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_一个整体性视角_周雪光
周雪光：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古建中国
开启建筑+互联网+文化的新纪元!周雪光：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古建中国美国社会学家、史学家蒂利曾写道:“没有历史的社会学就像是好莱坞道具,有着壮观的布景,甚至可能有出色的景象,但在这些景象背后空空如也,没有人物、没有内容。
”在大力倡导交叉学科的学术潮流中,社会科学和史学间存在的互动、互补、互利关系似乎已经无人质疑。
这种关系的两层意义也很直观:其一,现实与历史有着连续性关系,欲认识现实需把握其历史上的来龙去脉。
其二,史学和社会科学各自发展起来的研究思路、分析概念和知识积累于对方领域有触类旁通之用,如历史社会学、经济史等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那样。
虽说如此,在早已模式化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的学术训练大多是在特定的学科规范下完成的。
在社会科学中,一个领域中的研究问题通常为已有文献所建构,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风格所规范。
学术训练常常是从文献到文献,着眼于资料、变量、模型和量化分析。
随着学术领域的细化和文献的层层累积,学者因精力有限,大多只能关注直接相关的文献和资料,无暇顾及与课题相关的社会背景,遑论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
所谓“片面的深刻”有时导致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狭窄视野和近视目光。
以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为例。
我于2004年开始在一个北方乡镇农村从事田野研究。
当时正值农村税费泛滥、积重难返的年头,集体债务累累,许多基层政府财政拮据、甚至拖欠若干月的工资。
当时的政策将乡镇政府的基本开支包括工资支出与征收农业税挂钩,为政府官员以各种方式向下攫取资源提供了极大激励,由此引起了大面积的民众抗争。
接触到这些触目惊心的基层治理状况和困境,我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针对这一现象写了学术文章,从当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国家政策角度进行解读分析,自以为尚有新意。
后来有机会读到史学家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一书,其对清代雍正王朝“火耗归公”改革前后的状况和过程作了细致的描述分析。
这让我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税费泛滥和随后而来的税费改革,与18世纪清代不完全财政和火耗归公改革的历史过程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基层运动型治理的现象，并兼与周雪光等学者的观点进行商榷。
基层运动型治理，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方式，近年来在我国社会中逐渐显现出其重要性。
本文将从基层运动型治理的定义、特点、产生背景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概述，以期深化对这一治理方式的理解。
我们将明确基层运动型治理的定义。
基层运动型治理指的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基层组织和民众通过发起、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形成集体行动，进而推动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和治理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既包含了民众的自发行动，也涵盖了基层组织的引导和协调。
我们将分析基层运动型治理的特点。
这种治理方式具有自发性、灵活性、互动性等特点，能够有效地调动基层民众的积极性，提高公共事务的解决效率。
然而，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化程度不高、行动效果不稳定等。
接着，我们将探讨基层运动型治理产生的背景。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传统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
基层运动型治理的出现，既是对传统治理方式的一种补充，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我们将对基层运动型治理的影响进行评估。
一方面，基层运动型治理对于推动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如社会动员过度、影响社会稳定等。
在与周雪光等学者的观点进行商榷时，我们将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达到对基层运动型治理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二、基层运动型治理的特点与作用基层运动型治理，作为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具有显著的特点和不可忽视的作用。
它强调治理主体在面临重大社会事件或紧急任务时，能够迅速动员和组织各方资源，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
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迅速响应与高效执行：基层运动型治理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响应社会事件，调动各方力量，形成有效的治理行动。
这种快速响应机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秩序。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一、本文概述《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一文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独特模式。
文章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内涵、特点、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文章揭示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独特性和优势，为理解和评估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文首先对国家治理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接着，文章回顾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从传统的皇权统治到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分析了各个历史阶段国家治理的特点和变革动力。
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探讨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独特性，包括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法治保障、协商民主等方面的内容。
文章还关注了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社会公正与效率的矛盾、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张力等。
针对这些挑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强调了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
