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缀化现象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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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缀化现象初探
严筱雯
摘要:词缀化是随着汉语词汇内部需要而产生、发展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缀。
判断词缀大致有位置的固定性、词义的类属性、构词的能产性、结构的粘附性、语音的弱化性这五个标准。
类词缀是类似于前缀或者后缀的成分,是人们对语言接触中形成的活跃的、结合面宽、构词能力强的一类语素的概括。
类推机制和经济原则是影响词缀产生的内因,社会发展、语言接触、语用心理等社会因素是其外因。
新兴的类词缀第一种走向是类词缀的意义完全虚化,第二种走向是有的类词缀可能会回归词根语素。
词缀化新词产生了诸多良好的语用效果,但也带来不佳的社会影响,应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对待发展的新词汇。
关键词:词缀;类词缀;特点;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7-0151-03
作为缺乏形态变化(inflection)的语言,汉语在进行构词时,主要借助句法构词(即通过词汇的复合构词),辅以派生、重叠、儿化等形态构词。
随着社会发展,汉语的词汇不断增加,其构词能力也相应加强。
本文试从传统词缀着手,在分析其产生渊源、特征的基础之上,对新词缀的由来、特点以及新词语规范进行阐释。
一、现代汉语的词缀
(一)词缀与典型词缀
马庆株先生称:“在现代汉语各级语法单位中,认识分歧之大、术语分歧之大都莫过于词缀”[1],如何给词缀下定义且正确区分它,还存在难度。
布龙菲尔德提出“自由”和“粘着”说,把词缀定义为二次派生构词时附加在词干上的粘着形式[2]。
在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中,词缀是粘附于词根的语素,无实际词汇意义且位置固定,它一般用来给词根增加附加性的词汇意义,或者表达某种语法意义[3]。
根据对应词根的位置,词缀可分为前缀、中缀和后缀。
前缀的位置在于词根的前部,如汉语词语“老师”“老爸”的“老”。
中缀是插在词根中间的语素,如
的存在。
鲁米的诗,是在向众人倾诉一个觉悟者眼中的世界,宛如一个站在高山之巅的人,向山脚下的人叙述,他所见的太阳,是如何从未升起也未落下,而是昼夜不停地与月亮旋转舞蹈。
鲁米的诗歌不仅凝聚了他伟大的思想与情感的力量,他更是真实地生活在爱中,感受爱与传递爱。
五、结语
崇高的艺术能够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伫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民族中。
伟大的作品总能予以人新的启示,崇高的境界越是靠近自然之道与真理,那么其中所蕴含的奥秘越是无法穷尽。
这或许便是为什么有些作品在阅读数遍之后,依然能够发现新的存在。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有的作品能够冲破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之间的意识差异,让所有生命在某一层面合而为一。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有的作品历经千秋万代,依然能够鲜活地跳动。
因为真理之光不会熄灭,真理之光必将永存。
鲁米诗歌的崇高感,不仅是其高尚思想与强烈情感的激发,以及技巧的巧妙运用。
这闪烁着光芒的崇高,更是源于诗人对生命的真切感悟,以及对世界万物充满仁慈与悲悯的爱。
爱在混沌一片的大地上远扬,在祝福的泪水中绽放崇高之光。
参考文献:
[1]朗吉努斯,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美学三论[M].马文婷,宫
雪,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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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子.道德经[M].河上公,注.宋麻沙本.北京:团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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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黄灿然,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6]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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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拉勒丁·鲁米.万物生而有翼[M].科尔曼·巴克斯,英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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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胥思宇(1994—),女,汉族,甘肃兰州人,单位为西安音乐学院,研究方向为艺术哲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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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语“patuk(啄)”是动词,“Pelatuk(啄木鸟)”是把中缀“el”插在词根中间,以构成名词[4]。
