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于文献与文化之间的小说研究--读涂秀虹《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

文辕陶赟出入于文献与文化之间的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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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涂秀虹《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
陶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涂秀虹著作《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2017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十余年来在建阳坊刻
小说研究领域孜孜不倦地耕耘,本书是她多年学术心血的结晶和硕果,是明代小说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之力作。

研究明代小说,建阳书
坊之小说刊刻是绕不开的审视对象,因其在明代小说史、乃至整个
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对这一论题展开研究无疑可为中
国古代小说研究添砖加瓦。

本书主体部分由导论与正文九章构成。

导论为建阳刻书定下“传承经典、普及大众”的基调。

第一章总论明代建阳刊小说及其地域文化特征。

二至四章分论讲史、神魔、公案三种明代建阳最具代表性的类型小说编刊机制及其文化背景。

五、六二章以经典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为个案,展示其建阳刊刻情况及嬗变。

第七章对读《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还原历史演义这一附生于历史文献的小说文本的生成过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继《三国志演义》而后出,是建阳书坊组织文人自编自刊历史演义之典范。

第八章以《水浒传》为中心,从读者接受的维度探析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简本的传播与艺术价值。

第九章着眼建阳刊小说插图形式,探寻建阳刊小说以上图下文为主的插图形式之源流与传播意义。

从以上内容简介不难发现,该书作者对建阳书坊小说刊刻诸多问题进行
了宏观思考及微观研究,至少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一尧致广大而尽精微
文学研究多元而立体,有内部外部之分,以文学作品艺术价值
涂秀虹,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书坊刻书研究。

为兴奋点的内部研究固然重要,以文学生成与发展的摄动力及摄动力彼此间关系为视点的外部研究同样意义非凡。

陈大康先生曾指出,明清小说有作者、书坊主、评论者、读者以及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五个交叉影响、互相制约的因素。

1〇唯有还原这些制约文学的诸多要素的真实历史面貌,我们才能对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形成立体而科学的认识。

明万历开始,中国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飞速发展,建阳书坊作为小说生产的重要参与者,对小说的生成与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抹去建阳刊刻小说,明代小说将损失半壁江山。

涂秀虹教授在长期研究中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明代建阳为何会成为小说刊刻的中心?建阳究竟刊刻了哪些小说?建阳刊小说有什么特点?是否受到刊刻地域文化背景的影响?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起过什么作用?《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的出版,受到学术界关注,王昕发表于《光明日报》的评论认为,本书吸收和借鉴了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理清明代建阳刊小说编刊情况的基础上,主要体现了两条基本的研究思路,一是考察建阳刊小说的地域特征,二是考虑建阳刊小说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贡献。

2〇近年来古代通俗小说编刊是学界研究热点,但像本书这样地毯式蒐集建阳书坊小说文献,总体观照建阳书坊小说刊刻历程,并将明代建阳书坊刊小说置于福建刻书、建阳书坊刻书传统的背景中来讨论的论著并不多见。

考察小说刊刻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揭示建阳刊刻小说的地域特征,是该书区别于以往相关论著的重要特点。

学界以往对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一般关注小说创作的地域特色和地域文化对创作的影响,较少涉及小说的编刊。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从地域文化对小说刊刻环节的影响来研究建阳刊刻小说之版本特征形成的原因,认为建阳刊刻之小说多为书坊自编自刊,与闽地之教育普及、史学积累、清官文化、民间信仰等关系极为密切;而题材特征明显,风骨刚健,则是朱子闽学深入影响的结果。

尽管小说刊刻与地域文化关系是本书一个重要立足点,但作者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此,考察建阳坊刻小说始终没有离开古代小说史演变这一大背景,充分肯定建阳刊小说对明代小说发展的推动作用。

比如,明代小说兴盛于嘉靖以后,早期刊刻的小说较少,以往一般认为这是小说创作情况使然,但《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则提出这也“与建阳书坊有很大关系”,建阳书坊的刻书与经营状况影响
了明代小说的出版与传播。