文章展望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认为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向现代化迈进。
文章也指出了未来国家治理需要关注的几个重点领域，如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全球治理等，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一文旨在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框架和视角，为研究和评估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其国家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这片广袤土地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之中。
从古至今，中国的国家治理始终在应对各种挑战与变革中不断演进，形成了一种独特而稳定的治理模式。
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君主仁政、以德治国。
周雪光中国治理逻辑读后感
周雪光中国治理逻辑读后感摘要：一、引言1.简要介绍周雪光及其著作《中国治理逻辑》2.阐述本文读后感的核心观点：中国治理逻辑的特色与价值二、中国治理逻辑的特色1.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2.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3.制度创新与执行力：灵活调整与严格执行的统一三、中国治理逻辑的价值1.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的高效运作2.社会稳定与和谐：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与合作3.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四、中国治理逻辑的启示与反思1.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深化改革，完善制度2.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3.树立正确的治理理念：以人为本，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五、结论1.总结本文的核心观点：中国治理逻辑的优势与价值2.呼吁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现代国家建设正文：作为一名热衷于研究国家治理的学者，周雪光的《中国治理逻辑》一书深刻地剖析了我国治理体系的特点与优势。
在阅读完这部著作后，我深感中国治理逻辑在实践中的巨大作用，它不仅为国家发展带来了显著成果，还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
中国治理逻辑的特色体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制度创新与执行力等方面。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我国采取了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既保证了国家政令的统一性和执行力，又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治理逻辑中也有着独特的表现。
政府发挥“有为”的角色，通过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等手段引导和规范市场发展，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
此外，我国治理逻辑在制度创新与执行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政策制定者灵活调整政策，同时严格执行，以实现国家治理的高效运作。
中国治理逻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稳定与和谐以及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等方面。
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我国政府通过高效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实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令狐采学周雪光【内容提要】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关键词】权威体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国家—地方关系一、现象与思路在当代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中，一些重大现象稳定存在或重复再现：宏观上，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整顿在不同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收效甚微但仍然绵延不断，法律制度、科层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
从微观上来看，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痼疾难除、去而复来。
这些问题各有其独特的场景，它们发生的形式、实际内容各异，节奏每每不一，若分门别类或许可以逐一论道其原因。
但是，这些现象的重复再现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进而言之，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视角，一个大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以期越树木而见森林，溯溪流而求渊源？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立论：上述种种现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均来源于中国政体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
在权威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
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权威体制的两个维系机制——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受到了多重挑战：科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难以为继。
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周雪光【内容提要】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
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
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
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关键词】官僚体制政府组织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支配方式任何权力……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
——韦伯历史悠久、高度成熟的官僚体制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国家治理在中国疆土上数千年延续至今的组织基础和具体体现。
对于今天的民众来说，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官僚制组织即是国家。
然而，细察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关系，虽扑朔迷离交织重叠，但有着隐约可辨的边界和各自稳定的运作机制和行为特点。
