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教师政策变迁路径成因分析_古翠凤
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流动政策研究
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流动政策研究1. 引言1.1 研究背景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流动问题一直是教育领域的重要话题，教师流动不仅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育环境，也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成长。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流动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教师潮”。
这种现象不仅造成教师资源的浪费和教学稳定性的下降，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不确定性和影响。
教师流动问题的背后是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
外部因素可能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等因素；而内部因素则可能包括个人职业发展的需求、工作环境的改善以及学校管理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
如何有效地解决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流动问题，需要政府、学校和教师共同努力。
通过对教师流动现状的深入分析，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管理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师的职业满意度和工作稳定性，为学生的教育提供更好的保障。
深入研究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流动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流动政策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探讨如何有效应对教师流动带来的种种挑战和问题。
具体来说，研究目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教师流动现状，了解各地教师的流动情况和原因，为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探讨外部因素对教师流动的影响，包括政策法规、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进而找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研究内部因素对教师流动的影响，例如教师个人发展需求、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因素，为提高教师满意度和促进教师留任提供建议。
对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流动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总结出现有政策的优点和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以推动教师队伍稳定发展，提升教育质量。
【2000字】1.3 研究意义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流动政策是关乎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教师是教育事业中最核心的资源，他们的流动直接影响着学校的稳定性和教育质量。
研究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流动政策意义重大。
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的路径特征
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的路径特征作者：古翠凤周劲波来源：《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08年第10期基础教育质量政策要解决的是各级各类基础教育培养目标和教学质量标准、人才培养的目标、类型和标准的问题。
基础教育质量政策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教育政策之一，对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着规定培养目标、确定培养方向和人才规格、决定培养模式、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等方面的作用。
基础教育质量政策是导向性目标性基础教育政策，是直接针对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最终委托人，即受教育者。
研究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变迁是理解整个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关键。
系统地分析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的路径特征，对我们今后整个基础教育政策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建国初期到文革前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建国初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全面学习前苏联政府的基础教育政策，出现了第一次由旧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到新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变迁。
这时新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具有国家本位、重知识、重思想政治、重选拔的特征。
具体表现为追求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又红又专，希望把有关巩固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建设的所有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
我国第一次出现了追求传授学科知识、追求升学率的教学实践。
但这与2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片面追求学科知识和升学率不同，这是一种较为全面的追求，其不同点和全面性在于，一是追求学生的又红又专，始终坚持德、智并举的基础教育质量；二是追求学生门门功课、课外活动和生产劳动技能都优秀，而不仅仅是书本上的学科知识。
共同点是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影响了受教育者个性特长的发挥，有向片面追求升学率方向发展的趋势。
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以防止和扼制基础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受损，片面追求升学率等影响基础教育质量的问题。
随着2０世纪5０年代末6０年代初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到来，失业的增加，各级学校的招生规模大幅度下降，降幅在一半左右，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凸现，甚至愈演愈烈。
基础教育教研工作转型发展的路径分析
