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家庭信任度、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协调性解析——基于CHIP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近年来，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得以全面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正进一步改善着农村金融环境，持续提升着农村的金融发展水平。

而在微观层面，金融改革则更倾向于有效平衡农村家庭的资产配置与消费倾向。

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普遍提高，农户理财观念和意识不断强化，家庭财富管理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但较之城市家庭，农村家庭投资规模小，投资模式单一，投资更为低效。

因此，如何安全有效提升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在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一点恰好有效体现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有关推动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提高农村金融需求侧质量的要求。

从现实情况看，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是宏观金融环境激励与家庭个体选择双力作用的结果，其受制于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除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家庭个体的理性选择、金融生态的逐步改善等因素的影响，其它因素，如个体对社会环境的认中国农村家庭信任度、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协调性解析——基于CHIP的实证分析李琳1逯进1陈阳2（1.青岛大学，山东青岛266071；2.青岛科技大学，山东青岛266071）摘要：基于2013年CHIP入户调查数据，文章构建并运用系统耦合模型，从农村家庭微观视角全面解析了信任度、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协调性特征。

结果表明：农村家庭的信任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耦合水平较低，各省份三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濒临失调衰退状态和轻度失调衰退状态，同时，省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整体上呈现由东到西递减态势；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信任度越高，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越合理，三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总体看，人力资本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大于信任度对三系统耦合度的影响，人力资本对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大于信任度对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的影响程度。

因此，提高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有效促进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

关键词：信任度；人力资本；资产配置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477（2018）02-0022-10基金项目：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7LZ42）。

收稿日期：2017-12-09作者简介：李琳，女，山西长治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为金融发展研究。

逯进，男，甘肃兰州人，青岛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宏观经济。

陈阳，女，江苏无锡人，博士，青岛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宏观经济。

《区域金融研究》2018年第2期知与个体投资能力的高低，则显得尤其重要。

前者涉及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信用环境的好坏，后者则涉及投资主体专业化素质的提升。

从这两个方面看，信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个体对外部对象信任度的高低，后者则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持续提高。

因此，从这一逻辑出发，从家庭的信任度、人力资本两个方面讨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合理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据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构建并运用多系统耦合模型，基于中国农村家庭微观数据（CHIP），尝试对典型省份农村家庭的信任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做出讨论。

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研究回顾，第三部分为系统耦合机制的理论解析与建模，第四部分是指标说明与数据处理，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研究回顾从已有研究看，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信任是构成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元素，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Luhmann（1979）认为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联系在一起。

Coleman（1988）认为信任他人意味着可以将自己的资产交给自己信任的人进行处理，被信任者的诚实与否决定了资产的利得和损失。

Stout（2002）认为投资者的信任水平会影响其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率，投资者会因为相信市场而提高金融资产的持有水平。

近期有代表意义的研究表明，制度环境关系到投资者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上的运用水平，进而影响投资者对金融资产的选择；而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保护与提升社会的信任程度，这将有力促进人们在风险投资方面的积极性（Asgharian，2015；Gurun，2016）。

有关经济发展进程中信任问题的讨论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相关投资者的信任度对金融市场影响的研究进展非常迅速。

王淑湘（2012）认为信任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也会显著提高社会的信任水平。

崔巍（2013）探讨了信任度的高低对于金融市场投资收益的影响，认为信任度与投资收益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李正图（2014）认为，熟人关系等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接受诚信教育的年限、社会诚信环境、社会征信系统和法律制度等元素共同构成了信任的运行机制和社会保障。

王红丽（2015）将传统经济中的信任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上，揭示了不对称信任的进化过程。

从农村层面看，高虹和陆铭（2010）认为，在中国农村，作为一种整合型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在市场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反而会起到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

蔡起华和朱玉春（2015）认为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均对农户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

吴玉锋（2015）认为村域信任对农民参保有正效应，村域信任水平越高，农民越可能缴费参保，而这一行为会影响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

唐立强和周静（2017）研究了不同维度个体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并进行了地区及就业身份的差异对比分析，其发现信任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人力资本是一个综合化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受教育年限，还包括健康状况和工作经验等。