国家治理的诸多机制大多是在“用”官僚机器以实施其意图又不得不“治”官僚体制偏离其意图这一矛盾中产生的（周雪光，2011）。
正是在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间紧密且紧张的关系中蕴藏着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层密码。
从理论分析上将执掌最高权力的“国家”（皇权）与“政府”（官僚体制）区别开来，进而解读官僚体制在国家制度中的位置角色，为我们认识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官僚体制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是政府研究工作中尚未及深究的课题。
宏观上讨论国家治理过程特别是以中央—地方、集权—放权为主题的研究工作时有出现（Oi，1995；Qian and Weingast，1997；冯仕政，2011；周雪光，2011；周黎安，2008；曹正汉，2011；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王绍光、胡鞍钢，1993；董辅礽等，1996）。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选择与实践路径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选择与实践路径岳嵩内容提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选择视角。
世界范围内国家治理的视角主要有“国家视角”“社会视角”和“国家一社会中和视角”$“国家视角”强调，国家在治理活动中是一个具有权威地位的自主组织实体,是国家治理的掌控者。
“社会视角”认为，在治理活动的平台上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形成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共同进行治理活动才是国家治理的主流路径。
“国家一社会中和视角”突出国家与社会在治理活动中的协作，对“国家视角”“社会视角”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和完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应该在综合各类治理“视角”的基础上形成“国家一社会中和视角”，通过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建设责任政府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充分协作，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实践路径。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视角社会视角中和视角国家治理的发展脉络贯穿了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体现。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现代国家构建与发展的目标要素，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要求。
①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治理经过长期演化与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脉络与路径。
虽然从整体来看，国家治理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共性，但是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依然存在很多无法“通约”的部分。
基于此，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研究需要从整体上分析国家治理实践的视角，进而通过视角的选择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路径。
综合来看，整体范畴下的国家治理主要有“国家”与“社会”两个视角，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主要围绕这两个实践视角展开。
但是，随着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断演化，国家与社会中和的视角逐步产生,并对国家治理产生较大影响$国家治理的“国家视角”国家治理的“国家视角”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产生可以溯源至16-17世纪欧洲长期动荡的时代。
当时欧洲政治秩序不稳定，没有相对稳定的政治权威中心，思想混乱，特别是在基督教社会逐步瓦解之后，以基督教为信仰体系而维持的相对的统一更加弥散化。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社会学系讲座教授。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是他积十年中国乡村的田野观察，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真实地体验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和基层社会，潜心研究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洋洋洒洒三百多万字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他亲历的”故事”,更从这些微观的小事件中梳理出回应国家治理这一宏大问题的理论脉络，作为一个海外学者的学术精神令人感佩。
尤其是他从两个村庄的修路故事，一个政府部门的检查验收过程这些或大或小的现象背后，努力寻找把握国家治理的逻辑线索，使我这个曾经有过基层治理工作经历的”过来人”颇受启发，获益良多。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在本书的第三单元《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一章中关于通往集体债务之路：两个村庄的故事一节，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似曾相识的基层工作话剧。
作者写到：”国家治理逻辑贯穿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执行过程之中，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遭遇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各自的组织逻辑。
正是在这些不同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中，在基层官员的应对策略中，在民众百姓的具体反应中，国家治理逻辑获得具体、实在的呈现，并在国家、基层政府、民众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被重新塑造。
”在此，先让我们从作者讲述的发生在本世纪初，桑干河畔中国北方一处叫做上坡村和下坡村，被挑选出来的两个村镇参加的”村村通”项目，切入话题。
上坡村和下坡村彼此相邻，都种植同样的农作物——玉米、葡萄和其他水果树木。
两个村的田地紧挨着，在一些地方还犬牙交错，这两个村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
在其他的诸多方面，这两个村可谓大相径庭。
多年来，上坡村在对待上级布置的任务像是一个带头人，多次率先进行创新改革，而下坡村都是扮演着追随效仿的角色，而且力度有限、规模较小。
这两个村如此较大差异的原因，看似来自这两个村不同的领导班子。
上坡村有一个稳定的权威中心康书记，他多年来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村委会主任。
一个整体性视角 - 社会学研究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周雪光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庞大精细的官僚运作机制，也伴随着周期性的组织失败和运行困境。
