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是一种哲学——评《分歧者2：绝地反击》

王杰、王真、吴娱玉等
当代电影是一种哲学—— 评《分歧者2：绝地反击》
《分歧者2：绝地反击》2015年三月在美国各大影院上映，当地烂番茄网发出评论，直指影片“there is little substance and little depth”——既无内容又无深度。

《分歧者》讲述的故事虽然对于世界观格局的塑造略显稚嫩，甚至能嗅出满屏网游的味道，但不可否认，这部电影对于社会阶层秩序、价值哲学、派别差异矛盾的探讨，对于现实社会有着深刻的含义。

允许分歧者的存在，因为世界一旦被非黑即白的粗暴两分法控制，它最终一定会走向崩塌，这是这部包裹着青春爱情片的反乌托邦电影最终想要阐述的观点。

影片于去年六月在国内上映，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云南财经大学的学者们，围绕影片展开多向度、多视角的深入探讨。

谢卓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我认为电影《分歧者2：绝地反击》（下简称《反击》）是寓言式的，可做多种解读。

比如，影片提到的集体社会要大于个体生命，抹杀个体亲情、个人的独立判断等。

又如“隔离”的话题，影片中把每一个人分到不同的派系当中去，影射了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分层的发展趋势，再如，拯救意识，在影片中普遍的人性最后是救赎之舟。

我个人不觉得这个电影很好，因为它太封闭了。

影片中，特别是人类不同性格、人群的区隔与分歧者，偏离的、跟共同体不一样的部分变成了两相对立，最对立的就是无畏派和无私派，两者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影片将它们对立到极致，把价值差异绝对化了。

这种电影之中，20年前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一直笼罩在世界末日——人类灭亡、地球毁灭没有任何来由的一种绝对的罪恶。

现在变成绝对的科技罪恶，就像是天灾一样，把人性的这种东西完全变成非人性的、非人化，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怀疑。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电影是一种技术，影片中控制整个局面的智慧派领袖就是用技术控制人脑，这种场景在《盗梦空间》，甚至包括《007》等等这样系列的电影当中都曾出现，我觉得这个并不新鲜。

强调控制与反控制，差异与同质，人性与非人性等两极对立，是比较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

影片给予人的启发是多元的，而不仅仅只是格斗，只讲故事，只推向某个结局——某种它想要救赎和最终和解。

其实我觉得人类世界中很多东西是没法最终解决的。

向丽（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分歧者1》（下简称《1》）中我印象很深的是对“分歧者”这样的关键词的凸显，谢卓婷认为它是关于未来寓言、是不真实的，是被隔离当中做的一个实验，在《反击》中就显现出来了。

但《1》给我印象最深就是“分歧者”，什么叫“分歧者”，用通过做试验的方式在各派中找到一个人，这个人既有无畏派特点，又有无私派特点，当时那个测试者非常恐慌，然后把他判给无畏派，因为这是一种新出现的人类类型，由此我想到跨界分类。

在人类学当中有一个对境界的解读也是这样的。

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文化中，如果某物既不能化为A，也不能划为B，非A非B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危险的对象，就是一个禁忌。

所以划分边界和区分类别似乎是人类的天性，尽管我们觉得这个不可行。

电影里面也提到：怎么能进行这样的一个划界？它实际上有多重性，叠合性，多元性，实际上这才是真实。

此外，影片对社会科技元素非常倚重，不禁让
生命在各种部署之下被导引、被治理，被分离为各种生命形式。

治理之下的生命便被以各种图表、统计数字、数据指数或是比例来表现。

阿甘本接着福柯的理论继续衍生，他说二十世纪现代国家对于生命的管理和部署是对生命的一种经济学式的完全治理。

这种将所有的生命治理都建立在计算与纳入式排除的分离逻辑，正是阿甘本所要强调的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自我管理。

当国家对个体生命进行管理的时候，生命本身进入到这种国家机器里面，它自己有一种自我复制，自我服从管理，自我进行，就是个体生命开始按部就班地，习以为常地服从这种管理并深以为信，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你看，影片中分属于五个派别的人们都自得其乐地归顺其中，他们已经全然感觉不到这是一种治理，从而形成一种自我运转。

这种治理的一个后果就是，被决定的对象只能以单面的身份出现，比如说军人、革命者或者学者，以单面身份出现，你看电影中的人物身份，友好派、忠诚派、无畏派等等都是以单面的形态出现。