在汉语中,“土里土气”“流里流气”“傻里傻气”中的“里”就是中缀。
后缀附着在词根后部,如“兔子”“帘子”中的“子”都是后缀。
典型词缀系统是由词根演变而来的封闭、稳定的系统,其特点在于词缀的意义已经完全虚化了,其构词位置比较固定、多表示词性。
“儿、子、头、家”等语素被长期认定为典型词缀,是汉语在没有与英语等西方语言接触前早已存在的、因语音节律需要自然形成的虚化成分,与吸收西方语言无关,都是汉语自身内部孕育出来的构词成分。
(二)词缀产生的原因
首先,词缀化是随着汉语词汇内部需要而产生、发展的。
回溯汉语词汇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古代汉语中,汉语的单音节词可以表达许多无论是具体还是抽象的含义,如“妻”单指妻子。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限的词汇外壳无法盛放日益扩大的内涵,固有结构不能满足需要,引发功能与结构的矛盾,从而引起改变。
现代汉语较古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明显的双音节化趋势,这不仅有利于避免大量同音字的出现,还可以帮助确定语义,符合汉族人讲求平衡的特点。
其次,中西方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缀。
汉语构形词缀的出现说明汉语里某些粘着和曲折成分的存在,这说明汉语构词中吸收了一定的外来成分,是中西方交流的成果。
(三)判断词缀的标准
判断词缀大致有位置的固定性、词义的类属性、构词的能产性、结构的粘附性、语音的弱化性这五个标准。
1.位置的固定性。
即词缀的位置必须是固定的,具有定位功能的虚词语素,能够放在词根的前面、后面或者中间。
如“第一、第二、对得起、来得及、柱子、傻子、车子”等中的“第、得和子”。
2.词义的类属性。
一是指词缀具有类义功能(function of class meaning),即词缀的范畴义,二是指词缀可以决定词的语法属性,即或肯定原词根所反映的词性,或改变原词根的词性。
比如“讲解、管理、记录、邮递”原先都是动词,但是加上后缀“员”之后,变成“讲解员、管理、记录员和邮递员”,动词变成了具有“+人”义素的名词。
3.构词的能产性。
能产性指在构造新词时,其词缀可以无限量地和词根搭配。
如“家”,现代汉语词汇中有“画家、美术家、政治家”等,随着社会新事物的出现,出现了“买家、收藏家、银行家”等词语。
4.结构的附着性。
词缀或前或后地附着于词根,且
两者关系密切,即中间一般不能插入其他成分。
例如“每个”“每天”“每人”中的“每”不能算作词缀,因为其间可以插入大量的数词,如“每一个”“每四个”,等等[4]。
有时,在不同的词汇结构中,同一汉字或作词缀或作实词,其词汇结构凝固与否(即中间是否可以插入别的成分)是判断词缀与非词缀的标准。
如:a.打扮、打扫、打算;
b.打人、打球、打鱼。
其中,组a中的“打”为词缀,组b 中的“打”为实词,“打”与其后所接成分所构成的结构还可以加入别的成分,如“打球”如加入虚词“了、过”,动量词“一场、一次”、时间量词“一天”等构成“打了人、打一场球、打了一天鱼”等词组。
5.语音的非重度性。
受主要词汇意义的消失的影响,词缀无法构成重读音节,一般都都读成轻声,这就构成了语法轻声词的一种。
如“子”作实词素时,读作[tsl214],但在“孩子”“帽子”中读作[dzə],甚至还有个别的词缀不能独自成为一个音节,如“儿”,读音由[ər35]变成[r],“们”由[mən35]变成[mn]或[m]。
二、类词缀
(一)类词缀的定义与特点
汉语的词缀基本是虚化而来,其虚化的对象就是实词和实词素,而虚化的程度是以其定位性为衡量依据的。
吕叔湘先生指出:“有不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和后缀,然而还是差点儿,只可以称为类前缀和类后缀。
……说它们作为前缀和后缀还差点儿,还得加个‘类’字,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存在这种类前缀和类后缀可以说是汉语语缀的第一个特点。
”[5]因此可以认为,类词缀是类似于前缀或者后缀的成分,其语义开始虚化,但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词缀那样的虚化程度,是大家对语言接触中形成的活跃的、结合面宽、构词能力强的一类语素的概括。
虽然类词缀具有虚实兼备的特征,但其词根并没有虚化到一定的程度,需要继续发展。
类词缀位置灵活,具有强大的构词能力,而且它兼备了虚实语义的特征。
有一些语素由于语义并未完全虚化,或许还有点实在的含义,如“驴友、棋友、网友”中的“友”可以称之为“因某种兴趣爱好而聚在一起的人”,可以看作是“朋友”意义在于某种程度上的虚化。
类词缀还可以标记词性,如“度”可为名词的标记,如“热度、关注度”等词语,“型”可为形容词的标记,如“理想型、大型、气质型、酱香型”等描述性的词语,“化”为动词的标记,如“低龄化、年轻化”等词语。
类词缀还能使词根意义类化,甚至改变词根的基本意义。
如“低龄化、同质化、”等词语中,“╳化”一类的词语用来指代以╳为代表的某种特性或特质。
(二)类词缀产生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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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词缀是一种新兴的词缀化现象,作为开放的系统,新词的产生归功于源源不断的类词缀。
从汉语自身来看是典型词缀的沿用。
一些典型词缀的构词能力非常强,具有能产性,因此可以在新环境中构造出新的词语,新的含义。
一些实义语素被启用为词缀,即新词缀的产生。
从方言词和外来词引用的方面来说,语言呈现出强烈的互补性特色。
如“的[di35]”这个词缀,来源于粤语“的士(出租车)”一词,是粤语引进英语“TAXI”的方言译音。