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全能国家结构，既有卡理斯玛常规化的内核，亦有运动式治理的持续冲动。
今天，中国政治结构一方面不断注入现代价值理念，尤其是技术化的治理愈益凸显；另一方面，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紧张不断衍生出国家治理的复杂生态。
理解国家治理及其限度，需要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
本文将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来审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作用。
一、国家治理：一个整体性视角近年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公共政策界乃至实务部门的讨论中频繁出现，但其含义纷杂不一。
本文使用“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在应对其疆域内民众间或不同领域中各种事务、挑战和危机时稳定重复的举措和过程。
古今中外特别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任何国家的生存都面临着对外保护疆土完整、对内维系民众群体间相安共生的基本使命。
但不同国家在制度安排、日常过程运行和处理危机灾难的应对举措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异。
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辽阔国土，多元民族、区域和文化，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突出特点和挑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治理机制和稳定持续的制度安排。
国家治理的种种做法、过程可能是有意而为、理性设计的，更多情形下是随制度惯性、制度空间应势演变所致。
但它们的产生和运作不是任意的、互无关联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稳定的制度设施之上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认识国家治理的诸种具体机制行为。
中国国家治理有两条主线：一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二是国家与民众关系。
①前者集中于国家组织制度的安排，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在资源分配、人事管理和各类事务处理上的权限和相互关系，以及相伴的考核、督察等关系。
《理解中国官僚体制的三个视角》笔记_周雪光_11.10
《理解中国官僚体制的三个视角：制度、⽂化与组织》讲座记录周雪光 2018.11.10一、导言中国官僚制度需要复合的角度。
因此选取三个角度：韦伯、费孝通、马奇（分别对应制度、文化与组织三种不同视角）•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官僚体制？o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o中欧版图面积相似，人口中国却是两倍——>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难度，可以类比将欧洲作为统一国家来治理o中国文明延续的一大原因？——中国官僚体制•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财政支出占比更小，地方财政支出更大。
•困惑与问题：o中国政府的主导角色§国家的组织基础§经济发展§官僚制国家o困惑：两重性§创新与保守：政府运作同时具有两面性§正式与非正式：基层政府在运作中，很大程度又是使用非§高度反应与松散关联：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反应高度敏感，传达执行不过夜；但很大程度上又表现松散关联（组织学），并非有机、等级紧密的制度，反复批示反复无法解决。
o改革开放之前：“官员种沉闷的循规蹈矩，不情愿去采取主动，低水平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以及因政治路线的经常性变动所导致的失望和玩世不恭……”（讲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Harding 1981:375）o改革开放之后：看到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上的强大推动力，对比非常鲜明•研究问题：三个视角o韦伯的视角：比较-制度§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官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什么位置 o费孝通的视角：官僚行为的文化渊源o马奇的视角：在组织上是怎么运作的。
有组织的无序（organized anarchy）•中国官僚体制非常庞大，只能盲人摸象式认知，拼凑起来各个角度的样子，看到多面体的中国官僚体制。
二、 韦伯的视角•韦伯式组织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发展经济学（Acemoglu, shleifer），政治学(Moe)，社会学(Evans)都在借用韦伯的框架研究•中国官僚体制在形式上和韦伯提出的样子非常像，但是在对比细节时有很多差异，因此韦伯自己也在比较制度上提出中国和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区别•正当性（也译作合法性），任何权力都有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的必要•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o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形式o传统、克里斯马、法理o权威类型：传统权威（如：家长制）、克里斯马权威、法理权威o支配形式：家产君主制、卡利斯马制、法理民主制•官僚体制在支配形式中的角色地位o这里的支配形式就接近于现在讲的国家治理模式，用什么逻辑来治理国家 o与民主制关系o与君主制关系•韦伯：官僚制与民主政体关系o官僚制与民主制紧密相关•“官僚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近代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基于抽象规则来行使权威，非人格化不带情感，不徇私情不通融，憎恶“特权”，反对“因事而异”。
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周雪光【内容提要】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关键词】权威体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国家—地方关系一、现象与思路在当代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中，一些重大现象稳定存在或重复再现：宏观上，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整顿在不同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收效甚微但仍然绵延不断，法律制度、科层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
从微观上来看，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痼疾难除、去而复来。
这些问题各有其独特的场景，它们发生的形式、实际内容各异，节奏每每不一，若分门别类或许可以逐一论道其原因。
但是，这些现象的重复再现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进而言之，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视角，一个大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以期越树木而见森林，溯溪流而求渊源？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立论：上述种种现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均来源于中国政体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