基础教育教研工作转型发展的路径分析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转型发展是指在当前教育改革背景下，基础教育教研工作通过路径分析实现转型和发展的过程。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转型背景当前教育改革的推进，使得基础教育教研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传统的教育教研工作主要以教师个人或学校为单位进行，缺乏体系化和制度化，教研成果难以复制和推广。
而现代教育教研工作要求更加注重教研团队的建设和研究成果的分享、交流，从而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益。
二、转型路径1.建立教研团队：通过组建专业、高效的教研团队，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和人才，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支持，推动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发展。
2.强化研究能力：重视培养教师的研究能力，鼓励教师参与教育实践研究和课题研究，提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3.建立教研机制：建立科学、规范的教研机制，加强教研活动的指导和管理，让教研成果得到及时的总结、评价和推广，促进教研工作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4.加强教研资源共享：积极推动教研资源的共享，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教研资料库和教研平台，提供学科教研资料和教学案例，促进教育教学经验的交流和共享。
5.注重教研成果的转化：加大对教研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鼓励教研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的有效手段，推动基础教育教学方法和教材的创新和改进。
三、转型效果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转型和发展可以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效果：1.提高教学质量：通过教研工作的转型和发展，加强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教学效果。
2.促进教育公平：通过教研工作的推进，提供教育教学资源和经验的共享，促进教育公平，减少教育差距。
3.推动教育创新：建立健全的教研机制和团队，加强研究能力的培养，鼓励教育教学创新的实践和探索。
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转型发展需要建立教研团队，强化研究能力，建立教研机制，加强教研资源共享，注重教研成果的转化，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创新，提高教师素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发展演变及启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发展演变及启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基础教育政策经历了巨大的演变和发展。
这些变化不仅仅影响了教育体制和教育教学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亿万学生的成长和未来发展。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政策调整、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等角度分析中国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演变，并探讨其中的启示。
一、历史背景及政策调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基础教育面临着许多问题，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积极推进基础教育政策的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实行了“农村初中一应俱全”和“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大大推进了农村和城市教育的均衡发展。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进行，基础教育面临了新的挑战。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
二、教育质量与国际竞争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逐渐提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根据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学生在科学、数学和阅读等方面的表现一直名列前茅，显示出了中国基础教育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
然而，随着国际间的教育竞争不断加剧，中国基础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方面，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和应试教育模式引发了对教育公平性的质疑；另一方面，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成为了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三、改革开放40年的启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演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教育公平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推行的农村初中建设和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有力地提高了农村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
然而，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问题的出现，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推动教育公平，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其次，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路径成因分析
质 和人 民中存在的社会意识这一非正式 制度 。而制度或者 ｌ 量 政 策变 迁 出现 供 给 过 剩 的 局 面 。 二 是 随 着政 府 意 志 由增 巩 政策是交易活动中所形成的规则。这一规则主要用来消 ｌ 强 国力 、 固政 权 变 化 到 改 变 旧有 的政 治 意 识 形 态 、
古翠凤 ： 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路径成因分析
为基础教育政策变迁 的主体 ，变化为政府主体与非政 府 ｌ 础教育质量政策的变迁 中，受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作为
主体或受教育者共同作为变迁主体 ， 并逐步向以受教育 ｆ 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的委托人的地位开始逐步确立。受
者为主的情况转变。 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 由纯强制 ｌ 教育者等非政府主体开始为基础教育质量政策设定 目
速而充分体现 了政府快速增强国力 、加强集权 和巩 固政 ｆ ， 教 育 者 为 委 托 人 时 ， 础 教 育 交 易 活 动 的 规 则 ， 以受 位 基