本书所论小说题材和类型,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普遍关注的问题,作者结合闽北乃至福建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特征进行考察,讨论多有深入和拓展。

比如,认为“家有法律,户有诗书”的深厚的立法传统决定了公案小说的类型特征,公案小说突出表现清官形象的文学特征则与建阳文化中儒家礼义思想根深蒂固、崇尚清官、多出清官有很大关系;明代中期以后,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社会风气的渐变,使建阳刊公案小说具有世情小说的内核,但又以道德礼法谆谆教诲。

认为福建及周边地区民间信仰特别兴盛、浓厚的信巫好鬼文化氛围决定了明代神魔小说的编刊集中出自建阳书坊。

作者还以福建多种古老傀儡戏现存关索戏为旁证,结合图像、文本分析北京永顺堂刊本《花关索传》可能翻刻自建阳刊本,从而判断“花关索故事并入三国故事”“应该是由建阳书坊完成”。

这些观点,对于当前的小说和俗文学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本书力图展示建阳坊刻小说的方方面面,在宏观论述的基础上,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行微观剖析。

作者精心结撰,既求广大,也尽精微,向读者缓缓展开明代建阳小说坊刻的历史画卷。

宏观中夹以微观文本分析是本书的突出特征之一。

宏观论述从整体把握明代建阳书坊小说刊刻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及其文化成因,微观研究聚焦局部,通过个案分析支持宏观观点。

作者将系统论思想贯穿全书,正如袁世硕先生为本书作序时所言,本书虽然基本上是版本研究,“但却展示出了一般以解析评论有代表性的小说名著为主体的小说史顾及不到的现象和问题,使一般小说史已书写的现象和问题得到深一层的理解,似乎可以认为是明代小说史书写的另一种模式。

”
二尧以文献为起点的扎实研究
文献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勾连文学与文化的桥梁,没有可靠文献的文学研究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年鉴2018》,由陶运宗撰写的“论著评介”首先肯定此书的文献价值:“一是通过版本调查,掌握明代建阳刊刻小说的概况。

明代建阳刊刻小说众多而引人注目,现存仅明朝万历年间建阳小说刊本就达70余种……该书对各个版本都作了简明提要,大大方便研究者进一步研究。

二是利用版本校勘对比解决小说史难题。

通过对建阳版本特色的把握,通过与其他地方刊刻版本的细致对比,能
清晰理清不同版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建阳刊刻《水浒传》中,余象斗双峰堂本是现存《水浒传》版本中明确刊刻时间最早的一本,通过对建阳刊本《水浒传》刊刻和传播的考证,可以判定田虎王庆故事不是施耐庵原著所有,而是建阳书坊的插增。

又如对《水浒志传评林》简本等等考察,使我们理解简本小说是根据时代变化以及不同读者需求而定位,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通过《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与建阳刊本的比勘,我们能清晰看到建阳刊本的通俗化、娱乐化特点。

”3〇
建阳刊刻小说主要集中在明代,数量甚多,近代以前中国小说地位很低,建阳刊刻小说的质量大多比较粗糙,兼之近代战火等原因,不少小说在流传过程中散佚。

虽几大古代小说丛书影印了不少建阳刊小说,但要全面搜集爬梳文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故纸堆中整理小说目录,四处搜寻小说文本文献极耗心神,而阅读研究刊印不佳的小说文献更是费眼费心的苦差事。

本书文献丰赡、翔实,可见作者用功之深。

在进入论题之前,作者先以入选首批珍贵古籍名录的建刻珍本信息来展示建阳宋元明三代灿烂的刻书历史,进而介绍建阳坊刻、官刻、家刻三大刻书系统及三大系统的刊刻情况。

这并非赘语,而是作者的精心安排,正是因为建阳书坊固有的种种刻书传统,明代建阳刊小说才会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如以白话通俗小说为主的语体特征,脱胎于史部图书的按鉴演义与讲史小说的繁荣,及受建阳书坊司法普及读物启发的公案小说集中出现等等。