随着改革开放,“的士”一词也迅速在内地流行起来,之后出现了“打的”“的哥”“的姐”“货的”等词语。
“的”这个本来作为助词的、无意义的语言单位“的”被赋予了名词“车”的含义,成为有意义的成词词缀。
(三)类词缀的产生原因
类词缀产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类推机制和经济原则是影响词缀产生的内因,社会发展、语言接触、语用心理等社会因素是其外因。
1.类推机制。
任何一种语言其内部都有一种类推机制,即由于语法规则的制约,语言发展的规则逐渐向同一方向演进,并逐渐统一。
无论在句法,还是在构词法上,类推性的表现都非常明显。
构词法中的派生法是语言类推规则的典型表现之一。
如汉语中“文盲”一词,最早例证出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是由眼睛的“盲”与不识字不懂文化的“盲”之间相似“通理”经跨域使用复合而成的复合词。
当人们认识到了“盲”的泛化义并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不懂法律的人、不懂电脑的人”之后,语言使用者就出于经济简练等原则的促动运用语言的类推机制创造出“法盲、电脑盲”等派生词来,这时“盲”就可以说是词缀化了。
2.经济原则。
社会成员在进行交往时,通过最简便的方式进行交际,达到交流的目的,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因此,无论是短语形式还是词语,有些复杂的概念通过单一词语不太容易表述,这时候,派生词比之复合词更有优势,因为类词缀有语义类化的作用,因此其使用频率也逐渐增高。
如类词缀“热”构成的词语指代“社会中,部分群体追求某一方向的普遍行为”的意义,“公务员热、择校热、名校热”等词汇反映了这个现状。
3.社会发展。
语言和社会是密切联系的,语言反映了当前社会的变革。
改革开放后。
人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不同领域接触到了日新月异的新事物新现象,因此社会有什么样的概念需要,语言系统就会及时地创造相的语言形式。
新词语的创造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是复合构词,此外还有派生造词、翻译外来词等。
派生词这种造词方法,由于其具有明晰的词法规则、周边的特点,能够大量地创造新词而被越来越多地使用。
当一个
词素位置固定且大量频繁地使用而逐渐发生语义弱化的时候,类词缀便诞生了。
比如人们称每个月把工资花完,不留一点结余的一类人称为“月光族”,在语言交际中以“族”构成的新词词族就形成了,“族”的意义泛义、虚化,指“……的群体”,加之“族”字构词的定位性、能产性及所构词语的名词性,“族”这一语素就类词缀化了。
4.语言接触。
在与外来语的接触中,汉语发现了外来语在形态功能上有诸多的优点,再加上汉语自身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创造出一定量的词缀。
丁声树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于《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就指出:“‘性’和‘化’都是近几十年来由于翻译外国语新产生的词尾。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指出:“五四以后,由于西洋语言的影响,现代汉语有了一些新兴的名词词尾。
真正新兴的名词词尾是‘品’‘性’‘度’等。
……‘性’字和英语词尾-ty,-ce,-ness大致相当。
这也是受了日本译文的影响。
”[6]话虽如此,但是语言接触为现代汉语词缀化现象只起到一个启发作用,更多的是由于汉语自身机制的作用。
5.心理因素。
在语言习用过程中,猎奇、求新的语用心理成为了重要驱动,比如字母类、数字化语言由于其简短、有趣的特质随着网络的兴起而被青年人广泛使用。
在追求新奇的心理下,某个词语、某种词法、句式等频繁使用可能会使言语形式逐渐固定下来成为语言形式。
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语言中有一种变异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也是一定的缘由的。
新词缀的出现,也是语言本身要求突破旧有的单调的表达形式,社会中的人们渴望挣脱束缚,感受新事物,享受新语言。
总而言之,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汉语词语逐渐开始了词缀化的词素的语法化进程,这对新兴词汇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新兴词缀的走向与规范问题
新兴的类词缀第一种走向是类词缀的意义完全虚化,彻底变成了词缀。
如典型词缀“老、子、儿、头”等,它们都是经历了由实词到半虚半实,再到完全虚化的阶段。
处于中间状态的类词缀,其未来走向就是虚化,加之语法功能的强化,逐渐成为了典型词缀。
而某些典型词缀,由于其使用范围的日渐狭窄(如“阿”只能用在一些方言中),可能会被慢慢地淘汰。
第二种走向是有的类词缀可能会回归词根语素。
词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暂时的需要,会产生一些类词缀,如“帝”——“表情帝”,这是为了娱乐需要,不具备类化的作用,最终退出了社会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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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献翻译中国家形象的话语建构策略
杨艳蓉
摘要:政治文献可以被视作“话语”,反映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的对外话语建构是一种社会实践,受制于各种因素。
政治文献英译的研究重点是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运用的策略及其实现方式。
