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医发展史

古代蒙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与中医学的交流

摘要：本文从蒙医学萌芽和经验积累时期；传统蒙医学形成时期；近代蒙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三个方面阐述了古代蒙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并论述了其与中医之间交流。

关键字：蒙医学；历史进程；中医学

蒙古族起源于蒙古高原。《新唐书》载有“蒙兀室韦”其“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译名。后来又有“蒙骨”、“朦骨”、“萌骨子”、“盲骨子”、“萌古”等多种同音译名。“蒙古”一词始载于元代文献中。蒙古族的族源问题历来多有争议，然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蒙古族的族源并不止一个，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古代的某一族。直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诸部族，建立强大的蒙古帝国，蒙古族才真正地形成为一个稳定的发展的民族。因此，追溯蒙医学，须从原始社会开始，并且要与蒙古族各个部落的医疗保健知识和理论融汇在一起，才能寻找到蒙古族传统医学的根基所在。

1 13世纪之前的1000多年是蒙医学萌芽和经验积累时期。

蒙古族与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路程。古代蒙古族及其祖先，在同自然界和疾病做斗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疗知识。有关早期蒙古医药的事迹，国内外史料记载很少，散见于一些中国古代史书和蒙古史料，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蒙古秘史》、《元史》、《史集》等。虽然不见专门性的蒙医专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已经出现了适应社会生活条件的蒙古医疗方法。例如：马奶疗法、灸疗、火针、药物知识等。

马奶疗法即是流传至今的一种有效方法，其中酸马奶在蒙古人防病治病的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蒙古秘史》中就记载了蒙古人普遍酿制酸马奶和喝酸马奶的史实。如：成吉思汉的十代祖先孛端察尔“每日必至，索求酸马奶喝”。当时称酸马奶为“额酥克”。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酸马奶疗法，早在13世纪以前《蒙古秘史》中就记载有元朝以前蒙古人用酸马奶救治受伤大出血昏厥病人的记载。

火的使用，在蒙医学发展的早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如恩格斯所言“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后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也对蒙医中的热熨、灸法、火针及汤药等治疗方法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在寒冷、风雪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可想而知，火对蒙古族先民的生活有多大的意义。他们不仅把火作为神灵物加以崇拜和祭祀，而且使之在防病治病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焫，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1］这是与蒙医学有关的疗法在中医文献中首次记载。这一时期的蒙古族民间医学有了以“寒热对立统一”思想为指导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医学理论。他们诊治疾病时主要根据这一理论，治热

症时用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寒性疗术和方药，治寒症时则用消食化淤、补血升温、通畅气血的热性疗术和方药。这种指导各种医疗活动的医学思想成了古代蒙医学的理论基础。

同其他任何医疗体系的早期阶段一样，此时的蒙医学尚未脱离巫术。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萨满教，“萨满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师于一身。”［2］如今蒙语中接生员为Odgan，即是由古代女巫的称谓Itagan 转变而来。

2 13世纪初至16世纪中叶传统蒙医学形成时期。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我国唐末以来的长期割据状态，而且把漠北地区和内地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医学与传统蒙医学的交流和借鉴，同时，为传统蒙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舞台。此期，传统蒙医学在饮食疗法、急救法、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药物疗法及各种外治法(如瑟布斯疗法、按摩、针灸、药浴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长期战争，特别是蒙古族崇尚骑射，因金疮与跌打损伤救助的需要，促进了外伤科的发展。”［3］并且，在长期实践基础上产生了初步的医学理论。这些理论包括:寒热理沦；滋补理论；以震治震理论；初步的解剖、药物及急救知识；初步的哲学观作为指导等。

中医学与蒙医学的交流空前活跃。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成吉思汗仰慕道家养生，特召见中原全真道教领袖长春真人丘处机。七十余岁高龄的长春真人万里赴约，花费3年时间长途跋涉，到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附近会合。两人当面谈论道家之养生之法。据《元史》记载，1226年在蒙古军中发生传染性疾病，精通中原文化的耶律楚材应用中药大黄治疗，这是蒙古族使用中药的较早记载。

在蒙汉民族往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不少北方民族医家致力于学习和研究汉医，有些汉医著作被传播到蒙古地区，对传统蒙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饮膳正要》、《瑞竹堂经验方》、《金兰循经》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蒙汉医学合璧之杰作。其中相当篇幅论述了蒙古族传统医药及其北方游牧民族医药知识。《饮膳正要》成书于1330年，为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营养学专著。书中收录了大量蒙古族传统饮食，并作了理论阐释。《金兰循经》为蒙古族学者忽泰必烈所著，是一部讲授针灸和经络的著作，为元代医学家滑寿《十四经发挥》