权等意愿和意志。 但这些政策难 以巩固和稳定 ， 一是民众 Ｉ 即基础教育交 易活 动的制度或政策 ，就逐步 由以政府作
・
６ ・
知识考察 ， 大大 削减 了科学文化知识课程 。 础教育质量 基 础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呈现出由纯强制性政策变迁向半强 ！
制性政策变迁， 再向半诱致性政策变迁的路径特征。 委托 ｆ 政策在文革前出现了较大 的变迁和反复 。文革前 的基础
教育质量政策变迁基本上是一种纯强制性政策变迁的动 人参与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制定，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将以 Ｉ 诱 致性变迁为主导。
一
ｌ 政策变迁完全 出于政府的意愿 ， 因， 并没有得到非政府主
我国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变迁的路径与特点——基于1978-2013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曲铁华崔红洁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zz1106。
收稿日期：2014-03-27作者简介：曲铁华（1962-），女，辽宁铁岭人，教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和教师教育的研究；崔红洁（1990-），女，辽宁营口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长春，130024。
摘要：我国教师教育政策从1978年至2013年经历了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
通过对其政策文本的分析和解读，透视出教师教育政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变迁的路径，即从工具本位向教师本位的移行；从注重职前培养向职前职后教育一体化过渡；由强调效率到更加关注公平；由一元化迈向多元化。
同时，我国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变迁过程，呈现出追求“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均衡化、一体化”和“多元化、开放化”的特点。
关键词：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变迁；政策文本中图分类号：g649.21；g65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3-0070-0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经历了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透过政策文本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教师教育政策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在一定时期内总会遵循着某种比较明显的倾向性原则，我们称之为价值取向。
严格意义上来说，教师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指教师教育政策主体在制定教师教育政策过程中价值选择的总的趋势和价值追求的一贯倾向，其又具体表现为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确立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去制定什么样的教师教育政策，以及如何去寻求、确认、实现、创造和分配价值。
［1］有学者认为，“教育政策价值取向除了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等显而易见的特点外，还具有主体性、制约性、预存性和外显性等特点。
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一系列特点表明，其作用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突出作用就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
基础教育教研工作转型发展的路径分析
基础教育教研工作转型发展的路径分析作者：范静怡来源：《课程教育研究·学法教法研究》2019年第01期【摘要】教研工作属于我国基础教育中的重点环节，随着教育领域的持续性发展以及基础性教育课程的不断改革，基础教育教研工作也需要不断的发展创新，这也是推动基础教育持续发展的关键。
对此，为了更好的推动基础教育发展，本文进行简要分析基础教育教研工作转型发展的路径，希望可以为教师提供一定帮助。
【关键词】基础教育；教研工作；转型发展；路径【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9）01-0033-01引言伴随着教育领域的综合性改革以及基础性教育课程的改革深入发展，教研工作在构建道德体系、完善课程教育环境、推动课堂教学发展改革、打破传统考核评价模式等方面也受到了更高的挑战与要求。
对此，探讨基础教育教研工作转型发展的路径具备显著教育改革价值。
一、创新教育价值理念价值观念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层面上对“教研工作的开展”提供更高层次的概括与抽象，所有的教研活动与策略都必须基于价值观念的同时出现，都必须在涉及价值理念的同时实现问题预设，如果没有价值观念，便会失去教材的基本原则以及个别实在的意义认知[1]。
在具体工作中，一方面需要强化服务意识，突出“用户”思维是保障长期发展和改革创新的关键。
教研系统必须充分意识到教研机构属于业务支持性部门，而不是行政管理型部门，应当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教育决策的相关服务，同时为基层教育部门提供教育教学的实践性帮助，教研工作必须彻底摒弃话语权威、上位管理、学术霸权等思维，并研究“用户”的需求，进而确保教研工作的实效性以及针对性[2]。
另一方面需要根据经验惯例的探讨转变为基于事实的数据研究。
一线教师属于重要的教育资源，但是一线教师习惯与采用经验惯例的方式进行教学研究，这一种研究模式必然会导致价值导向、利益引导等问题的发生，从而出现“唯我”性的极端立场。
对此，教研工作者需要坚持并贯彻教育实际的基础性原则，将教育的现象当做是教学本身，并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与规章，基于“经验惯例”结合“事实数据”的研究方式相结合，以经验惯例的方式完成事实数据的探讨与分析，从而实现对事实的检验，保障教研发展方向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发展演变及启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发展演变及启示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的基础教育政策经历了深刻的发展演变。
从当初的封闭教育体制到今天的开放多元，中国的基础教育政策在推动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以及培养创新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以下是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发展演变的回顾及其所带来的启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教育政策主要侧重于重建与改革，重点关注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教育制度的调整。
此时的教育政策注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行多元开放的教育体制。
