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_一个整体性视角_周雪光
周雪光 从_黄宗羲定律_到帝国的逻辑_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_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周雪光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Zhou Xuegu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Sociology Division ，E-Institut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本文在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蔡禾、冯仕政、刘世定、史普原、田毅、应星、赵树凯、周飞舟、“城市化过程中的基层政府”讨论小组学友以及匿名审稿人的批评指正，特此感谢。依学术惯例，文责自负。
［内容提要］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关键词］国家治理帝国逻辑非正式制度黄宗羲定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国家建设经过了从全能国家、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放权搞活等多种形态的沧桑之变，其变化之大、速度之快，常常使得身居其中的人们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然而，其间的反复曲折，从收权与放权间的上下浮动到经济领先与政治教化间的左右摇摆，去而复来，似曾相识。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来俯瞰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21世纪的当代中国正在其深长的历史轮辙中识别着路径方向。这一观察也启示着我们，细心解读中华帝国的历史遗产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国家转型过程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程序进路——以Ｎ_县“审批法庭”为例
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程序进路
———以Ｎ县“审批法庭”为例
林哲杨 范柏乃 吕丹阳
【摘要】如何整合“纵向权威维护”与“横向诉求回应”两条轴线以实现地方政府自我约束，是法治政府建设和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正当程序视角下可提出以程序进路整合地方政府自我约束双轴线的命题。论文以Ｚ省Ｎ县模拟创设的“审批法庭”为个案，研究发现：正当议程、中立裁决者、开放论证、裁决和程序的闭环反馈是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程序进路的五个构件。其中，议程以法律权威与公众诉求为正当性双重标准。裁决者的中立性源于组织重构、顶层授权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相对平等赋权。法律与合意是裁决的共同基础，后者被用于应对法律冲突或治理风险。信息技术可在效能上支持开放论证、裁决执行与程序的自我反馈及纠偏。通过刻画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程序样态及其理论要素，研究可为治理与法治的融通拓展制度建构的路径。【关键词】法治 地方政府治理 政府自我约束 正当程序【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４８６（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２５－１７
一、引言
随着公共行政学家罗森布鲁姆“恢复法治”倡议的提出，公共行政与法治的密切关系在理论上逐渐得到确认和关怀。原本主要由管理主义和政治理想所构筑的公共行政理论基石在结构上转向“管理－政治－法律”三维框架（罗森布鲁姆等，２００２；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虽然中国公共行政的理论作品对法治的讨论规模并不十分庞大，但在实践叙事中，中国公共行政与法治的关系尤·
５２·
林哲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通讯作者：范柏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吕丹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编委会专家和编辑部对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数字经济安全的动态预警、治理机制和法律保障研究”（２１＆ＺＤ０８９）。
复旦国务学院政治学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课件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
胡鹏（复旦国务学院政治学系）
课程介绍
本课是国务学院研究生的必修课程，本课主要讲授和讨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中侧重定性研究方法。课程目标不仅是授人以“鱼”，即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社会科学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定性研究的常用方法，更试图授之以“渔”，鼓励学生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动手做社会科学研究。掌握方法的最佳途径是实战演练，课程会为同学们的研究设计提供详细的点评和意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请已博士毕业的优秀学者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开展研究的经验和历程。通过本课程，学生应该了解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建立好的学术品味，然后通过阅读和写作掌握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定性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课程要求
本课程以讨论班（seminar）的方式进行组织，任课老师只会花较少的时间进行讲授，大部分时间是课堂讨论，因此本课鼓励同学在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积极发言。在此之外，选课同学还需自主设计并撰写一篇社会科学论文，研究论文需在选课确定后即开始构思，第八周、第十四周会组织论文研究设计展示与讨论会，为每位同学的论文设计提供具体意见和建议。
参考材料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李连江，《不发表，就出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
∙左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权衡与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微信公众号“学术与社会”的专栏“博士论文”。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