的底本，“十四经”之名起始于此。高武《针灸聚英》载:“《金兰循经》，元翰林学士忽泰必烈所著，其子光济拴次。大德癸卯(1303)，平江郡岩陵邵文龙为之序。首绘脏腑前后二图，中述手足三阴，三阳走属，继取十四经络流注，各为注释，列图于后，传于北方。自恒山董氏浸梓吴们，传者始广。自滑氏注十四经发挥，而人始嫌其简略矣。”该书对中医针灸学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瑞竹堂经验方》为元代蒙古族医学家沙图穆苏撰著，成书于1323年。书中所列方剂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如治骨伤及风寒湿痹的方数量大，且剂型多为携带方便的散、丸、膏、丹，而汤剂则少，用药多峻利，是“由北人气禀壮实，与南人异治故也。”［4］

这个时期，蒙医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如在元朝以前，成吉思汗规定的“扎撒黑”（治理法典）中明确规定“免除医生的税赋”［5］的条目，鼓励发展医学。在1206年前后，蒙古军里有军医，专门负责战伤外科。由此可见，当时的蒙医队伍，不但在数量方面增多了，而且社会地位也提高了。

3 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近代蒙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时期。

明代中后期，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在全面接受和弘扬佛教文化的背景下，印度医学和藏医学深深地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蒙医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1576年，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传到蒙古，印度佛教巨著《丹珠尔经》于17世纪末被译成蒙文，同时期在佛教寺院设置医学教育的专门机构——曼巴札仓，兴办医学教育，这些在蒙医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蒙医吸收了藏医学及印度医学的以五元学说为核心的“三根理论”和“七素理论”及临床治疗，并把它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相互渗透，结合蒙古地区的的特点和民间疗法，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和发展。18世纪的杰出蒙医学家伊希巴拉吉尔，在他写的《甘露四部》一书中，首次提出“六基症”理论，认为一切疾病的发生都以赫依、希拉、巴达干、血、黄水、虫为根源。在药物学方面，蒙医学家们创造了适合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独特的配制法、用药法等。同时还吸收了汉藏等兄弟民族的药物学理论知识，使自己的药理学理论更加完善和发展。

在17世纪至18世纪，涌现出很多的著名药物学家和方剂学家。当时，依希巴拉吉尔撰写的《认药白晶药鉴》是内容比较丰富的蒙药学著作，收录了801

种药。18世纪药物学家罗布僧苏勒和木撰写了《认药学》四部书，即《珠宝、土、石类认药学》、《木、汤、滋补类认药学》、《草类认药学》、《盐、灰、动物产品认药学》。19世纪，蒙药学家占巴拉道尔吉撰写了《蒙药正典》这是一部较完整的蒙药学经典著作，收载了879味药，详细说明了每味药的产地、形态、性味、功能、入药部分、采集时间、炮制法等，并分别用蒙汉藏文名词并列对照，还附有579张图。这一时期，蒙医学家明如勒·占布拉却吉丹增璞仁来所著的《蒙医金匾》，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蒙药方剂学巨著。蒙医学家罗布桑却因丕勒编著的《蒙医药选编》一书，以临床各种疾病的诊治为主，论述了包括基础理论、药物、外治、“酸马奶疗法”等。外科学方面的理论和技术，也有很大发展，如清代蒙医杰出的手术家绰尔济墨尔根、觉罗——伊桑嘎等，对纠正四肢不能屈伸的关节脱位、骨折等，常能手到病除，觉罗——伊桑嘎采用冰冻麻醉法，切开整复粉碎性骨折，使其联缀，然后用桑白线缝合，效果颇佳。伊希巴拉吉尔在其编写的《甘露四部》中，详尽地论述了“创伤医治术”、“骨伤疗法”、“脱臼复位术”和“蒙古震脑术”等的理论与实际操作内容。

此期，中医学对蒙医学的影响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影响，如蒙医学习中医的方法，借用中药等，《四部甘露》中专设有“用中医的方法和中药治疗的诸病”一章列举了18种病的治疗方法。《方海》等方剂学著作中也收录了大金丸、理中丸、八理散等一些中医方剂。同时，《本草纲目》、《保产机要》等中医学著作也被翻译成蒙古文，在蒙古地区传播。另一是间接影响，即通过藏医学传入蒙古地区，从而影响和丰富了蒙医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脉诊等成为蒙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是蒙医药的积累辉煌时期。

解放以后，虽蒙医学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但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蒙医药的发展状况却不尽人意，过去在内蒙古地区处于强势的蒙医药正逐渐被西医药及中医药取代。虽然国家、自治区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民族医药的政策法规，为蒙医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特殊优势和良好待遇并没有给蒙医药产业壮大注入活力，至今未能形成应有的特色产业规模，蒙医药在区内外医药市场所占份额少得可怜。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同为民族医药的藏医药迅速壮大为仅次于中医药的第二大传统药系。如何对蒙医药进行继承和创新性的发展，使其在当今的医药领域竞争不至于落后，如何使特色资源丰富的蒙医药

产业进行深度挖掘和开发，使其更具青春活力，为新世纪的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带来应有的的经济效益，是当前蒙医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皇帝内经.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

［2］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M］．中华书局，1962年，第51页

［3］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87页［4］重订瑞竹堂经验方［M］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2页

［5］陶克涛．蒙古族发展史概述［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