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对于打破过去的封闭教育格局，引入外国教育经验，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阶段的教育政策启示我们，在教育改革中要解放思想，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不断创新教育体制，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奠定基础。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教育政策开始强调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
在这一时期，教育改革政策注重加强师资培训和学校管理，实行素质教育和分层管理，推出了“两基”补偿政策等。
这一阶段的教育政策使得教育资源得到更加均衡的配置，提高了教育公平，激发了教育质量的提升。
这一阶段的教育政策启示我们，在教育发展中要注重提高教师素质，创造公平的教育环境，为每个孩子提供平等的机会，全面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教育政策开始注重发展创新教育和艺术教育。
这一阶段的教育政策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着力推动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鼓励学校和教育机构创新，推动教育模式的变革。
这一阶段的教育政策启示我们，在教育发展中要加强对创新教育和艺术教育的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为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供强大的支持。
当前，中国的教育政策开始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和国际化教育。
近年来，教育政策鼓励学校推行素质教育，倡导学校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核心，注重学生的品德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教育政策也倡导国际化教育，鼓励学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职教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职教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分析作者：汤秋丽赵英来源：《现代教育科学》2021年第03期[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职教教师教育政策经历了起步探索、恢复调整、巩固发展、提升创新等四个阶段。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研究发现，影响我国职教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深层结构是权力管理模式、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文化观念。
政府理性选择、国际教育理念和社会市场需求使制度变迁呈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色彩。
制度变迁中主要包含微调式变迁、置换式变迁、转换式变迁和断裂式变迁。
我国职教教师教育政策变迁中路径依赖的突破主要依赖于制度变迁的四种类型，从而实现职教教師教育政策的创新。
[关键词]职教教师教育政策;历史制度主义;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动力机制[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1）03-0091-07[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3-01建国70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职教教师数量大幅增加，质量不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职教教师教育政策的支撑和引领。
然而，目前我国职教教师教育政策中仍存在着制度落实不到位、激励体制不完善、教师培训形式化等问题。
本文基于1949—2019年间职教教师教育的相关政策资料，利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3个层面深刻剖析职教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总结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职教教师教育政策的演变特征，以期能为职教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思路，为更好地推进职教教师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一、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分析框架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将制度与历史过程紧密结合，从历史角度分析和解释制度问题，阐述影响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多重变量的相互关系及作用，帮助人们发现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使人们更准确地考察历史、理解历史以及判断历史[1]。
历史制度主义将理性选择主义的“行动者”与组织学制度主义的“深层结构”有机结合起来，创新性地将中层制度作为研究核心，构建了“宏观背景—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分析视角。
基础教育办学政策变迁路径及特征
基础教育办学政策变迁路径及特征作者：古翠凤来源：《内蒙古教育·理论研究版》2008年第08期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基础教育办学政策特征第一阶段的基础教育政策变迁路径特征显现在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
1949年至1980年为这一阶段，其主要特征为中央政府统一基础教育投资、分级管理，以省为主。
基础教育办学政策的特征是追求投资和管理的集中，其中投资权的集中比管理权的集中更甚。
基础教育的办学的投资由中央政府集中提供，取缔民办学校。
在公立学校的基础上发挥社会（非政府）投资的辅助办学作用，主要表现为向社会和受教育者收取基础教育费用。
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集中在省、县级政府。
基础教育的投资与管理是相对分离的，基础教育的投资权和管理权是相对分离的。
这种分离有两种基本情况，一是各级政府投资权和管理权的相对分离，二是非政府的投资权与政府的管理权的相对分离。
各级政府投资权和管理权的相对分离，可以称之为投资权与管理权的垂直错位分离，而垂直错位分离又可分为负错位分离和正错位分离。
投资权与管理权的负错位分离指的是，投资权在下一级政府，而管理权在上一级政府；投资权与管理权的正错位分离指的是，投资权在上一级政府，而管理权在下一级政府。
改革开放前的基础教育办学政策主要表现为投资权与管理权的正错位，即投资权在较高一级的中央政府，而管理权却在较低一级的省、县级。
建国初，中央实行集中的办学政策，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高度集中。
这种投资权在上一级政府，而管理权下一级政府的正错位分离办学政策，抑制了下级政府的办学积极性，尤其是办学投资的积极性，形成了各级政府等、靠、要的办学行为模式。
非政府的投资权与政府的管理权的相对分离，可以称之为基础教育投资权与管理权的水平错位分离。
其中又包括非政府投资、政府管理的正错位分离，和非政府管理、政府投资的负错位分离。
改革开放前的基础教育办学政策主要表现为投资权与管理权的正错位分离，即非政府投资，政府管理。
基础教育公共品属性的历史变迁分析
基础教育公共品属性的历史变迁分析作者：古翠凤来源：《教育观察·上旬》2012年第10期[摘要]联系公共品理论，阐述基础教育公共品属性的历史变迁。
基础教育在古代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内是私人物品，由私人自行获得与消费。
从近现代开始，基础教育逐步转变为准公共品，部分由政府和社会提供。
当下的基础教育已成为公共品，完全由政府和社会提供。
