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田会议决议》的当代价值

试论《古田会议决议》的当代价值作者：赵雪薇来源：《文教资料》2013年第33期摘要：《古田会议决议》是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是党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

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强调了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确定了党的领导，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原则；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内容和具体方法；阐明了红军宣传工作的问题及加强宣传的方法。

决议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开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途径；对教育对象进行了划分，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古田会议决议思想政治教育背景内容启示《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

这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因此决议案又称为《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案是“建党建军的具有经典意义的文献”[1]，是“建党建军的指针”[2]，是“思想政治教育第一个纲领性文件”[3]。

虽然《古田会议决议》距今已八十多年，但其中的内涵与精神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因此，对古田会议尤其是会议的理论成果——《古田会议决议》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条件。

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

这一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4]。

谈及《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历史背景，必然少不了红四军七大。

1929年6月下旬在福建龙岩县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过争论，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争论的性质，不是负责同志间的个人争论，而是红四军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方式，长期未能统一的结果”[5]。

此次会议虽然有不少未提及的方面，但达到了停止党内争论，增强了团结的目的。

红四军七大为九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完成了战略任务，达到了目的与效果的统一。

红四军七大后，陈毅觉察到争论的问题没有解决。

7月，他准备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时，认为应该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

陈毅到上海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临时会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成立了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专门研究红四军的问题。

9月28日，陈毅根据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和周恩来多次谈话的内容，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为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统一起了一定作用。

大家在其指导下，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

同时也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顺利通过，起了重要作用。

11月下旬，毛泽东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并起草了决议案。

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的背溪村顺利举行。

大会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

党内争论得到了彻底解决，领导集团内部达成一致。

二、《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理论探析。

《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在福建闽西古田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就是它的一部分，其他部分依次为：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而有的版本收入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九个部分，即增加了第六部分，名为“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

有研究表明，在1951年前，《古田会议决议》应该是九个部分；而在1951年以后则是八个部分[6]，只是把第六部分并入第五部分了。

《古田会议决议》体现了一个历史主题、一次重大探索和一种创新精神，即提出了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性课题，探索解决了新旧军队转变与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以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主体的历史主动性与创造性。

[7]它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及其与剥削阶级军队的区别，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红军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规定了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和方法。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不得不仔细研究《古田会议决议》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它奠定了我党我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8]。

其具体内容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

决议中阐明“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打仗的意义”[9]。

提出了纠正红军单纯军事观点的方法有“从教育上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10]等。

共产党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启发官兵的革命觉悟，体现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

第二，决议强调了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11]。

决议强调对党员的政治教育，要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

“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12]等主张无疑体现了党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成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

第三，决议确定了党的领导，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原则。

决议规定了“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13]。

决议认为组织路线的首要问题是党员发展的路线，“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能忽视”[14]，并规范了入党条件，确保了党的质量。

“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15]，亦昭明了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与建设的原则和任务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

第四，决议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内容和具体方法。

决议明确提出了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指出了在红军内部加强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政策教育，显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

决议规定了党内教育的10项内容和18个方法，以及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19项内容和7项方法。

这些实际的内容和方法，既是对红军创建两年多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总结，又为后来进一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

第五，决议阐明了红军宣传工作的问题及加强宣传的方法。

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16]。

宣传工作是红军的重大任务，如何做好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决议从宣传的内容、队伍、对象、原则和策略等方面进行了阐释，有利于加强红军的势力。

综观整篇《古田会议决议》，“政治工作”一词出现了6次，“宣传工作”一词出现了12次，而“教育”一词出现了26次，充分说明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为圭臬，对官兵和群众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建立无产阶级军队，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与特色。

三、《古田会议决议》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与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虽然刀枪入库，但思想上不能放马归山，”[17]更何况我国当时正处于革命年代，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应而更为重要。

《古田会议决议》不仅贯彻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而且系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两年多的斗争经验和红军中的共产党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经验，使红军肃清了消极影响，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之上。

《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是我党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第一，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决议指出“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

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

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18]这无形中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

“教育”是全文的关键词，突出了毛泽东对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及思想政治教育在建党、建军中的重要作用。

正如中宣部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越是改革开放，越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19]习近平在“八·一九”讲话中也提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在古田会议后至今都保持了较高的地位，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二，开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途径。

《决议》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规定了党内教育的10项内容和18个方法，以及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19项内容和7项方法，以及干部和党员进行教育的必读教材。

正是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强调思想建党为主、党内教育优先，使得官兵和群众的思想从源头上得到了肃清。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强调“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这又是对《古田会议决议》中开创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途径的写照。

“党内批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一，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20]。

习近平在今年9月23日在河北参加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说明《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延续至今，永葆活力。

第三，对教育对象进行了划分，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决议中将政治训练的政治课分为普通、特别、干部三种班型，并指明了各班型的具体人员要求，实现了因材施教，以达到更好地教育干部和战士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