在权威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
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权威体制的两个维系机制——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受到了多重挑战：科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难以为继。
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周雪光【内容提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
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
本文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代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指出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只有在常规机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背景下才能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定位和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呼唤着新的组织治理模式。
【关键词】国家治理运动式治理制度逻辑官僚体制一、“叫魂”事件、“大跃进”、“文革”：重新审视运动型治理机制乾隆盛世的1768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叫魂”事件，惊动了天子朝野，搅乱了大半个中国。
缘由来自民间传出有人施法叫魂妖术的流言，随之由江南迅速波及长江上游、山东、直隶等地，引起民众歇斯底里般恐慌，四处涌动的流言蜚语被弘历皇帝解读为“叛乱”与“谋反”的幌子，亲自督导了全国范围各级官府卷入的大清查，上演了一部谣言弥漫、诬陷栽赃、严刑逼供、人人自危等场景交织其间的大恐慌闹剧。
一时间多少冤假错案堆积，多少乌纱帽落地。
然而，从1768年3月石匠“叫魂”事件浮出水面到11月的不了了之，历时大半年，来之突然，去之亦快。
正如史学家孔飞力（1999：244）在其专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所言，“叫魂”事件中的“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这些事件、故事背后隐藏着国家运行的密码。
叫魂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
乾隆时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荒政”，也呈现了类似的皇帝直接干预推动，叫停官僚常规机制，以运动方式进行紧急动员的情形和时期（魏丕信，2003［1980］）。
对于本文主题来说，“叫魂”事件的特殊意义在于弘历皇帝所采纳的“政治动员”解决方式，即启动运动型治理逻辑来叫停和整顿常规型治理模式。
著名社会学家周雪光先生学术与人生访谈录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摘要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接受政见访谈，深入剖析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治学心得。
韦茜/ 政见特约观察员精彩观点集锦◆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王与马，共天下” 即皇权与贵族共享权力的时期。
借用这个说法做个比喻，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长期历史上的实际状况是最高执政者与官僚体制“共天下”。
◆不应该把官僚体制的问题简单地视为官员们素质浅陋、道德缺陷等等。
官员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制度的品质，而不是官员本人的品质。
◆如果大的治理逻辑不变，运动式治理是不会消亡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平稳持续的治理模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不同治理状态间的平稳过渡。
◆国家治理现在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不是政府如何统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应该如何适应社会。
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国家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如何去规制社会，而应从提升自我的角度去适应这个不断发展的、多元的社会。
如果国家建设不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就会导致矛盾冲突愈演愈烈。
◆我不赞成将不同理论贴上所谓“西方理论” 或“本土理论” 的标签。
在我看来，只有好的理论与不好的理论之分、适用的理论与不适用的理论之分。
◆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所以做学术的人去提政策建议常常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他会特别强调自己的特定研究角度，但政策研究要解决是的一个具体问题，大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需要统筹考虑。
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的求学生涯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他早年下乡，当过生产队长，恢复高考后进入复旦大学学习，随后到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
在斯坦福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多所名校执教，直到再次回到斯坦福。
多年来，周雪光教授在组织社会学领域潜心耕耘，对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政见团队曾多次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中国官僚组织中“拼凑应对”（muddle through）的现象（贡献。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一、本文概述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对周雪光、冯仕政两位学者的相关观点进行再思考。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是指政府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合法性则是指政府权力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的程度。
两者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旨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出发，对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进行深入剖析。
我们将对周雪光教授的观点进行再思考。
周教授在其研究中强调了国家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我们将从这一观点出发，进一步探讨国家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我们将对冯仕政教授的观点进行再思考。