[关键词]基础教育；公共品属性；历史变迁[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2）08-0019-03一、古代基础教育的私人物品属性基础教育作为私人物品或公共品，其属性的变迁有一个历史过程。
在古代，正式的基础教育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非所有社会成员的必需品。
只有极少数的社会成员能享用这一物品，所教知识对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与生产影响不大，因而也不是社会的必需品。
所谓曲高和寡，基础教育消费的结果对除消费者本人之外的其他人或社会影响不大，即其外部性较小。
只有具有强的必需性的物品才有可能具有强的外部性。
由于当时基础教育的办学规模很小，大多是私塾等私人开办的基础教育组织，资源和投入都十分有限，接受教育者必须付费，因此，基础教育在当时具有较强的消费排他性。
而因当时的基础教育成本对于整个社会的总收益来说相对高昂，因而增加一个基础教育消费者，其基础教育成本的增加相对于整个社会的收益、资源和投入来说是非常显著的，所以不能忽略每增加一个基础教育消费者的基础教育边际成本的增加，因为基础教育消费者的增加必然引起基础教育总成本的大幅上升。
而投入基础教育的资源和成本增多，必然会造成本来总量就非常有限的社会总资源的显著减少。
社会或国家没有给予基础教育规模性的投资，因而基础教育就不存在规范经济。
因为其边际成本显著，具有显著的拥挤性或竞争性，即不存在弱的竞争性，所以，基础教育在当时不具备强的必需性和外部性、弱的排他性与竞争性，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
基础教育供给的历史变迁
作者： 古翠凤;周劲波
作者机构：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
出版物刊名： 内蒙古社会科学
页码： 139-144页
主题词： 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免费教育;供给;变迁
摘要：随着基础教育由私人物品演变为混合物品再演变为公共物品，其供给也由原来的私人供给转变为私人、公益（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的共同供给，再转变为主要由政府供给。
基础教育总的供给趋势是由私人志愿提供和消费到国家的强制提供和消费，即由非义务教育转变为义务教育，而且义务教育的年限在逐步扩大，义务教育的免费程度也在逐步扩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发展演变及启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发展演变及启示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基础教育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和变革。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基础教育政策主要是以普及义务教育为重点，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政策主张也逐渐转向提高质量，发挥个性，降低差距。
1985年，教育部颁布《教育改革的若干说明》，提出“加强素质教育，全面推行‘六统一、八小对口’的课程改革”。
1993年，教育部再次颁布《综合素质教育实施办法》，从理论上全面论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目标、方法和要求，并提出了“六统一”、“八小对口”、“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21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政策进一步加强了质量要求，推行素质教育，注重学生全面发展。
2001年，“加强义务阶段教育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行教育满意度和社会满意度相统一的办学指导思想”的方针被确定，《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文件也相继出台。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接国际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监测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推动基础教育政策的更新和进步，提出“以素质为核心，以能力为导向，以差异学生为本”的教育方向。
当前，中国的基础教育政策已经趋于稳定。
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促进公平优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强调了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加强学前教育、完善高中教育等方面的措施。
中国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演变表明，政策要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全面，系统，科学的原则为依据，同时必须尊重教育规律，才能保证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此外，中国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注重互动，政府，学校和家庭应当共同参与。
其次，关注质量要求，适应社会需要和国家要求。
最后，必须注重差异化和个性化，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能力培养。
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我国基础教育制度与政策的演变_范文模板及概述
我国基础教育制度与政策的演变范文模板及概述1. 引言1.1 概述这篇长文将探讨我国基础教育制度与政策的演变历程。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它关乎着社会的发展和未来人才培养。
因此，了解并分析我国基础教育制度与政策的演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教育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引言部分将介绍文章的背景和目的，为后续内容做铺垫。
第二部分将回顾近现代中国基础教育的起源及其演化过程。
第三部分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情况。
第四部分将详细阐述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制度与政策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最后一部分将总结历史回顾，并展望未来我国基础教育制度与政策可能采取的发展趋势。
1.3 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基础教育制度与政策的演变历程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全面了解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
同时，本文还将从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出发，提出具体改进方向和建议，为优化我国基础教育制度与政策做出贡献。
2. 基础教育制度与政策的起源2.1 近代中国基础教育概况近代中国的基础教育起源于19世纪末，当时中国正面临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国内政治动荡的困境。
为了摆脱这一状况并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必须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1898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堪称近代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为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提供了奠基性基础。