一、本文概述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一文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独特模式。文章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内涵、特点、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文章揭示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独特性和优势，为理解和评估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文首先对国家治理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接着，文章回顾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从传统的皇权统治到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分析了各个历史阶段国家治理的特点和变革动力。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探讨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独特性，包括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法治保障、协商民主等方面的内容。
文章还关注了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社会公正与效率的矛盾、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张力等。针对这些挑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强调了在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
文章展望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认为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向现代化迈进。文章也指出了未来国家治理需要关注的几个重点领域，如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全球治理等，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一文旨在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框架和视角，为研究和评估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
一、本文概述
本文旨在探讨基层运动型治理的现象，并兼与周雪光等学者的观点进行商榷。基层运动型治理，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方式，近年来在我国社会中逐渐显现出其重要性。本文将从基层运动型治理的定义、特点、产生背景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概述，以期深化对这一治理方式的理解。
我们将明确基层运动型治理的定义。基层运动型治理指的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基层组织和民众通过发起、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形成集体行动，进而推动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和治理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既包含了民众的自发行动，也涵盖了基层组织的引导和协调。
我们将分析基层运动型治理的特点。这种治理方式具有自发性、灵活性、互动性等特点，能够有效地调动基层民众的积极性，提高公共事务的解决效率。然而，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化程度不高、行动效果不稳定等。
接着，我们将探讨基层运动型治理产生的背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传统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基层运动型治理的出现，既是对传统治理方式的一种补充，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我们将对基层运动型治理的影响进行评估。一方面，基层运动型治理对于推动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如社会动员过度、影响社会稳定等。在与周雪光等学者的观点进行商榷时，我们将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达到对基层运动型治理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二、基层运动型治理的特点与作用
基层运动型治理，作为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具有显著的特点和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强调治理主体在面临重大社会事件或紧急任务时，能够迅速动员和组织各方资源，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迅速响应与高效执行：基层运动型治理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响应社会事件，调动各方力量，形成有效的治理行动。这种快速响应机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秩序。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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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社会学系讲座教授。《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是他积十年中国乡村的田野观察，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真实地体验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和基层社会，潜心研究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洋洋洒洒三百多万字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他亲历的”故事”,更从这些微观的小事件中梳理出回应国家治理这一宏大问题的理论脉络，作为一个海外学者的学术精神令人感佩。尤其是他从两个村庄的修路故事，一个政府部门的检查验收过程这些或大或小的现象背后，努力寻找把握国家治理的逻辑线索，使我这个曾经有过基层治理工作
经历的”过来人”颇受启发，获益良多。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
在本书的第三单元《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一章中关于通往集体债务之路：两个村庄的故事一节，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似曾相识的基层工作话剧。作者写到：”国家治理逻辑贯穿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执行过程之中，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遭遇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各自的组织逻辑。正是在这些不同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中，在基层官员的应对策略中，在民众百姓的具体反应中，国家治理逻辑获得具体、实在的呈现，并在国家、基层政府、民众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被重新塑造。”在此，先让我们从作者讲述的发生在本世纪初，桑干河畔中国北方一处叫做上坡村和下坡村，被挑选出来的两个村镇参加的”村村通”项目，切入话题。
上坡村和下坡村彼此相邻，都种植同样的农作物——玉米、葡萄和其他水果树木。两个村的田地紧挨着，在一些
周雪光中国治理逻辑读后感
周雪光中国治理逻辑读后感
摘要：
一、引言
1.简要介绍周雪光及其著作《中国治理逻辑》
2.阐述本文读后感的核心观点：中国治理逻辑的特色与价值
二、中国治理逻辑的特色
1.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