冯教授在其研究中着重分析了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来源与基础，认为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民众的政治信任与参与等方面。
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提高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合法性的巩固与提升。
我们将结合中国实际，对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政治制度的国家，其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具有独特的特点和规律。
我们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深入探讨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有机结合，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分析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核心指标。
周雪光和冯仕政两位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进行再思考，以期进一步揭示其内在逻辑与实践要求。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其能否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和危机。
在全球化、信息化、复杂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经济危机、社会冲突、环境污染等。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就在于能否迅速、准确地识别这些问题，制定并执行有效的政策，以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周雪光—控制权理论
基本分析概念（2）
• 新产权理论（Grossman, Hart，Moore)
–从剩余索取权到剩余控制权 –政府结构可以从控制权的分配组合来解读 –上下级、部门间关系
• 组织内部的权威关系 • 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威之分（Aghion & Tirole 1997）
“产权”的重新概念化：控制权的三个维度
–宏观的国家理论、解释逻辑 –缺乏分析概念、中层理论和可以证伪的实证意义
• 一个组织分析的视角
–政府科层组织研究的匮乏
–历史的借鉴：黄仁宇的观察
• 方法论的启示：立足田野观察，超越田野观察
谢谢！请提意见！
–适用于各部门的主要领导，特定领域，特定条件 –如何解释大多数官员的行为？
• 如何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
提纲
• 理论构建
0. 组织背景
1. 从不完备合同、产权到“控制权”： 分析概念与理论逻辑 2.“行政发包制”的重新思考 3. 理论模型的扩展
• 实证研究
–环保领域中的政策实施过程
• 讨论与总结
54
48
PEPB 42
MEPB
% reduction
36
30
24
18
12
6
0 CK CM CI CC CB CA
CEPBs CD CJ CH CF CE CG CN
讨论与结论（1）
• 问题与现象：基层政府行为，相互矛盾的研究发现
• 控制权理论：控制权分配组织内部权威关系治理模式
• 理论的力量 – 从“类比”到“分析”：
• 以下讨论着重于“委托方与管理方”关系
• 各级政府也可以从“三级科层制”模型来分析
基本分析概念（1）
• 合约视角下的组织内部关系
周雪光中国治理逻辑读后感
周雪光中国治理逻辑读后感摘要：一、引言1.简要介绍周雪光及其著作《中国治理逻辑》2.阐述读后感的重要性二、中国治理逻辑的核心内容1.权威主义体制2.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3.社会治理的转型与挑战三、读后感1.对周雪光理论观点的理解2.对中国特色治理逻辑的认同3.对当前社会治理改革的启示四、不足与反思1.治理逻辑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2.未来治理逻辑的发展方向五、结论1.总结读后感的核心观点2.强调治理逻辑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正文：作为一名热衷于探讨中国治理问题的学者，周雪光在《中国治理逻辑》一书中，深入剖析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
作为一名职业写手，我在此根据提供的文本，分享我的读后感。
周雪光在书中指出，中国治理逻辑的核心在于权威主义体制。
这一体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如反腐斗争、脱贫攻坚等，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
在阅读过程中，我深感周雪光对我国治理逻辑的洞察力。
他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阐述了中国治理逻辑在权威主义体制下的运作机制，以及在这一体制下所取得的成就。
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治理逻辑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书中也揭示了我国治理逻辑面临的困境。
在转型时期，社会治理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周雪光提出的治理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变革的有力框架。
如何在这一框架下推进社会治理改革，进一步优化权力配置，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将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总体而言，《中国治理逻辑》一书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我更加坚定了对我国治理逻辑的认同。
在未来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应继续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逻辑，推动社会治理不断迈向现代化。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周雪光的治理逻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治理变革的有力工具。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深入研究中国治理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内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有助于提升国际社会各界对中国治理模式的认知。
哈佛之声百家谈周雪光教授：“组织起来”：1949年以来中国国家建构路径的思考
哈佛之声百家谈周雪光教授：“组织起来”：1949年以来中
国国家建构路径的思考
背景引语
本期哈佛之声，来自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周雪光教授将从中国早期的党政组织形式出发，探讨当代政治组织形式的根源。
分享内容简析
从大历史学角度审视中国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演变轨迹，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从帝国、民国到共和国，从疏放式集权到社会各层次领域高度整合的组织形态。
这一转折的核心是组织形态的转变，即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延伸至国家治理形式，史无前例地将整个社会高度组织起来，带来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新型组织形式一方面导致了与传统组织方式的“断裂”；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组织成本，诱发出一系列组织架构上的应对举措，塑造了特定的国家建构轨迹。
本期嘉宾简介