2.2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教育改革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期，由于中共与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合作关系，对于教育改革有了积极影响。
该时期以胡适、陈寅恪等人提出的新文化运动为主导，对封建传统观念进行彻底否定，并推崇科学、民主和思想解放。
同时，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以普及小学为重点的现代化学校制度。
2.3 新中国成立后的基础教育制度与政策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
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制度与政策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
首先，中央政府推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儿童接受教育。
对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回顾与反思r——基于政策分析视角
对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回顾与反思r——基于政策分析视角张凤梅【摘要】课程政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会因为当时的经济、政治等外部条件的限制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与特征.文章以我国的基础性课程政策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变化过程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基于政策分析视角,反思了基础教育课程的政策.它的主要特征以社会取向作为研究的目的,教材的设置由"国定制"变为"审定制",课程的政策重大决定模式是中央集权.【期刊名称】《黑河教育》【年(卷),期】2017(000)005【总页数】2页(P3-4)【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分析【作者】张凤梅【作者单位】西藏拉萨市第八中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正文语种】中文一、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研究的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课程理论和课程改革实践没有真正达到融合，理论向实践转化的效果不理想。
理论与实践不应该被独立于课程研究的范围之外，而应该作为课程研究范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课程理论应该作为课程改革与实践的指导，这样才有利于挖掘课程理论的深度。
课程政策分析可以在宏观上作为解决课程研究的基础和方法，课程政策分析是一项填补课程研究领域空白性质的工作，理论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课程政策的涵义、本质及其载体的解读1.课程政策概述课程政策的内容是指关于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当中，涉及的内容和在课程的设计过程将内容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重新组合。
课程政策的本质是在符合学生发展的特点以及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特点入手，并结合各个地区、方面以及层次的特点，对于课程进行进一步的具体化。
其根本的目的是进行课程的利益与权利的合理分配，进而调节课程领域内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课程的最终目标。
2.课程政策的根本属性课程政策的根本属性指的是最能体现政策内涵的根本属性，已有的研究对它的表述是政策在本质上有关权力分配以及由权力分配而带来的利益分配。
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发展变化的几点评析
（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政策50年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国家高度统一性，基本趋势是多样化，两者都是中国历史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
课程政策是教育政策的具体化，又集中反映教育政策的变化。
而教育政策，受制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
因此，课程政策，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国家的教育意志，是国家在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课程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经济政策变化的影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稳固国家政权，实现人民思想意识的一致性，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是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
我国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
文化教育，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国家实现统一意志，宣传组织人民统一思想和认识，集中力量、实现国家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思想工具，其政策的制定，当然也必须服从于政治经济的需要。
中小学课程教材政策，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根据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来制定。
因此，当时制定了在中小学实行中央管理课程，全国统一编写和使用教材的政策。
"十年内乱"期间，教育受到巨大冲击，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课程政策的全国集中统一性，根本无从谈起。
这对国家的基础教育造成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内乱"结束后，中国又面临着恢复和发展教育的重大问题。
为尽快实现国家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又又采取了中央集权的课程管理政策和教材政策。
这种政策的实行，有利于尽快结束全国教育的混乱局面，建立国家教育的权威性，实现国家的教育意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央作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定。
目的是全面解放生产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与此相适应，中央作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放了教育管理权，对课程政策也作了改革。
在保证基本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实行课程教材的多样化；教材的编审分开，不同地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编写和使用教材等。
