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工业地理特征

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工业的地理特征

工业的地理分布是社会经济现象，它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受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为了更好地研究和正确地理解与估价新中国建国卅年来工业布局的巨大成就，必须对旧中国工业分布作一定的考察，进一步阐明其形成因素与发展规律。

我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较短。到1949年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由于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影响，而决定了旧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分布的特点。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历史资料，从工业发展与地理分布突出变化的角度分析，旧中国工业分布可划分为如下五个历史时期：即旧中国近代工业萌芽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大发展时期、缓慢发展时期以及衰败破坏时期。

第一节旧中国近代工业萌芽时期的工业地理分布

（1840—1894）

远在1840年以前，清代手工业生产已有较高的发展。当时不仅拥有许多专业性手工业部门，而且随着手工业大作坊和手工工场的集中，在中国出现了以手工业生产为中心的专业性城镇。这些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手工业生产，在地理分布上，大部与发达的农业区域和大行政中心相结合，并表现为分散性与地方性的特点。

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利用掠夺性贸易和公开的武装侵略，打开了中国的封建大门，并迫签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把缓慢发展着的中国社会经济，逐渐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发展道路。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各国侵入中国的第一个时期，虽然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态，但是一些适应于它们经济侵略活动的各种工业，在中国少数地区也得到了初步发展：首先在1845年于广州黄埔出现了新式船厂，继而在上海等地也有了较大的造船公司。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也经营了一些直接为出口服务的机械缫丝、制茶，以及为生活服务的水电等工业（后来这些公用事业的投资成为控制民族资本的一个手段）。

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的大量输入和新式工业的建立，一方面瓦解了封建社会经济，使农民、手工业者遭到新的盘剥以至破产，成为中国的第一批无产者——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当时的封建官僚为了巩固其统治，效法资本主义，提倡洋务运动。于是在1862年出现了中国人经营的近代工业。最初多投资于军事工业。

如上海江南造船厂（1862），厦门造船厂（1866）、天津、成都的机器局以及开平煤矿、汉阳铁厂等。至80年代，官僚资本又扩充到有利可图的轻工业范围。如上海织布局（1893）、湖北纺纱织布官局（1893）、甘肃织呢总局（1878）以及其他造纸等部门。这些官办企业规模大，工人多，在经营上曾企图凭藉封建势力限制外国资本在华经营棉纺等工业部门，以实现其生产上的独占，而实际上却屈从于外国资本。

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大多为集股投资举办的为出口服务的缫丝和食品、面粉、火柴以及小型采煤工业。民族资本的特点是规模小、户数多、经营分散、在整个近代工业中居于从属地位。

总的看来，萌芽时期近代工业发展微弱，部门结构简单。许多大型工业具有封建军事色彩，但就整个工业性质来说，已表现出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

从1840到1894年50余年中，新建170余个工矿企业，拥有十多万职工。其中除军事工业与采矿工业共占1/2外，其余大部职工从事轻工业生产，纺织、食品工业比重最大，它们绝大部份集聚在上海、武汉、广州三大城市。而从整个工业地理分布来看，上海至广州的东南沿海一线集中70％左右的工业企业。相反长江以北地区，仅天津一地设有军械、食品等工业，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近代加工工业。萌芽时期另外一个工业基点，是历史上著名的上控巴蜀、下接江湖的武汉地区，拥有中国第一所近代钢铁工厂，同时纺织、食品等工业也得到了发展。

旧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时期地理分布现象是简单的，但其形成原因却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首先，历史地理因素起了较大作用，中国社会经济自两宋以来，南方农业兴起，手工业发达，产品交换活跃。因此拥有原料、市场与劳动力基础，对近代工业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其次，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上海等东南沿海五口通商的有利位置，建立租界，经营工商贸易，形成国内外市场，并促进了工业分布的集中；第三，某些封建性的因素在这一时期也对工业地理分布起着影响作用，如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钢铁工业就是典型的例子；第四，区城地理因素，尤如上海附近之蚕丝、棉花原料条件，珠江三角洲有终年育桑养蚕，有随时购茧缫丝之便，颇利于以少量资金做经常之周转。民族资本多利用这些优越的自然经济条件开办工业，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从而形成了工业基点。