2.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
3.制度创新与执行力：灵活调整与严格执行的统一
三、中国治理逻辑的价值
1.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的高效运作
2.社会稳定与和谐：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与合作
3.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改革
四、中国治理逻辑的启示与反思
1.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深化改革，完善制度
2.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3.树立正确的治理理念：以人为本，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五、结论
1.总结本文的核心观点：中国治理逻辑的优势与价值
2.呼吁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现代国家建设正文：
作为一名热衷于研究国家治理的学者，周雪光的《中国治理逻辑》一书深刻地剖析了我国治理体系的特点与优势。在阅读完这部著作后，我深感中国治理逻辑在实践中的巨大作用，它不仅为国家发展带来了显著成果，还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
中国治理逻辑的特色体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制度创新与执行力等方面。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我国采取了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既保证了国家政令的统一性和执行力，又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治理逻辑中也有着独特的表现。政府发挥“有为”的角色，通过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等手段引导和规范市场发展，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此外，我国治理逻辑在制度创新与执行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政策制定者灵活调整政策，同时严格执行，以实现国家治理的高效运作。
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的制度逻辑*
令狐采学
周雪光【内容提要】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关键词】权威体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国家—地方关系一、现象与思路
在当代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中，一些重大现象稳定存在或重复再现：宏观上，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整顿在不同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收效甚微但仍然绵延不断，法律制度、科层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从微观上来看，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痼疾难除、去而复来。这些问题各有其独特的场景，它们发生的形式、实际内容各异，节奏每每不
一，若分门别类或许可以逐一论道其原因。但是，这些现象的重复再现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进而言之，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视角，一个大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以期越树木而见森林，溯溪流而求渊源？
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立论：上述种种现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均来源于中国政体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在权威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作者： 周雪光[1]
作者机构： [1]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
出版物刊名： 开放时代
页码： 67-85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10期
主题词： 权威体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国家—地方关系
摘要：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周雪光【内容提要】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关键词】官僚体制政府组织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支配方式
任何权力……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
——韦伯
历史悠久、高度成熟的官僚体制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国家治理在中国疆土上数千年延续至今的组织基础和具体体现。对于今天的民众来说，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官僚制组织即是国家。然而，细察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关系，虽扑朔迷离交织重叠，但有着隐约可辨的边界和各自稳定的运作机制和行为特点。国家治理的诸多机制大多是在“用”官僚机器以实施其意图又不得不“治”官僚体制偏离其意图这一矛盾中产生的（周雪光，2011）。正是在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间紧密且紧张的关系中蕴藏着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层密码。从理论分析上将执掌最高权力的“国家”（皇权）与“政府”（官僚体制）区别开来，进而解读官僚体制在国家制度中的位置角色，为我们认识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
蔡禾
摘要：任何国家治理都必须解决治理的有效性与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周雪光的文章指出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困境，冯仕政的文章指出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困境。本文试图从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关系去解读当下国家治理的逻辑和问题。
关键词：威权国家革命教化政体有效性合法性