那么，一个不得不回避的问题就是：当生命已经被安置在固定的治理模式中，生命按照既定的法则完成自身循环，当这种法则已无时无刻覆盖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时，人是否有一种突破法则的可能性？生命如何以不被束缚的、异样的形式出现？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和突破性究竟在哪里？这正是海德格尔后期思考的问题——真正的存有被大写的存有所侵蚀，生命本身该如何自处？巴塔耶对这个问题也很着迷，当同构性的思想制约人，人如何能使自身不要掉入重复循环的牢笼？可见，西方学者都在思考，生命如何能逃脱治理。

阿甘本就在《OPEN》这本书中做了解答，他提出动物有能力驱除各种禁忌，拓展新的能力，人也能够脱离治理以一种更有想象力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是潜能——一种不能被束缚、不能被压制、不能被规训的潜在能力，电影中女主角翠丝就是明显的例子，五个派别都不能把她纳入其中进行有效的、全面的管理。

她是他们的异类。

她具备的这种能力是大家不知道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潜在的能力。

经过各种测试，翠丝的能力不能被某一种派别限定，她拥有其他派别没有的能力，最终她能以一种新的形式重生，是整个人类的希望之所在。

谢卓婷：阿甘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说现代主权国家是一个营，就是集中营，还有一个生命，你没有自主权。

这个意思正好跟我的想法结合，因为阿甘本最终是激发人的潜能，但是这种潜能到底从何而来，我觉得整个影片刚开始的布局还是一个受控者，就是说它这个影片的出发点是有点悲观的。

王真（上海交通大学艺术研究院教师）：作为一个曾经有过编剧经验的人，我发现电影做了许多翻新老套路的工作，首先是英雄模式，英雄只有战胜了自我，才是最强的，就好像要给自己加冕的仪式一样，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部电影和《黑客帝国》是一脉相承的。

因为《黑客帝国》中的英雄也是一个异端，最后解释说他是一个超人。

为什么是超人？就是那个程序里面出现了一个bug，也是乱码，他什么都可以做到，然后就成了救世主；其次是倾向女性消费者，相对于男性，女性是更大的消费群体，所以电影的营销策略更倾向女性，电影的女主角是大众女性的幻想对象，她有一个大众化的名字，为的是让观众有更强的带入感，仿佛自己就是无所不能的女主角；再次是叙事模式，刚才吴娱玉也提到了把它与青春电影《饥饿游戏》作比较，最近我也看了《饥饿游戏》，发现它们有一些共性的地方：同样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封锁的墙里，同样要突破那个围墙，同样是大家在竞技场里面互相厮杀，最后只剩下个一个人。

影片有两个场域，一个是被实验，一个是被观看。

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之外也是有人监视的，他们看我们，我们生活在墙里面，是被实验的对象，像福柯的全景式监狱，这似乎道出了我们现代人说不出的担忧和忧虑。

好莱坞把握到人类共同的焦虑，特别是生活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对现实的一种担忧和困境。

王大桥（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电影里面呈现的经验，在现实日常生活里并不存在，电影里的人是抽象的，脱离了时间、空间和民族，是概念意义上的“人”，但是这个人王杰老师喜欢，我最感兴趣的是王杰老师为什么对这部影片感兴趣？这部电影是王杰老师理论功能的一个影像化表达，值得思考的是：抽象的“人”、不带经验的“人”给你的空间会更大。

如果这个“人”去演南京的、埃及的或某一个埃博拉病毒某个村子里的人，你的解读空间就小了。

这是个抽象的“人”，需要你给他/她填补。

王杰：其实这个很有意思，虽然是抽象的，但是却把握到某种本质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用本质这个概念，用普遍性也是可以，对吧？把握到我们人类共同想触摸，想感受的那个东西。

王大桥：这里面是抽象的人或者是无畏的人，吴娱玉解读是很准的。

塑造这个人被管理的是一个必要存在，我们的生活是安排好的、被设定的，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谁不适合，就变成异类。

它是文明的核心或者是友好、和平、无畏。

电影最后是歧义派还抱有希望，恰恰是因为歧义归类里面蕴藏着可能。

西方主义那么好，发展到最后它会死，经历越多文明最后是会死的，历史的终结。

其实也谈到文明，最终的命运都会死。

不在于它好不好，而在于它发展的空间怎么样。

发展的空间被填满以后，它的命运就是死亡。

只有一种东西，就是歧义。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悖论，当我们把歧义作为最后的希望，最后一个乌托邦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