总之，萌芽时期工业地理分布现象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与地理条件的结合，反映了刚刚兴起的近代工业生产力的基本性质。而这种性质一直到1949年才有了新的变化。

第二节旧中国近代工业初步发展时期的

工业地理分布（1895—1913）

十九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加剧了对落后国家地区的瓜分和掠夺。在亚洲，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强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续开

商埠和允许日本臣民有在中国公开承办工商企业等特权。接着腐败的清政府又在中德胶济租界条约上承认德人在山东享有筑路开矿之权，至1900年八国联军又侵入北京，趁机划分了势力范围，瓜分了中国领土：帝俄占东北北部、蒙古、新疆；日本占东北南部与福建；德国据山东；英国在河北、河南与长江流域并与法国共占两广云南等地。从此，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继续大量输入商品；另方面依条约公开进行资本输出（这一时期外国在华投资超萌芽时期13倍）。它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有些是彼此渗入）经营许多直接掠夺资源的工矿企业和为掠夺服务的动力、交通以及轻工业。如英国强占了开平与焦作煤矿，德占井陉煤矿，日本开发了抚顺和本溪煤矿，帝俄在哈尔滨经营食品工业，英国则于上海建立纱厂和卷烟厂。

在国内，还在辛亥革命之前，清廷鉴于外敌当前，洋务失利，以及财政困难，故有奏请“实业偿爵草案”和免除过多税厘激发工业之议，并将许多官办工业（包括军事工业）改为官督商办，从事民用生产，或直接招商承办以发展工业。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因财政支绌，纷纷经营各种有利可图的工矿业，如湖南水口山之铅锌矿、云南东川铜矿、广西贺县锡矿皆用机械或半机械化开采。此外，在各大省会所在地也发展了供照明用的电力工业。

同一时期，民族资本在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比前一时期有了发展。其中除少数资本经营滦州煤矿、阳泉煤矿以及唐山、大冶等水泥工业外，大部分资金投放在轻工业，特别是纺织、面粉等工业部门。

就近代工业初步发展时期工业部门结构来看，全部职工约有50—60万人。军事工业大大缩减，在整个工业中纺织工业占居首位。这一时期棉纺织业不论在资金或职工人数上，已远远超出了旧有的丝纺织和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新建的毛纺织厂的总和，拥有83万锭、4000余台布机。在地区分布上一方面继续在上海集聚，同时第一次向外分散到无锡、南通、崇明、常熟、江阴等上海外围县镇与杭州、肖山、宁波等地。在北方，出现了唯一的河南安阳棉纺厂。

面粉工业在此时期很快形成了上海与哈尔滨两个大生产中心，其特点是工厂数目多，民族资本比重大。

在重工业方面，除新建了唐山水泥厂和南方各省的有色金属开采外，煤炭、电力工业适应生产需要在北方铁路沿线或工商业较发达的政治、经济中心得到了发展。到1913年煤炭产量达1400万吨。但有93％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在机械工业中开始有了机车车辆修理厂和五金机械修造厂，分散于大城市、矿山或铁路沿线。

与萌芽时期相较，近代工业除继续向上海、汉口、广州三大城市集中外，又有分散现象，主要在河北和东北有了新的采矿与加工工业，并出现了哈尔滨、大连、唐山等新城镇。（见图7-2-1）

分析这种分散的基本原因，一方面与外资利用铁路交通条件开始大量掠夺各地矿山资源以及地方政府兴办自己工业有关，另方面，也由于当时上海等地轻工业原料（棉花、小麦等）来源困难。而外地厘税较轻，产品销售方便，许多民族资本与退职官僚，多在有影响的原籍兴办工矿业，谋取利润。但是工业分布偏集于南方、沿海的总形势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