将明代建阳书坊小说刊刻置于建阳刻书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定位,进而置于整个古代小说发展链条中加以审视,才能凸显其自身特征,以及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的文化意义。

作者孜孜不倦地调查、研究、寻访,力所能及地阅读明代建阳刊行的通俗小说的原本、影印本,统计出130余种明代建阳书坊刊刻小说。

首章对明代建阳刊小说概况进行详细介绍,不仅罗列了建本小说版本信息,对于疑似建本的小说刊本,作者也谨慎辨析并加以收录,使明代建阳小说刊刻基本面貌得以清晰呈现。

在掌握明代建阳书坊刊小说数量及版本信息的基础上,作者又分小说类型来著录小说版本,并论述各类型小说的编刊机制及文化背景。

在具体论述时,如考察小说编刊方式,辨析简本与繁本,基于文字、图像对读的文献分析最为直观有效。

比如探究说岳题材演变的重要一环——
—从《精忠录》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作者就细致对比
了两书图像和文字内容,考察了后者对前者的依承与扩展的情况。

考辨经典小说多种文本系统则更不必说,大量文献对读在文中比比皆是,这是版本研究的必经之路,也体现了作者文献、文学、文化三位一体的治学思想。

作者对小说版本插图也颇为着力。

诚如赵敬鹏所言:“涂秀虹在古代小说刊刻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同时又非常强调理论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功力,因而往往能够在平常文献中收获新得……不仅一扫学界对明代建阳小说及其插图‘粗陋’的误解,跳出了‘地域风格’这种版画研究的惯习,而且还启发我们在小说刊刻层面进一步思考
‘文学与图像关系’,非常值得借鉴。

”4〇
当然,作为文学研究著作,本书以文献为起点,延伸至文化层面,但并未忽略文学本位研究。

如第八章,在版本文献了然于心的基础上,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了《水浒传》不同版本的文学价值。

同时,小说语体与题材选择,小说文体兴盛等问题也是作者重点关注的对象。

正因作者较为全面、扎实地掌握小说原始文献,本书才能对一些文学研究中横亘已久的难题提供有理有据的回答。

三尧从地域文化视角观照书坊小说刊刻
地域文化视角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亦是“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题中应有之义。

明代刻书业繁荣,全国各地出现多个刻书中心,不同区域的小说刊刻各有特点,这是地域文化作用于小说刊刻的结果,因此研究建阳刻书必然要考虑其历史文化背景。

建阳坊刻小说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作者指出,从语体来说,以白话通俗小说为主,较少刊刻文言小说;从题材来说,多集中于讲史、神魔、公案三类题材,极少艳情小说的刊刻,这与官方文化政策导向,闽北理学氛围与区域性文化特征关系密切。

从编刻类型来看,建阳刊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剪灯新话》《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典范作品,一类是典范作品影响下产生的小说;从版式特征来看,上图下文为主,刊刻质量大多比较粗糙。

这些特点一方面源于小说自身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归因于闽地文化背景。

明代建阳书坊最主要的三种小说类型的兴盛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就是很好的案例。

建阳自古有“闽邦邹鲁”“道南理窟”的美称,朱子理学对建阳影响深远。

身处其中的书坊业成员大都秉承了理学大家的道统精神,以“天理”为旨归。

建阳刻书历来重经史,明嘉靖后大量刊刻小说,也不忘其社会政治功用,又兼之明代建阳刊小说的读
者定位面向大众,因此小说有着浓厚的教化性、普及性、实用性。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讲史小说的文体如此兴盛。

