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题材小说流派

专题一鲁迅、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

一、概述：

第一个十年兴起的乡土小说，主于鲁迅影响下形成，于1924年前后蔚然成风，其主要作家多来自文学研究会及与之倾向相近的语丝、未名社的成员。代表作家如彭家煌、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等。此派作家以问题小说为借鉴而克服其短处，更多地从生活经验出发，以现代意识和真切生活感受进行创作，充分发挥其等所熟悉的题材，显示出小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而于此流派兴起之时，受到周作人、茅盾、鲁迅等大家的影响。首先，周作人提倡乡土文学，认为乡土文学是新文学于本国扎根之重要创作，且乡土文学所呈现的地方色彩较好地克服了小说概念化的弊端，甚至以其本民族特色而促使中国现代文学获得立足全世界文学的地位。然而对乡土小说形成起释放作用及产生深远影响者，当为鲁迅。鲁迅可谓是乡土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与实践者，《吶喊》、《彷徨》中即显示出乡土文学的特点，简言之，一是显示出生活的生动性；如《故乡》中描写的杨二嫂，生动传神地刻画出乡村市镇小市民的形象。二是内容的深刻性；正如鲁迅虽描写乡土人事却更近一步表现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如《离婚》中的爱姑面对七大人的行举，于此上乡土小说作家多未能达到如此深刻的揭示，然而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对传统宗法制乡村弊端陋习的批判，具有颇强现实意义。三是高超的细节刻画；如闰土索要的烛台，吕纬甫所说的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苍蝇等，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器物及细节意象，使得小说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二、早期乡土小说流派的贡献；

（一）、提供了中国农村宗法形态和半殖民地形态的真实图景；初期乡土小说较为真切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至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表现出农村于封建统治下闭塞、落后、野蛮的现状和身处其间的农民深受地主阶级、军阀及帝国主义势力打压下极为悲惨的处境。如彭家煌的《喜期》，台静农的《新坟》；且王鲁彦、许杰等作家更深入揭示出沿海农村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市侩心理与风气，及国人需依靠外国势力保护自身的可耻景象，如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

（二）、为现代文学提供多样的风俗题材；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注重描绘风习人情，涉及到各类风俗题材。作家描写风俗，一是为了揭示残忍的宗法思想，如蹇先艾的《水葬》便写出贵州边远地区抓住小偷便要绑上石头将之沉入江海的野蛮风俗，于中表现出作家对封建冷酷习俗的鞭挞。二是为了反映具民族、地方特点的传统方式及生活方式。如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写道的“冥婚”，这类习俗虽落后愚昧，但称不上残忍可怕，反增其特色。总体而言乡土小说流派开拓了风俗这一新的审美领域，对于促进新文学自觉描绘风俗、加强对文学民族风格的追求等方面做出一定贡献。

（三）、促进新文学地方色彩的发展；乡土小说作家注重客观地描绘各地农村的现实生活，尤注重对其风土人情的描绘，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王鲁彦多描写宁波镇海一带的农民生活，对当地地方风物及浙东风俗环境进行真实的观照；又如彭家煌擅于描写湖南闭塞农村士绅和乡民的生活；台静农多以故乡安徽的人事为题材。

（四）、逐渐加深的现实主义倾向；乡土小说流派于促进小说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成熟做出一定贡献，一则由关心个人感伤情绪向关注社会民众；二则由书写浪漫理想转向探索社会现实；三则由简括式叙述方式转向加强对场景、人物细节的描写；四则由以展示情绪、情节为重心转向以刻画人物为重心；如王鲁彦的《柚子》以当时长沙地方军阀行刑杀人为题材，表达出对军阀视人命如草莽的愤怒，亦揭示出围观者的麻木自私，于暴露社会黑暗中充满呼之欲出的荒诞感和沉重的幽默情绪。或是蹇先艾的《水葬》，揭示出闭塞农村的农民灵魂的堕落，以期引起疗治国民精神痛苦的意义。整体上呈现出向客观写实乃至讽刺的发展趋向，加强了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的主流地位。

总体而言，乡土小说自2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其创作潮流，为其时期文坛带来清新的泥土气息，突破了“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主要描写知识青年狭小天地的题材，进而扩宽了新文学的反封建题材，促使作家更多关注社会、民众、加深新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为此后乡土文学发展开辟道路。此后，无论是三十年代中长篇的乡土题材创作，或是四十年代具有地区特色的流派的发展，均以二十年的乡土小说作为基础而进一步提升。

三、简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小说。

（一）鲁迅可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以普通劳动人民为创作人物的小说家。他从反对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第一次以平等、真诚的态度及现代意识，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麻木、愚昧而又艰辛的生存状态作现实主义的描写，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农民遭受的精神奴役和创伤，表现了中国思想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透露出睿智的理性批判精神和浓重深沉的忧患意识。如《故乡》中活泼可爱的小闰土，由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压迫，竟使正植中年的他变得“像一个木偶人”。然而最为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出的心灵的麻木及人与人之间的“可悲的厚障壁”。又如《祝福》里那个唯求作稳奴隶的祥林嫂，却连最卑微的愿望也无法实现，最终带着灵魂有无的疑问及巨大的精神恐怖走向封建伦理早为其挖好的坟墓。鲁迅对于笔下的农民形象的情感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哀其不幸”，以一种特别的敏感力去感受农民的痛苦，真诚同情农民的贫苦生活；另一方面“怒其不争”，以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现代意识剖析农民深沉的心理结构中的劣根性。正如鲁迅写阿Q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阿Q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积淀而成的奴性灵魂的代表，他的奴性人格具有两重性，“是羊，也是凶兽”。而其“精神胜利法”是其奴性的鲜明表现，他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善于忘却，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在幻觉的世界中变现实的真实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胜利。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看，阿Q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侧面，显示出人难以摆脱生存困境的悲剧。

（二）20世纪30年代，茅盾、叶紫、王统照等作家响应左翼文学的号召，积极反映现实的疾苦，尤其是农村的苦难，创作出大批反映农村经济崩溃、农民破产的作品。他们在创作中努力描写农村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反映当时农村“丰收成灾”的典型现象，大规模地揭示了农民的苦难。如王统照的《山雨》写富裕农民奚大有一家的不幸，又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紫的《丰收》等。30年代的小说，作者多坚持写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从不同层面反映濒临破产的农村经济和贫困悲惨的农民生活，真实地表现农民觉醒成长的不同程度。如叶紫笔下的洞庭湖畔的农村，农民开始觉醒自觉反抗，显示出农民革命斗争的深刻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