周雪光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和FSI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社会分层与中国社会变迁。
他的研究以田野研究为基础，从组织学角度认识和解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
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包括中国国家建构
的历史渊源和政府人事制度的量化分析。
其著作《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于2017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和三联书店共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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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变迁，尤其是政治生态充满弹性变化的今天，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日益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
这需要我们对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思辨，以自己的智识、勇气和情怀“给养”这一深具历史意蕴的话题。
本专题四篇文章聚焦中国国家治理诸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真切而有深度的思考。
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专题讨论）内容提要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
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审视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与作用。
任剑涛通过《国家的均衡治理：超越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反省了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所导致的国家治理失衡及顾此失彼的连锁反应，并提出了审慎思考。
席伟健的《“建制议程”与请愿权：信访制度宪法化及其链接》试图从国家治理的实用角度刷新信访制度与宪法秩序的关联，并探索将其导入宪法之请愿权的可能。
刘正强的《人民调解：国家治理语境下的政治重构》基于对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及中共传统执政理念的政治分析，倡导增进人民调解政治凝聚、道德净化、社会动员的功能，从而使其成为疏通国家政治与民间生活的优质执政和治理资源。
关键词 整体性视角 均衡治理 超大型项目 建制议程 人民调解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10-0005-28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周雪光“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庞大精细的官僚运作机制，也伴随着周期性的组织失败和运行困境。
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全能国家结构，既有卡理斯玛常规化的内核，亦有运动式治理的持续冲动。
今天，中国政治结构一方面不断注入现代价值理念，尤其是技术化的治理愈益凸显；另一方面，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紧张不断衍生出国家治理的复杂生态。
理解国家治理及其限度，需要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
本文将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来审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作用。
一、国家治理：一个整体性视角近年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公共政策界乃至实务部门的讨论中频繁出现，但其含义纷杂不一。
本文使用“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在应对其疆域内民众间或不同领域中各种事务、挑战和危机时稳定重复的举措和过程。
古今中外特别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任何国家的生存都面临着对外保护疆土完整、对内维系民众群体间相安共生的基本使命。
但不同国家在制度安排、日常过程运行和处理危56Academic Monthly 第46卷10Oct 2014机灾难的应对举措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异。
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辽阔国土，多元民族、区域和文化，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突出特点和挑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治理机制和稳定持续的制度安排。
国家治理的种种做法、过程可能是有意而为、理性设计的，更多情形下是随制度惯性、制度空间应势演变所致。
但它们的产生和运作不是任意的、互无关联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稳定的制度设施之上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认识国家治理的诸种具体机制行为。
中国国家治理有两条主线：一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二是国家与民众关系。
① 前者集中于国家组织制度的安排，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在资源分配、人事管理和各类事务处理上的权限和相互关系，以及相伴的考核、督察等关系。
后者反映在社会建设这一领域，体现在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在各个领域中决策和执行、公共产品提供诸方面与社会组织、社会群体间的关系。
笔者在早期的社会分层研究工作中更多地关注了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一主线，而在近年来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集中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主线。
②这两个主线是相互关联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的凸凹明暗特点：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家－民众关系的鲜明特点，而后者的和谐或紧张又反过来制约和推动了前者关系的调整。
笔者尝试将这两个主线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一个整体性的视角。
为了讨论便利起见，可以将中央－地方之间关系简化为强、弱之分； 将国家与民众关系简化为紧密－松散两个状态。
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组合成以下四种治理模式（见表1）：国家与民众关系紧密松散中央与地方关系强1. 组织化动员2. 官僚体制运作弱3. 非组织化动员4. 基层自治表1展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强弱之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集权－放权的两个状态；国家与民众间关系或紧密或松散，取决于国家对民众承担的责任、义务和观念制度产生的期待。
国家治理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众两条主线上的互动，产生了四种不同的治理模式：1. “组织化动员”。