近年来，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文献众多，产生了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不过多数此类研究往往关注于某一治理具象，例如，承包制如何导致“政府及厂商”的后果①，税制改革如何导致乡村治理的失效②，“经营城市”治理行为的分析③。另外，多数此类研究都把研究背景放在改革开放这一时间空间下，企图从转型来解释今天的治理问题是如何发生的，例如渠敬东等人的研究提供了这一研究的典范④。不过，这种理论企图背后似乎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及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治理没有今天的这些治理问题，而这一前提是否真实是值得讨论的。例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国家治理中的中央集权与向地方放权的纷争与计划经济下的“条块之争”其实是有同质性的。所谓“条”，体现的是以中央政府部委为主实施政府治理的集权方式;所谓“块”，体现的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实施政府治理的分权方式。事实上，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治理中的“条块之争”没有间断过。正因为如此，研究国家治理问题，如果仅仅对某一治理具象做出研究，回答某一种治理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或者只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家治理做出研究，回答经济体制改革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是不够的。因为尽管这些研究能非常好地解释某一治理具象产生的原因，但是它无法回答为什么在同一时间内，各种看起来矛盾的治理问题会在同一时期内存在?例如，我们既可以看到诸如计划生育、汶川赈灾这样高度有效的治理行为，也可以看到许多政府在实现自己治理意愿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和困难，甚至“分割”。例如，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不得建立高尔夫球场，但许多地方的高尔夫球场建设仍然未停止，⑤即使是征粮征税这一几千年来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当然之事，往往靠正式的制度也无法实现。⑥而且这些治理问题会周期性地循环出现，堪称顽疾，为什么?要回答以上疑问，需要有更为宏观的视角和长时段的视野。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社会学系讲座教授。《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是他积十年中国乡村的田野观察，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真实地体验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和基层社会，潜心研究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洋洋洒洒三百多万字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他亲历的”故事”,更从这些微观的小事件中梳理出回应国家治理这一宏大问题的理论脉络，作为一个海外学者的学术精神令人感佩。尤其是他从两个村庄的修路故事，一个政府部门的检查验收过程这些或大或小的现象背后，努力寻找把握国家治理的逻辑线索，使我这个曾经有过基层治理工作经历的”过来人”颇受启发，获益良多。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
在本书的第三单元《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一章中关于通往集体债务之路：两个村庄的故事一节，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似曾相识的基层工作话剧。作者写到：”国家治理逻辑贯穿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执行过程之中，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遭遇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各自的组织逻辑。
正是在这些不同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中，在基层官员的应对策略中，在民众百姓的具体反应中，国家治理逻辑获得具体、实在的呈现，并在国家、基层政府、民众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被重新塑造。”在此，先让我们从作者讲述的发生在本世纪初，桑干河畔中国北方一处叫做上坡村和下坡村，被挑选出来的两个村镇参加的”村村通”项目，切入话题。
上坡村和下坡村彼此相邻，都种植同样的农作物——玉米、葡萄和其他水果树木。两个村的田地紧挨着，在一些地方还犬牙交错，这两个村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在其他的诸多方面，这两个村可谓大相径庭。多年来，上坡村在对待上级布置的任务像是一个带头人，多次率先进行创新改革，而下坡村都是扮演着追随效仿的角色，而且力度有限、规模较小。这两个村如此较大差异的原因，看似来自这两个村不同的领导班子。上坡村有一个稳定的权威中心康书记，他多年来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村委会主任。而下坡村却相反，村领导经常更换变动。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人们争夺领导位置，比这更糟糕的是，村里很少有人对村领导的职位感兴趣。这背后隐藏的逻辑为何？
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周雪光
【内容提要】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关键词】权威体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国家—地方关系
一、现象与思路
在当代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中，一些重大现象稳定存在或重复再现：宏观上，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整顿在不同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收效甚微但仍然绵延不断，法律制度、科层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从微观上来看，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痼疾难除、去而复来。这些问题各有其独特的场景，它们发生的形式、实际内容各异，节奏每每不一，若分门别类或许可以逐一论道其原因。但是，这些现象的重复再现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进而言之，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视角，一个大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以期越树木而见森林，溯溪流而求渊源？
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立论：上述种种现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均来源于中国政体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在权威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
周雪光访谈