自20世纪60年代Schultz正式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后，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得以极大繁荣。

外国学者关于人力资本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已有相当多的研究。

Mankiw and zldes（1991）认为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参与股市。

Rosen and Wu（2001）发现健康状况对金融资产配置和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有显著的影响，健康状况差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比较低。

Bern⁃heimh and Garrett（2003）发现居民参与股市受其教育程度的影响，更高的教育程度使得投资者更了解股票投资有关信息，这降低了其投资股市的固定成本，促进了其参与股市。

Berkowitz and Qiu（2006）认为健康状况对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的影响并不是对称的，当健康状况下降时，家庭的金融资产持有会减少，从而会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但是当控制健康家庭与非健康家庭所拥有金融资产的差额，健康状况与家庭资产组合关系就会不显著。

Camp⁃bell（2006）认为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投资者投资股票以及投资股票的比例。

Vogl（2014）重点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指出健康水平的提高《区域金融研究》2018年第2期会直接影响教育成果，而寿命的延长则促使人们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及金融资产配置。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金融资产配置关系的研究在我国起步时间较晚，但研究进展非常迅速，结论亦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意义。

汪伟（2008）认为农村家庭中出现的高比例“风险资产零选择”现象难以通过人力资本的“理性选择”进行解释。

人们的实际决策并非完全理性，存在的偏差可能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家庭金融行为差异。

吴卫星等（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会影响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参与率，但会对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的比例有显著的影响。

肖作平和张欣哲（2012）认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收集和提取相关金融知识的能力越强，投资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就越大。

黄小明（2014）认为继续扩大义务教育年限和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将会进一步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深化，并加快城乡融合。

魏先华（2014）认为，人力资本对家庭资产配置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越高，家庭资产配置越合理。

胡振和臧日宏（2016）也证实了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

家庭在经济生活中面临着对金融资产中风险资产与非风险资产的决策。

如何鼓励家庭利用金融手段，合理通过储蓄和资产选择来进行金融资产合理配置，对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家庭金融相关研究中所关注的家庭金融资产合理配置成为这一领域核心问题研究之一（Camp⁃bell ，2006）。

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合理性这一主题方面，国内外学者已从理论和实证对其进行了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Tobin （1958）完善了投资组合的选择理论，发现所有理性经济人的资产组合相同，个人流动性偏好的差异决定了风险资产在资产组合中的比例。

Samuelson （1969）最早考虑了连续时间下的最优消费-投资组合决策问题，提出了关于对无风险债券与风险股票的投资决策模型，根据此模型，投资应当将一定比例的财富投资于所有风险资产，这一最优的风险资产投资比例应该独立于年龄、投资者所拥有的财富、投资期限等变量，仅仅由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的差异决定。

Mankiw and Zeldes （1991）认为家庭资产选择的复杂性使得许多家庭未参与股票投资，及时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也并非持有市场中的所有股票。

Heaton and Lucas （1997）认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考虑交易成本，他们更倾向于投资交易成本较低的投资。

而Hong 等（2004）通过研究发现家庭更愿意选择他们熟悉的金融产品。

Alan （2006）认为投资者在首次进入股市要发生的一次性费用包括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一次性进入成本大概占劳动收入永久部分的2%。

正是由于进入成本的存在，降低了那些低储蓄者投资股票的可能性。

国内的专家学者针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现状及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也做出了一定的研究。

罗旋（2004）从总量、结构和收益率三个方面研究了居民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会导致居民在不同的金融资产上投资不同的比例，同时投资者对不同金融产品的偏爱程度也会影响其对金融资产的选择配置。

孙克任（2006）用最优化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了我国银行储蓄高的原因，提出扩展金融投资渠道，合理进行金融资产的选择可以使储蓄分流，更好地进行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

郭树清（2012）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与日本相似，虽然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趋于风险化，但是风险化程度较低，主要以储蓄为主。

从现有研究看，有关分别讨论信任度、人力资本以及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已形成有效而全面的分析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