行研究。

一是结合文献中对卤簿仪仗的介绍进行研究。

仪仗俑作为对墓主生前出行仪仗场面的模拟，其规格数量应与墓主生前所使用的仪仗关系密切。

《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仪卫志》《大唐开元礼》中多有对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员出行所用仪仗的记述，虽然现实中的仪仗与墓中的仪仗俑无法一一对应，但对其整体规格应有所反映。

二是可以结合墓葬中仪仗题材的壁画对仪仗俑进行研究。

部分唐墓中的壁画中绘有墓主人出行、狩猎的场面，也可以与仪仗俑进行对比研究，对仪仗俑的排列复原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1][5]《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编委会.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2][6]曹者祉，孙秉根.中国古代俑[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3]冯普仁.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4]樊英峰.乾陵文化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7]刘汉瑶，许伟龙.福建永春发现五代墓葬[J].文物，1980（8）：52-54.[8]任江.试论西安、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蕃人俑[D].西安：西北大学，2004.[9]熊丽萍.从唐代女子骑马俑说起[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3）：52-57.[10]葛承雍.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6）：126-143+161.[11]王清雷，操知箴.唐代奏乐俑及其时空分布特征[J].艺术探索，2017（6）：93-98.[12]胡丽.试论西安地区唐墓出土的女陶俑[D].天津：南开大学，2008.[13]马哲.隋唐两京地区侍女俑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5.[14]何娟，郝红星.唐代文、武官俑的演变[J].大众考古，2017（11）：39-44.[15]周伟州.从郑仁泰墓出土的乐舞俑谈唐代音乐和礼仪制度[J].文物，1980（7）：42-46.[16]张蕴.关于李宪墓随葬陶俑的等级讨论[J].考古与文物，2005（1）：60-63.[17]徐效慧.浅谈朝阳唐孙则墓出土的鼓吹俑[J].兰台世界，2015（18）：167-168.[18]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J].考古学报，2006（1）：59-82.[19]程义，郑红莉.《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复原的再探讨[J].中原文物，2012（5）：79-86.1412019.02（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