中国最为发达的系统是官僚系统，这似乎是国人的共识。事实上一个现代国家必然有发达的官僚系统，中国的官僚系统呈现的制度理性也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伟大创造。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官僚”一次则非褒义词，它代表着冗余和拖沓，无效和专横。仅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行政体系的改革就有六次之多，而前五次改革最终的结果都是官僚系统的继续膨胀，以至于人们对今年两会做出的第六次改革并未显示多少热情和期待。那么中国这种官僚系统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政治逻辑？要改造官僚系统，又需要怎样的政治治理结构的变化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专访了斯坦福大学李国鼎发展经济学讲座教授和社会学教授周雪光，这位从事官僚组织运行与逻辑研究的社会学家，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深入解答了中国官僚体系的运作逻辑和中国政治权威的发展演变问题。中国官僚体系并不符合现代政治规范南都：中国是文官官僚体系运转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关于中国官僚体系的价值与作用的争论非常多。很多学者就指出官僚体系本身是一个理性的机构体系，比如有些汉学家（？）指出官僚系统的理性运转才维持了中国国家的理性，中国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依赖这种理性，那么中国官僚组织是否是如此高度理性，和韦伯所指出的现代官僚体系是否是一回事？周雪光：中国的官僚体制和通常意义上的官僚体制，或者说韦伯意义上的官僚体系，还是有差别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史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一书里讲到，中国历史上的君主官僚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两种权力并存，一种是君主的任意专断权，另一种是官僚权力，后者是指官僚在他的职位上可以行使的权力，例如一个县官，一个州官，他们可以在官位上行使他的权限范围内的权力，包括收税，包括判案，包括管理民生事务。但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是受制于皇权的，他是向上负责的，这是中国的官僚体系和韦伯所谓的现代官僚体系最大的不同。从中国大历史角度来讲，中国官僚体系是理性的，也是忠诚的，很有效率地帮助皇权行使他的执政功能，但另一方面皇权和官僚体制之间总是存在着摩擦和矛盾，这也贯穿了中国的历史。今天中国官僚体制，实际上还有很多历史上的特点。从肯定的方面讲，建国以来，中国官僚体制有着很多正面的积极的东西，包括推动了经济发展。最近这三十年经济发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官僚体制的各级政府推动下，甚至说他们自己成为经济主体的情况下推动起来的。但是官僚体系也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例如大跃进时期的信息
周雪光—控制权理论
–制定政策目标、任务指标的权力 –指令性、谈判协商
• 检查验收权
–检查确认下级部门“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与“激励分配权”不同
• 激励分配权、实际实施权
–下放给管理方，还是控制在委托方
• 两个意义：
–控制权是多维的，可以分解的 –控制权分配 组织内部的权威关系 政府治理模式
“行政发包制”的重新思考（1）
–分析概念、解释逻辑、实证意义 –理论的力量与有力量的理论
• 新的研究问题
–控制权分配背后的机制、过程（理性选择、历史演化） – 不同治理模式间的转化机制（国家“随意干涉权”） –其他的控制权类型、与其他要素间关系（如资源配置） –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 –重新审视“制度安排”
讨论与结论（2）
• 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领导作用 • 政府行为是国家作用的微观基础 • 理论研究的贫瘠
“行政发包制”模式中“管理方”行为意义
• 作为承包商的管理方:
–激励分配权、实际实施权
–三类行为
1.承包实施过程中的激励分配：调动下级部门（代理方）积极性
–“管理方”而不是“委托方”关心激励分配
2.政策执行阶段：“层层加码”
3.检查验收阶段：与“代理方”共谋，顺利通过验收过程
理论意义：区别不同权力和相应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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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B 42
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周雪光【内容提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本文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代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指出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只有在常规机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背景下才能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定位和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呼唤着新的组织治理模式。
【关键词】国家治理运动式治理制度逻辑官僚体制
一、“叫魂”事件、“大跃进”、“文革”：重新审视运动型治理机制
乾隆盛世的1768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叫魂”事件，惊动了天子朝野，搅乱了大半个中国。缘由来自民间传出有人施法叫魂妖术的流言，随之由江南迅速波及长江上游、山东、直隶等地，引起民众歇斯底里般恐慌，四处涌动的流言蜚语被弘历皇帝解读为“叛乱”与“谋反”的幌子，亲自督导了全国范围各级官府卷入的大清查，上演了一部谣言弥漫、诬陷栽赃、严刑逼供、人人自危等场景交织其间的大恐慌闹剧。一时间多少冤假错案堆积，多少乌纱帽落地。然而，从1768年3月石匠“叫魂”事件浮出水面到11月的不了了之，历时大半年，来之突然，去之亦快。正如史学家孔飞力（1999：244）在其专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所言，“叫魂”事件中的“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这些事件、故事背后隐藏着国家运行的密码。叫魂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乾隆时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荒政”，也呈现了类似的皇帝直接干预推动，叫停官僚常规机制，以运动方式进行紧急动员的情形和时期（魏丕信，2003［1980］）。对于本文主题来说，“叫魂”事件的特殊意义在于弘历皇帝所采纳的“政治动员”解决方式，即启动运动型治理逻辑来叫停和整顿常规型治理模式。这一事件为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反思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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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变迁，尤其是政治生态充满弹性变化的今天，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日益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这需要我们对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思辨，以自己的智识、勇气和情怀“给养”这一深具历史意蕴的话题。本专题四篇文章聚焦中国国家治理诸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真切而有深度的思考。
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专题讨论）
内容提要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
一个整体性视角》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
性视角审视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与作用。任剑涛通过《国家的均衡治理：超越举
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反省了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所导致的国家治理失衡及顾此失
彼的连锁反应，并提出了审慎思考。席伟健的《“建制议程”与请愿权：信访制度宪法化及其链接》