这里的“组织化”是指国家正式制度基础上的组织机制。
在中央－地方关系高度强化，且民众亦高度卷入的情形下，我们观察到一个高度组织、高度动员的治理模式，例如在毛泽东时期的合作化、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时期。
2. “官僚体制运作”。
当国家权力通过各级地方政府贯彻落实，而民众被置放于政策过程之外时，我们观察到国家官僚组织的突出作用：这一组织按照自上而下的指令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产品的提供、经济活动的管制等活动。
这一状态是国家治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规模式。
3.“非组织化动员”。
在这一模式中，官僚体制或软弱无力或被搁置一边，由领袖直接号召动员民众参与治理过程或者民众主动参与政治过程、推动国家决策举措。
这一模式多在地方政府“失控”，官僚组织失败的情形下出现，如“文革”时期。
当今随着社会媒介的兴起，民众有了直接参与意见表达和动员的渠道，使得这一模式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4. “基层自治”。
在这一模式中，中央政府放权，官僚体制收敛，而将更多的决策权、解决问题的能力转移给基层社会的自组织力量。
在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级地方政府来实施其税收、治安、教化等意图。
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松散关系，且乡村社会有着稳定自治的宗法制度，因此国家治理多呈现这一模式。
当然，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自组织能力和程度。
在今天的中国，基层自治正表1 国家治理的一个整体性视角与相应的治理模式①②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我就国家与民众关系的早期研究工作，参见周雪光：《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 1949-199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处于一个重新复苏、多方向探索的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发展起一系列治理机制，以不断地调节或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国家和民众关系。
几个机制尤为突出，笔者曾在他处论述：官僚体制，观念制度，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及社会自组织能力。
简单来说，作为国家治理组织基础的官僚体制在两方面产生影响：一方面官僚体制决定了中央－地方的权威关系和实际控制权；另一方面它也影响着国家与民众关系。
官方观念制度通过影响各级官员和民众的认知取向来整合或稳定国家权力机构和社会群体间的关系。
运动型治理机制是指中央政府通过政策、资源和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动员，用以调动各方追求某一特定目标和任务或针对体制内外的“偏离行为”加以纠偏。
运动式治理可以在官僚体制内部发生，也可能将民众卷入其中，表现为大家熟悉的群众运动。
而社会自组织能力则体现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抗争能力和争取自我利益的能力。
从分析角度来看，这些机制有着各自的运行逻辑；而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又是互相交织影响、融为一体的。
表1中的四种模式是从特定的分析视角（中央－地方关系、国家－民众关系）提出的理想模型。
在不同的时点和领域中，随着各种机制的互动作用，国家治理会表现出不同的模式，或者在实际过程中可能以一种模式为主同时兼有其他模式的某些特征。
例如，在“组织化动员”模式中，如果运动型动员机制失灵或观念制度无力，则可能发而不动一片死寂，或发而超动逾越边界，表现出“失控”情形，使得这一治理模式代价昂贵，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下面从国家治理的两条主线特别是这些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影响做进一步讨论。
二、国家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近年来笔者的研究工作大多集中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主线上。
就这一主线来看，国家治理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基本矛盾，即中央集权制度趋于一统治理，体现在国家政策、资源调配、人事管理上的一元化统理；而中国社会的地方性差异要求各地因地制宜，从而产生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紧张。
这一矛盾是任何国家都面临的，但中国国情的两个特点加剧了这一紧张关系。
第一，国家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导致区域间差异巨大，分权的要求更为迫切、刚性；第二，国家制度安排导致中央集权压力和各个领域间的紧密关联，极易引起震荡，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承受了更多的紧张和冲击。
在应对这个基本矛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国家治理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治理机制，体现在稳定的制度安排上。
我们不妨从这些治理机制为切入点来审视中央与地方关系。
官僚组织体制是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
可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集中体现在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威关系上。
这一制度安排的核心是并行的条块关系。
“条”的组织制度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功能的分化，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权威关系和动员机制。
“块”的组织制度的核心则是属地治理，即地方性治理机制。
条块关系是国家治理基本矛盾在组织制度上的体现。
当中央与地方关系向中央集权倾斜时，条上的资源分配和权威力度增加，如项目制。
当这一关系向地方性治理倾斜时，块上的权力、资源自主性增强，如区域间竞争。
因为规模之累，官僚体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委托－代理”的昂贵代价。
这些代价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在日常运行中实行“授权代理”的行政模式，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分包制”。
① 但行政分包制常常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和离心倾向，对中央集权产生威胁。
国家治理在官僚体制的“用”与“治”之间摇摆动荡中寻找暂时的平衡点，不得不同时兼用其他各种机制，特别是常常不得不转而启动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机制。
②官僚体制的惯性和常规过程、委托－代理的种种困难常常难以以常规方式在正式组织内部校正，而需要借助运动型治理机制，即在短时间里通过运动形式来将注意力、资源和组织关联高度动员起来，以实现某一目标和任务，或解决某一特定问题。
如此，中央政府需要拥有专断权来干涉、打断官僚体制的运行过程。
但运动式治理会导致昂贵的治理成本，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运动式治理无法替代官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①②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
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