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本本主义》导读

《反对本本主义》导读

国际背景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干扰，如何正确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地分析和把握中国实际，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确立正确的革命道路和科学的思想路线，历史地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反对本本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927年至1930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错误的直接原因，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式错误集中表现为：斯大林的“第三阶段”理论、罗明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论”以及“第三时期理论”。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无条件地执行”“第三时期理论”，共产国际从1929年2月到10月,连续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三次指示信，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武装革命暴动。共产国际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对中国革命的这些“瞎指挥”，成为当时中国革命陷于低谷的国际背景。

教条主义的概念

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特点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教条主义轻视实践、割裂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

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些人在党内讨论问题时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评了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的著名论断，明确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还初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以及从对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迷信中摆脱出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所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的主要标志。

共产国际”式错误

“共产国际”式错误即：斯大林的“第三阶段”理论、罗明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论”以及“第三时期理论”。斯大林的“第三阶段”理论：斯大林提出的一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理论。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应当有三个阶段，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通过三阶段论的划分，斯大林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中联合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策略做了大力的辩解，但无论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各阶级地位和作用的分析，还是对革命动力对象、革命性质的指导以及形势估量，都是“左”的，错误的。按照这一理论指导，形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的，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总路线，严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是中共中央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理论根源。

罗明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论”：在“八七”会议上，罗米那兹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他根据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各阶级分离组合情况，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他说，“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严重妨碍了我党开展团结可团结力量的工作。“第三时期理论”：共产国际提出，当时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已经进入所谓的“第三时期”，“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稳定趋于瓦解，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时期。“第三时期”理论是共产国际在理论上的最大失误，并对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国际共运造成了严重危害。这个理论的提出，是苏联共产党内斗争国际化的结果，并不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关人士却以此为理论依据，严重干扰我党的正常路线与方针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党内背景

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当时教条主义的“左”派错误，集中表现为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即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三次“左”倾错误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这三次“左”倾错误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那就是“唯书”、“唯苏”的教条主义。其特点在于，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教条地照搬斯大林和罗明纳兹的“左”倾理论，片面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主观地把当时的革命形势认定为“不断高涨”，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工人暴动，从而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损失。

三次“左”倾错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我党曾经犯过三次“左”倾错误。

（1）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又称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7月12日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中共中央在瞿秋白的领导下，11月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提出了没收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政策。于是中央政治局先后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起义。他们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群众的实际情况，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用惩办主义的办法处罚了一批领导干部。瞿秋白的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2）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多月，但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