神魔小说的大量编刊则与建阳书坊所在地闽北及其周边地区信巫好鬼的文学、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作者从县志和史书中寻找线索,勾勒闽地民间信仰及宗教信仰的推进轨迹,对比民众信仰与神魔小说内在逻辑规律,发现二者思维同构,从而揭示文化之于小说的影响。

公案小说也是明代建阳书坊重要的小说类型,本书认为这是闽地清官理想、法律意识、理学传统与晚明世风日下的社会景观相冲击的产物。

作者回归历史语境,从《建阳县志》中梳理历史文献,展示明代经济文化作用下渐变的社会风气,挖掘公案小说流行的社会文化土壤。

对于建阳刻书的质量,古今学者都颇为关注。

王昕在评论本书时也认为,建阳刻本有一部分编刊粗糙、质量低劣而饱受诟病,研究建阳刻书,这个问题不可回避。

对此,明代文人一般从书坊赢利的角度简单评判,如谢肇淛《五杂俎》所论“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郎瑛《七修类稿》所谓“盖闽专以获利为计”。

确实,建阳刊小说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不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喜爱,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是缩编导致的文本粗陋。

比如胡应麟对“闽中坊贾”所刊的《水浒传》非常不满,认为这些简本《水浒传》“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

其二是上图下文版式导致插图版面狭小、图像稚拙,“略似人形”“只供儿童把玩”的图像满足不了文人士大夫案头清玩的需要。

建阳刊本是不是主要面向这些文人士大夫?普通读者是否具有不同的阅读需求?该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没有考虑这些因素,而简单地认为建阳书坊只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压缩版面、粗制滥造,显然是不妥的。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从建阳的区域文化性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书坊经营策略切入,细致剖析了建阳刊小说编刻类型和版式特征生成的深层次原因。

作者认为“城市文明和市民文化的发展先天不足……缺乏叙事文学丰厚的土壤”使得建阳编撰刊小说缺乏原创性大手笔的精品。

而版本面貌粗陋、版式特征较为单一,则是与建阳书坊明确的读者定位和销售策略有关。

经济文化实力决定了建阳书坊只能将其读者对象定位为文化层次较低、消费能力较弱的普通民众,而上图下文的版式正是其经营策略的直接体现。

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刻书传统:传承经典,普及大众。

其意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普及和传承发展不可低估。

5〇
当然,作者也关注到明代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的发展变化,特别
以《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经典小说的刊刻为例,分析文本、版本和插图风格等方面对江南刊本优势的吸收和借鉴,目光独特地关注到建阳刊本与江南刊本的融合,并以此来探讨建阳书坊的求新求变。

本书论述各类小说编刊的文化背景,始终有一条区域文化演变的链条贯穿于其中,展示明代建阳坊刻小说的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展示了建阳明代文化风气的变化。

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将地域文化与小说刊刻生拉硬扯,而是依据文本和文献严格推导,寻找地域文化影响小说生产与传播的机制。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文学样式,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学版图。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文化事业,研究地域文化中的文学,不仅能够考察文化气候如何润文学于无声,还能够呈现中国文学的多元性。

齐裕焜先生为本书作序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全面论述建阳小说刊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一部著作”。

6〇《中国文学年鉴2018》称其“灵活运用文学社会学方法考察建阳小说刊刻、传播、图像传播等前
沿问题,得出了许多富有创建的结论。

······是目前对建阳小说刊本文献的最全面研究,在研究方法与视野上,为小说史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必将促进古代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7〇本书扎实的文献基础、文史互证讨论小说刊刻和小说艺术相关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应该可为今后同类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注释:
1〇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19-23页。

2〇5〇王昕:《建阳,宋明小说刊刻的重要地标》,《光明日报》2019年5月11日09版。

3〇7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年鉴2018》,中国文学年鉴社2019年,第917页,第918页。

4〇赵敬鹏《小说刊刻研究中的文学与图像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2日,第1378期。

6〇涂秀虹:《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241)
(责任编辑:斯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