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美国信条下的遗漏偏差研究_评黄亚生教授的中印经济比较_杨光斌

86 学术前沿 2014 . 03 上争 鸣Debate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秉承宗教般的信条去看待社会发展问题，“TA”一定会陷入信仰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

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中的“信条”基本上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神话，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比如由来自英美经验的社会中心主义、由来自法国—德国经验的国家中心主义，还有后来者如俄国—中国经验的政党中心主义。

因此，秉承一种信条而审视所有国家，必然会因经验与信条的冲突而纠结不堪。

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应该就处于这种状态。

他的中国—印度经济比较研究坚持信仰优先原则，坚信“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 ）即经济上的洛克式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代议制民主是所有国家兴衰和成败的必然之道。

有了这样的信念，其研究经济学的计量方法与模型必然是他自己所批判的“遗漏偏差”，只去看对自己信念有利的数据而全然不看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数据，这样，其关于中印经济前景的比较自然也不会靠谱。

一种 美国信条 下的 遗漏偏差 研究——评黄亚生教授的中印经济比较*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所长 杨光斌【摘要】2003年黄亚生教授预言“印度将赶上并超过中国”，其关键在于印度有洛克式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这样的“印度好体制”。

因为有了“美国信条”，其关于中印经济的比较也必然是他所批判的“遗漏偏差”，结论必然是靠不住的。

作为一个以计量经济研究见长的经济学者，比较研究中印的一两个产业政策或许是可信的，但是把一两个产业指标硬塞进既有的价值体系从而得出自己预先期待的结论，而且是两国经济前景和事关国家兴衰的大结论，这种做法是很不严肃的。

因此，从修辞学到方法论再到认识论，黄亚生教授关于中印经济的比较研究都值得商榷。

【关键词】美国信条 中印经济前景 遗漏偏差 “印度好体制”【中图分类号】 D 521【文献标识码】A *编者注：①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文章《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从经济表现、体制影响、发展现状预测两国前景》刊发于《学术前沿》2013年10月（上）。

②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以及比较政治。

主要著作有《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等。

“ ” “ ”黄亚生：“印度将能赶上并超越中国”“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①已经不是黄亚生教授第一次预测中印两国经济前景了，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印度经济实验室和中国经济实验室主任，黄亚生教授10年前就和另一位美国同行在影响重大的《外交政策》上发表过“印度能超过中国吗？”一文，②仅仅从文章的题目看，黄亚生教授已经没有10年前那么自信满满了。

10年前，黄亚生教授预期的是印度何时能够超过中国，认为印度超过中国“不再是一个傻问题”，只是时间问题，虽然需要“很多年”才能看到这一结果。

理据何在？他的理由是：“印度是民主的，而中国不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是自下而上的，主力军是受到法治保护的国内企业，具有可持续性，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自上而下的，依赖的是海外华人的直接投资和国有企业，不具有可持续性；另外，印度的金融市场比中国更自由更开放，印度国内企业融资比中国民营企业更方便，印度有很多国际知名的私营企业，而中国一家也没有。

这样，资源配置更合理的“印度将能追赶上中国，甚至超过中国”。

作为让人肃然起敬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盛名下的教授和MIT中国和印度经济实验室的主任，如果比较研究两国的一、二个产业政策——如金融业或某项经济指标的优劣，研究是严肃的，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值得信赖的。

但是，作为具有政治学背景的经济学教授，偏偏不甘寂寞，非要根据一、两个经济指标而比较两国未来的大命运，这就不是严肃学者之所为了。

10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呢？不说其他方面，且说黄亚生教授认为的印度优于中国的私营企业这一项指标，难道深圳华为公司不是全球最有竞争力而让美国政府处处设防的通讯企业？难道中国的腾讯公司真的比印度的国际知名企业差？难道拥有国有企业的混合制经济不正是中国的优势之所在？2013年，在印度正因为美国经济复苏而出现经济危机之际，黄亚生教授还坚持说“印度很容易被低估。

它所取得的很多成绩主要是在看不见的制度领域，比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

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印度而言，且不说其金融改革和私有化企业到底如何（事实上国际经济学界对此争论很大），即使真的像黄亚生教授说的那么好，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12亿人口大国仅在这两方面做的好就能代表印度能赶上中国了？何况其金融正处于危机之中！一个封闭国度的私有化程度再高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明清之际的中国企业不都是私有化的吗，结果呢？众所周知，除了金融业，中国的开放度远远超过印度。

况且，对于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味的开放——如印度金融业——就一定好吗？眼前印度的危机到底来自何处？人们稔熟于心的“华盛顿共识”早已经是过去时了，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集体失语，实在不能理解黄亚生教授为什么、凭什么依据已经失灵的经济学信条来比对中印两国？中印两国未来命运的可靠比较，不但需要全面的经济因素分析（而非一两个经济要素分析），还需要政治分析、历史比较以及人类学的国民性分析。