试图从国家治理的实用角度刷新信访制度与宪法秩序的关联，并探索将其导入宪法之请愿权的可能。
刘正强的《人民调解：国家治理语境下的政治重构》基于对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及中共传统执政理
念的政治分析，倡导增进人民调解政治凝聚、道德净化、社会动员的功能，从而使其成为疏通国家
政治与民间生活的优质执政和治理资源。
关键词 整体性视角 均衡治理 超大型项目 建制议程 人民调解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10-0005-28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
周雪光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庞大精细的官僚运作机制，也伴随着周期性的组织失败和运行困境。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全能国家结构，既有卡理斯玛常规化的内核，亦有运动式治理的持续冲动。今天，中国政治结构一方面不断注入现代价值理念，尤其是技术化的治理愈益凸显；另一方面，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紧张不断衍生出国家治理的复杂生态。理解国家治理及其限度，需要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本文将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来审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作用。
一、国家治理：一个整体性视角
近年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公共政策界乃至实务部门的讨论中频繁出现，但其含义纷杂不一。本文使用“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在应对其疆域内民众间或不同领域中各种事务、挑战和危机时稳定重复的举措和过程。古今中外特别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任何国家的生存都面临着对外保护疆土完整、对内维系民众群体间相安共生的基本使命。但不同国家在制度安排、日常过程运行和处理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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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Monthly 第46卷10
Oct 2014
机灾难的应对举措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辽阔国土，多元民族、区域和文化，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突出特点和挑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治理机制和稳定持续的制度安排。国家治理的种种做法、过程可能是有意而为、理性设计的，更多情形下是随制度惯性、制度空间应势演变所致。但它们的产生和运作不是任意的、互无关联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稳定的制度设施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认识国家治理的诸种具体机制行为。
中国国家治理有两条主线：一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二是国家与民众关系。① 前者集中于国家组织制度
的安排，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在资源分配、人事管理和各类事务处理上的权限和相互关系，以及相伴的考核、督察等关系。后者反映在社会建设这一领域，体现在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在各个领域中决策和执行、公共产品提供诸方面与社会组织、社会群体间的关系。笔者在早期的社会分层研究工作中更多
地关注了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一主线，而在近年来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集中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主线。
②这两个主线是相互关联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的凸凹明暗特点：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家－民众关系的鲜明特点，而后者的和谐或紧张又反过来制约和推动了前者关系的调整。笔者尝试将这两个主线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一个整体性的视角。为了讨论便利起见，可以将中央－地方之间关系简化为强、弱之分； 将国家与民众关系简化为紧密－松散两个状态。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组合成以下四种治理模式（见表1）：
国家与民众关系
紧密松散中央与地方关系强
1. 组织化动员
2. 官僚体制运作弱
3. 非组织化动员
4. 基层自治
表1展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强弱之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集权－放权的两个状态；国家与民众间关系或紧密或松散，取决于国家对民众承担的责任、义务和观念制度产生的期待。国家治理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众两条主线上的互动，产生了四种不同的治理模式：
1. “组织化动员”。这里的“组织化”是指国家正式制度基础上的组织机制。在中央－地方关系高度强化，且民众亦高度卷入的情形下，我们观察到一个高度组织、高度动员的治理模式，例如在毛泽东时期的合作化、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时期。
2. “官僚体制运作”。当国家权力通过各级地方政府贯彻落实，而民众被置放于政策过程之外时，我们观察到国家官僚组织的突出作用：这一组织按照自上而下的指令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产品的提供、经济活动的管制等活动。这一状态是国家治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规模式。
3.“非组织化动员”。在这一模式中，官僚体制或软弱无力或被搁置一边，由领袖直接号召动员民众参与治理过程或者民众主动参与政治过程、推动国家决策举措。这一模式多在地方政府“失控”，官僚组织失败的情形下出现，如“文革”时期。当今随着社会媒介的兴起，民众有了直接参与意见表达和动员的渠道，使得这一模式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4. “基层自治”。在这一模式中，中央政府放权，官僚体制收敛，而将更多的决策权、解决问题的能力转移给基层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在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级地方政府来实施其税收、治安、教化等意图。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松散关系，且乡村社会有着稳定自治的宗法制度，因此国家治理多呈现这一模式。当然，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自组织能力和程度。在今天的中国，基层自治正
表1 国家治理的一个整体性视角与相应的治理模式①②周雪光：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我就国家与民众关系的早期研究工作，
参见周雪光：《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 1949-199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