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右倾化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

日本政治右倾化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
作者：熊达云
来源：《东北亚学刊》 2018年第6期
本文作者：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乌兰图雅
DOI; 10. 19498/j. cnki. dbyxk. 2018. 06. 007
一、何谓政治右倾化
据日本政治学家中野晃一的分析，4日本政治已经右倾化，并日趋严重。

他认为，日本政
治右倾化不是小泉和安倍执政时期突然间完成的，其过程经过了30多年，是逐步积累形成的。

他指出，日本政治右倾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右倾化不是由社会主导的，而是由政治精
英主导的。

第二，右倾化过程不是单线型，而是像海滩上的波浪，一进一退地逐渐向前延伸。

形象地说，就是随着振子的支点逐渐向右移动，振子向左反弹也不可能重新回归到旧有的原点。

第三，右倾化的本质可以称为“新右派的转折”，就是说右倾化不是原先的右派势力壮大后使然，而是在新右派的登场过程中形成的。

关于右倾化在日本社会的表现，中野认为，社会经济政策方面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化。

由于政府对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化采取消极态度，从而出现“格差社会”，日本社会形成了赢者
通吃、输者全输的“两极分化”；在政治方面表现为民众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限制，国家的权
威和权力进一步扩张；在外交安全保障政策方面，更是脱离原来立足于以日美安全保障基础、
坚持专守防卫的和平主义、坚持与中韩等亚洲邻国和解的政策，使历史修正主义成为外交和安
全保障政策的主流，推动日本成为一个可以在国外参与战争的“普通国家”。

考察日本政治生态的历史与现状，笔者基本同意中野的上述分析和判断。

下面拟就日本政
治是否右倾化、右倾化是如何演化并得以实现的、右倾化的推动者是谁等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二、右倾化之前的日本政治生态
日本政治是否存在右倾化，需要用一个坐标加以参照，故而需要简单回顾战后日本的政治
生态及其特点。

简言之，以1955年左右两派日本社会党的统一以及自由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主义政党的合并为标志，日本出现了保守、革新两大阵营对垒的局面，其中又以自民党“一党独大”（即
“一党优位”）为特点，形成了所谓的“五五年体制”。

在这一体制下，执政的自民党在国内
政策方面推行“开发主义”与“沽恩主义”相结合、以“保守本流”为核心的政治。

所谓“开发主义”是指政府（官僚）主导制定经济政策、政府介入市场。

换言之，就是政
府通过政府系统的金融机关融资，采取租税特别措施推进国土开发等手段介入市场，以促进经
济发展。

这一政策实现了以出口型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高速增长。

所谓“沽恩主义”，则是指政府对那些没有搭上经济发展班车的中小型乃至微型企业、农业、建设业、流通业等行业实行补贴政策，并为其提供公共事业等方面的便利，作为回报，自
民党获取这些行业的选票支持和政治捐款。

换句话说，就是利益导向政治。

正是由于实行了
“开发主义”和“沽恩主义”，自民党得以长期执政，日本政治局面得以长期保持稳定。

日本的政治生态，表现在对外关系和安全保障政策上，则基本遵照吉田茂在美军占领时期
铺设的路线。

在安全保障方面，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坚持和平主义，实行集
体安全保障政策；对外政策方面，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遮遮盖盖，对近邻亚洲曾受日本侵略
之害的国家总体上实行反省与和解的政策。

三、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演化及实现
随着“五五年体制”显现制度疲劳，日本出现了企图对战后实行总清算的动向，右倾化的
政治倾向开始露出端倪。

那么，日本政治右倾化是怎样演化并得以实现的呢？应该说，这是一
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右倾势力和民主进步势力经过了多次拉锯战，最终右倾化占据上风，整个
社会的坐标向右漂移。

在这一过程中，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安
倍晋三等自民党领袖在将日本政治推向右倾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小泉和安倍则是
加速日本右倾化的主要推手。

日本政治右倾化是在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以所谓改革的名义逐渐推进的。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创立的经济理论，主张重视经济活动的自由，排斥政府、社会以及工会对经济的介入和限制，提倡实行自由市场和贸易，目标是建设“小政府”。

按照这种理论进行的所谓改革，最早始于中曾根执政时期，典型事例是对国营铁路公司
等国有企业进行私营化改造。

此后，历届自民党政府连续推进一系列私营化的政策和措施，如
桥本政府推动的金融领域中银行的合并重组、小泉政府推动的邮政私营化、安倍政府推动国会
通过旨在围堵中国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

对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政府给予民众的印象似乎是当政者要壮士断腕，实行自我革命，建
设小政府，削弱政府和国家的权力。

而实际上，自民党政府打着抑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旗号，相反推动了一系列加强政府中枢权力的改革。

比较显要的措施包括强化内阁官房以及首相官邸
的权力、实行小选区制和建立“政党助成金”制度。

这样，使原来由“行业议员”以及高级官
僚掌控的政策制定权和预算编制权旁落，变成由首相直辖的咨询会议操控的智囊型政治。

这些
改革使自民党内部原本多少有助于保持党内多样化、间接助力决策透明和民主程序的“派阀”
力量被削弱，使自民党逐步迈向寡头统治。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相对于民众的团结、主权和自由，更重视加强国家的权威和权力，其
惯用手段是通过煽动民众的所谓爱国热情来增强国家权力。

国家主义在日本安营扎寨始自中曾
根政府，典型表现就是增加国防预算和实行“战后总决算”，并首次以总理大臣名义公开参拜
靖国神社。

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当政者巧妙地利用美国施加的压力，正大光明地利用所谓的“国际贡献”，暗渡陈仓，使国家主义思想逐渐渗透到日本社会。