具有政治学背景的黄亚生教授对此自然了然于胸，MAR, 2014 Frontiers8788 学术前沿 2014 . 03 上争 鸣Debate于是把印度依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原因归咎为地理因素—即印度处于南亚次大陆的热带气候。

黄亚生教授应该知道，这种话在中国说说没问题，在美国讲则是很危险的，不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种族、宗教、性别三大底线），甚至可能丢饭碗，因为这涉及种族歧视。

说印度处于热带的原因，不就是说印度人懒散、不思进取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比美国的言论环境更宽松。

这且不说，用“反事实研究方法”很容易否定黄亚生教授的地理位置说，为什么处于热带—亚热带的香港和广东的经济比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更发达？为什么同样处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热带国度的华人比其他族群更富有？在黄亚生教授看来，一个处于热带的、发展潜力不如中国的印度，居然GDP增长率取得了堪与中国媲美的成就，“客观的分析者应该给印度一个较高的评价”，“印度之所以能够部分克服它的困难而实现发展，主要依赖于其体制的发展”，“在印度，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的关系。

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一句话，印度的成就来自其体制上的优势，而基于东亚经济奇迹的“发展型国家”理论犯了统计学上的“遗漏偏差”，是一种谬误。

把“发展型国家”理论斥为谬误，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底气和多大的勇气才敢如此放言！“发展型国家”并不等于黄亚生教授简单化的威权经济学，威权之下有经济自由和强烈的发展意愿，这种类型的国家并不多。

换句话说，只有威权而无经济自由和发展意愿的国家不能归类为“发展型国家”，比如黄教授提及的经济上失败的缅甸。

其实，“发展型国家”是有其历史原型的，那就是著名经济史家格申克龙所说的“后发优势”理论，即越是后来者，国家、组织和制度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越重要，从法国到德国再到苏联都体现了这一点。

东亚地区的发展型国家更是“后发优势”理论的延续或者翻版。

从“后发优势”理论到“发展型国家”理论，其国家发展路径都不同于“美国信条”。

如果按照“美国信条”去做，世界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既没有迎头赶上英美的德国和日本，也没有后来居独有偶，中国是“后发优势”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的新集大成者。

“印度好体制”到底有多好？印度大概看上去比较符合“美国信条”，黄亚生教授完全不同意中国人（其实并不是黄亚生教授认为的只有中国人）把印度的经济问题归结为印度的民主制度。

笔者认为，把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简单化或者线性化的观点都是不符合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经济史研究发现的一般规律是：过多的民主与过度的专制一样都不利于经济发展，适度的自由、适度的民主和适度的威权最有利于经济发展。

且不说其他对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变量，就是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中国和印度到底哪个国家更符合经济史所得出的一般规律——适度的民主和适度的威权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当然，在“美国信条”论者看来，中国不算是民主的，因为民主的根本标尺是竞争性选举。

要知道，党争只是一种上而跻身于发达国家(地区)的“亚洲四小龙”。

无民主观。

在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一些当代美国的协商民主理论家以及比较政治经济学家如林德布诺姆看来，民主是一个近似值问题，而不是绝对的有无问题，甚至连著名的民主理论家达尔都不愿意用“民主”而更喜欢用“多头政体”这样的概念。

换个民主标准看问题，谁又能说中国政治中不具有民主的要素呢？正如不能抽象地如诺斯所说代议制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一样，简单地把经济问题归结为民主制度也不对。

然而，如果深入到民主印度的内部，就特别能理解印度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了，就不会再相信“民主是印度最大的福利”之类的神话了。

要知道，印度的代议制民主不是英国的代议制民主，也不是美国的代议制民主。

对于印度政治体制的问题，黄亚生教授也承认，只不过因信仰的“遗漏偏差”而轻描淡写，而且前景还很难乐观。

他这样说：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

这是由印度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封建制度统治的原因所导致的。

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

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

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

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难道印度的政治问题真的就这么简单？既然黄亚生教授10年来一以贯之地迷信印度民主之于经济增长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多谈谈印度民主。

③笔者曾这样说过，正如存在过经济学上的“印度式增长”一样，政治学上也应该有一个“印度式民主”，“印度式民主”就是有结社—表达自由而无决策—执行权威，结果是无效的治理。

“印度式民主”应该和“无效的民主”划等号。

那么，印度的“无效的民主”是怎么形成的？印度的无效治理根源于其“印度民情的公民社会”。

印度特色的公民社会即建立在族群之上的政党组织非常发达，族群性政党组织就是构成印度公民社会的基本单元。

这就是印度的“民情”。

这也就意味着，印度的公民社会必然呈现分裂的碎片化特征。

统计印度到底有多少政党是一个数学难题，大概应在2000个以上。

在2009年全国选举中，参加选举的政党数有1000多个，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全国性政党只有6个，邦一级的42个，其他则均为地方性族群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