为了准确再现原文的表达主题,译者运用所指策略,明确动作的实施者,表现出中国的责任与担当;运用谓语指示策略,调整修饰词,建构出中国客观公正、倡导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运用视角化策略,直接引述转化为间接引述,使行文更加简洁,建构出中国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大国形象;统一叙述视角,体现出我国外宣材料对读者的关照;运用强化策略,增加情态动词,建构出我国在推行人权事业发展进步中态度坚定,大力推行民主法治的国家形象。
关键词:政治文献;翻译;话语策略;国家形象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7-0154-03
随着经济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政治文献涉及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及主张,其翻译关乎国家形象的建立,社会文化及主体意识形态的传播,因此应该受到翻译工作者的充分重视。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政治文献的翻译。
如从超学科的视角探索中央文献英译的范式[1];考察译者翻译中的主观能动作用[2];基于语料库的方法,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译本的语言特征及文本效果[3];探讨政治文献翻译中的修辞构建[4];从社会学视角研究译者立场[5]。
本文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理论,以政治文献及其译本为语料,研究如何在译入语中建构一种既能准确传达文献内涵,正面宣传我国国家形象,又能被译入语读者欣然接受的话语。
一、理论框架
根据批评话语分析家Fairclough的观点,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6],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角色、价值观、交流需求来选择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传达信息、再现社会事实,参与相关社会活动的过程。
Fairclough认为话语不仅仅反映社会现实,也同时在建构社会现实[6]。
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是动态的、相互影响的关系。
从这一角度看,政治文献也可以被视作“话语”,它一方面反映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参与建构国家形象。
也就是说国家形象并非静态存在,话语形式选择不同,所呈现的国家形象也大有差别。
政治文献的翻译是要把中国形象传达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山西大同大学科研专项课题(云冈学研究)“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型的云冈石窟造像研究”(编号:2020YGZX066)的阶段性成果
词缀化新词产生了诸多良好的语用效果,但也带来一些不佳的社会影响。
中老年人群对新潮词语的生疏会给交流来带一些障碍,使交流的时效性和能动性作用降低了。
“春哥、涛哥”这些名词,想来年轻人对其并不陌生,而中老年人群由于较少接触网络,对这些称谓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如“秀、吧”等被商家滥用。
我们赞同吕叔湘先生提倡的“宁缺毋滥”原则,冷静地审视这类词缀化新词,要尊重约定俗成的法则,多思考,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对待发展的新词汇。
三、结语
词缀化的产生是社会语言发展的结果,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和现状,同时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
虽然词缀化新词使语言更具有时代感,但是同时也需要接受时间的“大浪淘沙”,使其更加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庆株.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2002.
[2]池昌海.现代语言学导论[M].第二版.杭州:浙江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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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亚军,田宇.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及其分类研究[J].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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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良夫.现代汉语的前缀和后缀[J].中国语文,1983(4).
[5]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简介:严筱雯(1988—),女,汉族,浙江宁波人,宁波诺丁汉大学小语种语言教学中心助教,研究方
向为第二语言教学。
(责任编辑:王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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