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政策及其分析
公平与效率 ----教育政策价值标准选择中的困境
● 效率优先的教育政策效应分析 在当前的基础教育办学中，功利主义的效率标准仍然是 一种主流的价值取向。 这种教育既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少数所谓的“精 英”，也造成了对大多数受教育者的压抑和部分受教育者 的摧残。 ● 公平优先的教育政策效应分析 公平与效率都是教育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两者应是平等的地 位。 我们在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中注入新的元素----正义原则， 对教育权益的弱势群体进行制度补偿，而这也就是我们研究教育 政策价值取向的意义所在。
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推进思路
1.教育公平的解决途径：教育均衡发展 2.教育均衡的的关键：发展农村义务教育 3.改革突破口：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4.兼顾教师的素质提升和课堂教学改进问题
5.教育均衡是一个涉及到多部门的系统工程
新闻： 海口城区与农村学校差别大
教育不均衡问题
待解决
新华网海口11月3日电（记者卜云彤）海口市人大常委会 据调查，海口目前农村中小学所使用的教学仪器、 近年来，海口城区人口增长迅速。琼山区城区人口从 近日组织调查发现，一些城区学校学生由于校园狭小，学 体育器材大部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购置，需要更新、补 1988 年的5.6万人发展到目前的25万人，而学校仅增加1所 生要轮流做早操，而农村学校教学设施设备简陋，一些老 充的教学仪器或设备至少占 70％。虽然海口市2006年 中学和 1所小学，远远不能满足义务教育阶段学位需求。 师兼任几个年级、几个学科的教学。人大代表指出，应尽 投入 7792万元，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但不少学 快采取措施，解决城乡教育严重不均衡的问题。 另一方面，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由于农村学校教学设施 校人去楼空。琼山区潭文中学 1988年有968名学生，现 设备简陋，教师素质低，许多人不惜舍近求远，找熟人、 在只有 528名学生。美兰区上云小学1988年有88名学生， 托关系，把子女送到城区学校读书。 现在仅有8名学生。许多撤销或合并的学校土地闲置荒 废，现在都成了农民堆放杂物、圈牛养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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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教师政策变迁路径成因分析古翠凤（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西桂林，541004）［摘要］在基础教育活动中，教师是基础教育及其政策变迁的主要影响者，归根结底，这源于教师人力资本的影响力。
研究基础教育教师政策变迁路径，可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理论来阐述与预测我国基础教育中教师政策变迁路径的成因和发展趋势。
此外，我国基础教育中教师政策变迁路径还可通过强化代理人治理、切实制定及实施教师专业标准与突出基础教育人力资本产权来提升。
［关键词］基础教育；教师政策；政策变迁；变迁路径；成因分析［中图分类号］G4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2）07-0051-03［基金项目］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科学研究工程项目“广西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政策研究”（ＹＢ２０１２０１５）。
［作者简介］古翠凤（１９７５—），女，广西柳州人，硕士，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
一、教师是基础教育代理人教师是基础教育活动的最终代理人。
政府加强对教师的治理和监督是基础教育民办教师政策变迁的动因之一。
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他们与所有交易活动中代理人的差异在于，教师拥有大量私人信息。
因此教师可能做出与委托人目标不一致的行为，所以这一活动需要得到监管。
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委托人包括基础教育活动的管理者、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投资者与受教育者等。
具体而言，学校管理者与学校是直接委托人，是第三级委托人；各级政府、各种非政府组织与社会作为基础教育的直接投资者，是第二级委托人；受教育者是最终的投资者与委托人，是第一级和最初的委托人。
上述交易双方的信息拥有情况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完全对称；二是部分对称或部分不对称；三是完全不对称。
而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双方拥有的信息处于完全不对称的状态。
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委托人的目的是跟随教师学习未知信息，所以学生无法对基础教育所教授的信息作出评判，因而，学生也根本不能对教师在基础教育活动中的行为作出监督和治理。
因此，只有转而通过学校投资者、学校与学校管理者这样一个曲折的委托代理链来完成学生对于教师的治理和监督。
在基础教育中，中小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为突出，所以中小学生对教师的治理和监督根本不可能实现，只有通过中小学生与教师之外的委托人和代理人来间接实现中小学生作为最终委托人及其对教师这一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最终代理人的治理和监督。
在我国最初的基础教育的民办教师政策中，几乎谈不上对教师的治理和监督。
民办与公办是相对的概念。
“办”字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出资雇用，二是管理。
公办就是政府出资雇用教师并对其进行管理。
民办就是由民间出资雇用教师并由学校和教师自主管理。
当时，在农村中小学中，绝大多数教师是民办教师。
这些民办教师因为其工资来源于非政府的民间渠道，因而没有稳定的保障。
民办教师没有得到应有的工资待遇，又没有政府的管理，所以其教学质量一直不能得到保证。
于是后期的基础教育民办教师政策就采取了清退和转变民办教师的做法，逐步考核民办教师，使其数量逐年下降，将合格的民办教师转化为公办教师，纳入政府管理、治理和监督的制度中来。
第１卷第７期２０１２年９月教育观察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Ｎｏ．７Ｓｅｐ．２０１２DOI:10.16070/45-1388/g4s.2012.07.020二、教师专业标准政策变迁路径分析政府、学校的非政府投资者、学校和学校管理者对于教师的治理，则需要通过教师政策来实现。
我们此前实施的教师资格政策，就是对教师的初步治理。
教师资格政策只对教师的活动和行为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即不达到此要求，就不能成为教师，即其不具备作为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代理人资格。
但仅有起码的资格显然不够，要想使基础教育质量有所保证，使其更好地达到学生、各级政府与基础教育投资者等委托人的目标，我们还必须从政策上加强对基础教育代理人，即基础教育教师的治理，建立基础教育教师专业标准。
教师资格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颁布和实施，使我国基础教育具有教师资格标准，但教师资格标准不能替代教师专业标准。