在这种背景下，桥本内阁推
出了“新防卫指针”和“周边事态法”，小泉内阁制定了“有事法制”，旨在进一步加强日美
同盟，提高日本在东亚、在亚洲乃至在国际上的军事存在。

安倍执政后，通过对宪法的曲解，
推动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正当化，并制定或修改一系列法律，重新打造崭新的安全保障法
制体系，使日本自卫队实现与美军的无缝对接，成为一支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与美军共同作战
的军事力量，自卫队被和平宪法限制的紧箍咒几乎销蚀殆尽。

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是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日本执政当局却奇妙地将二者
捏合在一起，变成了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

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需要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为
后盾，而伴随新自由主义改革出现的贫困化、贫富差距的扩大，需要利用民粹主义以及排外主义，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

因此，在政治日益右倾化的土壤上，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达到了
利害关系的一致。

历史修正主义也助推了日本的右倾化。

上世纪90年代起，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十分活跃，“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和“日本会议”应运而生，自民党提出“夺回日本”的口号更使得日
本与中、韩、俄之间的领土纠纷问题升级，社会上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情绪高涨，掩饰甚至否
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近邻各国侵略历史的言论大行其道。

四、日本政治右倾化与“新右派”政治精英
经过中曾根内阁数年演进，至1989年终于开启了五五年体制的终结之旅。

1989年7月，
日本举行参议院选举，右倾化的始作俑者中曾根康弘的亲信宇野宗佑挂帅出征，结果自民党铩
羽而归，得票率为立党以来最低，自民党在参议院的席位首次不足半数，成了跛足政府。

遭此
重创，自民党内部混战不休，导致宫泽喜一内阁在1993年6月被国会掀倒。

在随后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分裂为三。

“新党先驱”（武村正义）和“新生党”（羽田孜、小泽一郎）
的登场，使自民党在众议院也未能达到过半数席位，结果政权被标榜“非自民、非共产”的七
党联盟所取代，细川护熙内阁成立。

持续了38年的五五年体制一朝崩溃，日本进入联合执政时期。

日本政治重新洗牌，内阁短命，首相走马灯似地被更换。

另一方面，五五年体制时期以社会党为中心的所谓革新势力，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失去了前
进方向。

尤其是社会党大幅调整此前一直坚持的革新立场，遭到支持者的抵制，从此一蹶不振，进而在1996年改组为社会民主党，现在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在这一过程中，小泽一郎抛出《日本改造计划》，批判日本型民主．主张应效法英美，把
日本建设成为“经济自由，国家强大”的“普通国家”。

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实际上
成了日本此后走向右倾化的一面旗帜。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细川内阁展开的旨在禁止政治家个
人接受社会捐款，改由国家税收资助的政治改革，成了现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重要经济保障。

在这一分化组合频繁的时代，新右派精英登上了历史舞台。

1993年，为了对抗细川首相将
于二战结束50周年发表的谈话中承认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自民党设立“历史检讨委员会”，卫藤晟一、中川昭一、安倍晋三等新生代右派正式接棒，走上了历史前台。

到2001年小泉纯一郎当选首相后，冲破派阀制衡，大胆起用新生代右派，帮助其在议会选举中展开竞争，以提高
自己的向心力。

此后在政界叱咤风云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谷垣祯一、中川昭一、平沼赳夫、石破茂等人都是小泉一手提拔任用的。

安倍晋三复出当政后，更是承袭小泉的手法，大量起用
亲信担任政党和政府要职，与经济界、知识界、媒体界的新右派结成联盟，全方位推行其一系
列右倾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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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自民党完全由新右派政治家掌控，在野党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除日本共产党等少
数政党仍然艰难坚持一贯的政治方针外，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内也有不少新右派精英，位列
第二的在野党维新会可称为“自民党的别动队”，更遑论受安倍影响极大的大家的党了。

因此，可以说现在日本政界基本上被新右派政治精英控制着，他们之间在总体方向上已无太大区别，
只是在方法和步骤上存在战术上的矛盾而已。

正是这样一大批新右派政治精英的出现，才使得始于中曾根内阁的右倾化“事业”得以承
前启后，向着所谓“普通国家”一步步靠近。

五、日本右倾化与“日本会议”的护持
新右派政治精英之所以能量惊人，与其背后的新右翼组织“日本会议”4的支持密切相关。

“日本会议”成立于1997年，由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保卫日本之国民会议”和“保卫日本之会”合并而成。

至2018年10月安倍改组前，国会中有289名议员，安倍内阁18名阁僚
中有15人为该组织成员，著名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靖国神社的高层领袖均在其中担任要职。

该组织现有会员7万多人，支部几乎遍布全国，整个日本皆在其影响之下。

据英国周刊《经济学人》2015年6月6日刊载的文章，指出“日本会议”以国家主义、历
史修正主义、军国主义为圭臬，在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方面功勋卓著，是支持现行安倍政府的
中坚力量。

“日本会议”推动右倾化，采取了由下而上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

例如，为了推动
修改现行的和平宪法，“日本会议”扬言要收集1000万民众的签名，以“民意”迫使国会启动修宪活动。

另一方面，该组织的骨干分子在全国各地游说串联，煽动各级地方议会通过并发表
要求修改宪法的宣言。

现行的安倍内阁之所以敢毫无忌惮地大力推动修改宪法的活动，正是因为有“日本会议”
这样的全国性“右翼”组织为其张目。

安倍已实现自民党总裁三选胜利，继续主政日本，可以
预言必定会全力推动宪法的修改，以实现其向战后体制说“再见”的目标，从而完成日本彻底
右倾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