教师资格标准是国家对准备从事基础教育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规定了从事教师职业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但教师资格只是对教师职业的准入要求，远未达到专业标准的要求。
教师从取得教师资格到达到教师专业标准，逐渐走向专业成熟，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专业发展过程。
国际上有关教师专业标准的认识存在差异，美国等国家强调教师的专业自主性标准，欧洲国家重视教师的学历知识标准。
我国虽然没有明确的严格意义上的教师专业标准，但我国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体现了教师专业标准的内涵，也可称之为教师专业标准的一部分，而且是较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样，我们现有的专业标准就只有教师职业道德这一个方面的标准，还很不全面。
我们有必要在今后建立起包括教师职业道德在内的完整的教师专业标准及其政策体系。
对照国际上教师专业标准的基本内容，我国教师专业标准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基础教育教师专业伦理或职业道德标准：包括社会责任感、基础教育使命感，对待学生、家长和同事的态度及对自我的认知和自律精神等。
基础教育教师专业自主标准：包括专业团体的权力、专业威信和专业主权等。
基础教育教师专业学历标准：中小学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学历水平。
基础教育教师专业知识标准：中小学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文理学科综合知识和任教科目的学科知识。
基础教育教师专业技能标准：中小学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基础教育科学与基础教育技术、课程理论与方法技术、教学理论与方法技术等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基础教育教师专业学术研究标准：中小学教师必须具备从事基础教育、教学、教法、教材、课程、学科与科目的科学研究能力，并能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开展基础教育科研活动，为基础教育科学与基础教育技术、课程理论与方法技术、教学理论与方法技术等作出新贡献。
今后，以上这些基础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将贯彻到基础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与基础教育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教师职前、职中、职后培训等基础教育政策当中。
三、教师自主发展政策变迁路径分析教师人力资本价值难以度量，而且价值信息易于隐蔽。
首先，教师人力资本的价值难以界定，因为人力资本范畴里的管理能力、知识等，难以用普适标准来度量，所以，人力资本的定价问题一直是经济学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在教师人力资本市场上，一般把受基础教育程度作为其人力资本价值的度量依据，认为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比接受一般的基础教育投入成本高，接受基础教育的时间越长，人力资本的价值越高，同时也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较高的智力、较强的毅力和竞争力等。
虽然也存在学历证书、职业证书、个人履行等人力资本价值显示信号，但相对非人力资本信息而言，这些信息是残缺的。
由于受基础教育体制、办学条件、个人思想观念与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把受基础教育程度作为教师人力资本价值的度量依据并不十分准确，而且是难以直观量化的，特别是现实中还存在着“高分低能”的现象。
同时，由于人力资本价值更多在人力资本运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这必然决定了人力资本价值信息具有更大的可隐蔽性，即个体的工作能力与工作表现，只有自己最清楚。
也就是说，在交易活动中，其拥有私人信息。
其次，如前所述，教师人力资本在使用过程中有保值、增值甚至贬值的可能。
这就使教师人力资本的价值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一方面，由于教师的工作性质，教师总是不断接受信息和积累经验，因此人力资本存量也总在增加；另一方面，教师原有的知识、技能等也因社会及科学的发展而贬值，使人力资本价值有所降低。
教师人力资本越多，意味着教师投入教学与基础教育中的知识、技能、时间、精力与努力越多，越能保证教学与基础教育质量。
教师专业化是教师人力资本资产专用性的体现，教师职业越是专业化，教师人力资本资产专用性就越强。
基础教育教师人力资本是高度专业化的信息载体及其处理主体，说明教师人力资本在使用、交易以及收入分配要求上的差异，也说明教师人力资本在分工与合作中表现的不同合作方式。
专业化人力资本更多表现为智力资本，随着知识、信息的急剧扩张，人力资本中的智力成分迅速向深度专业化发展，专业化人力资本成了高度专业化信息的载体及其处理主体。
在基础教育教师人力资本的交易中，强信息的人力资本更难由市场买卖直接定价。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当交易双方的资产专用性强，双方各自拥有的私人信息多，市场上存在着双边垄断等这些导致交易费用高昂的因素时，产权一体化的必要性就出现了。
在这种产权一体化中，一方兼并或购买另一方，将决定双方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量。
而产权理论指出，拥有产权的一方兼并另一方的产权，为获得更大的利益，他必须投入较多的人力资本，而被兼并的一方则相反，会投入较少的人力资本。
教师人力资本的产权与教师不可分割，且始终属于教师个人。
教师如果兼并学校，获得学校产权，则可能增大对其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使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得到保证和提高。
如果教师只是单纯从形式上将自身的人力资本产权出让给学校，则其会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从根本上影响基础教育质量。
鉴于基础教育教师人力资本的特殊性，我们应当制定相应的基础教育教师人力资本产权政策、人力资本与其他办学资本的产权配置政策，从而建立起基础教育教师自主发展政策。
其政策思路是由教师向学校出卖人力资本，即校方通过购买教师人力资本产权而兼并教师人力资本产权，变为教师购买校方资产，即校方向教师出售资产，由教师人力资本产权兼并校方产权的政策。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作为兼并方的教师就会在基础教育的交易活动当中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或者说为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投入更多资金，而教师人力资本越多，则意味着教师投入教学的知识、技能、时间、精力与努力越多，越能保证教学质量。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兼并校方产权的政策，就是让公办学校成为民办学校或教师主办学校。
改变教师在基础教育活动中的代理人地位，将其变为出资人和委托人，这就解决了因为基础教育拥有完全的私人信息，而使教师代理人难以治理和监督。
一方面加强对教师代理人治理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将教师变为委托人，将学校变为教师的资产，出台和实施教师自己管理学校、自主发展的政策。
改变基础教育研究者为政府政策制定者或其他基础教育投资者“御用”的现状，与从事实践的教师相分离的高度层级化政策。
改变教师处于层级化的低层次的状况，因为教师处于无权的地位，所以教师只能被动听从管理人员、课程论专家与教科书编写者的指导和安排，而教师的意见却无足轻重。
作为行为主体的教师等一线教育工作者，其既执行上级领导部门的决策，又有策划职责范围内工作的决策权。
这种决策是行政决策不可能取代的，是行为主体对自身行为创造性的策划过程，只有实践者才能进行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