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性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

紧缩性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
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的不同影响，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

在经济衰退时期，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以刺激总需求增长，降低失业率，使经济尽快复苏，这称之为扩张性财政政策。

紧缩性财政政策是宏观财政政策的类型之一，是指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以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政策。

由于收入剪支的结果集中表现为财政盈余，因此，紧缩性财政政策也称盈余性财政政策。

政策的松紧交替是指一个时期实行扩张性政策，一个时期实行紧缩性政策，二者交替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继承者，将凯恩斯的短期静态分析发展成为长期动态分析，提出补偿性财政政策。

他们认为，财政政策的首要问题不是谋求收支平衡，而是当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出现差额时，如何通过财政收支安排来弥补这个差额，使经济的运行恢复平衡状态。

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始终处于危机状态，而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财政政策不能永远以扩张为基调，应根据经济的周期波动交替使用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

萧条时期政府应减少税收，增加支出，实行赤字政策；繁荣时期政府应增加税收，压缩支出，实行盈余政策，而且盈余应加以冻结，以备萧条时期使用。

凯恩斯主义还强调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如实行累进所得税，当经济萧条时，总收入下降，税收收入也自动下降，成为增加社会需求并缓解经济萧条的一种自动调节手段；经济膨胀时，总收入上升，税收收入也自动上升，又成为控制社会需求并缓解经济膨胀的一种自动调节手段。

政府的转移支出具有同样的作用。

虽然各经济学派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一直持有争议，但纵观世界各国，实施宏观财政政策的国家不在少数，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结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从历史经验上看，1997年到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且收效良好，不仅有效抑制了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还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引发了财政风险和“挤出效应”等问题。

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对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给予足够的关注。

本文通过建立SV AR 模型对政府支出和税收两大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展开了详细分析。

政府支出经济效应分析中，选取季度数据建立SV AR模型，得出政府支出在短期和长期对产出都产生了增长效应，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对民间投资长期有促进作用，短期有挤出效应。

在此基础上，将政府支出分为政府消费和投资两部分，分别建立SV AR模型，得出政府消费和投资在短期和长期对国民经济的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且政府消费促进作用更显著。

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为互补关系，政府投资对居民消费在中长期也有促进作用，同样政府消费促进作用更显著。

政府消费对民间投资在短期和长期都有促进作用，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长期有挤出效应。

税收总额经济效应的分析方法同上，得出税收总额的增加对国民经济起到长期抑制作用，对居民消费无显著影响，符合李嘉图等价定理，从长期来看，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将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部分，发现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直接税对产出紧缩效应显著，间接税对产出紧缩效应不显著。

直接税对居民消费短期有带动作用，中长期有挤出效应，对民间投资一直有挤出效应。

间接税对居民消费一直有挤出效应，对民间投资在短期和中期促进作用显著，长期不显著。

根据结论提出两方面建议：在政府支出方面，适当提高政府消费比例，会在带动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方面得到更好效果；在税收方面，以间接税为主体，减少直接税比重的结构调整在刺激居民消费和投资，拉动产出方面效果更理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民经济运行的常态是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几次国民经济调整中都实行了紧缩性财政政策，以矫治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比例严重失调和通货膨胀的弊端。

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1961～1965) 这次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比例失调和混乱局面。

主要紧缩措施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节约非生产性开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精减职工，减少国家工资支出；对预算外资金实行“纳、减、管”，增加预算内收入；加强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

在实行紧缩措施的同时，还采取了有力的增产措施，增加有效供给，如加强财政对农业的支援并减轻农民负担，调整投资结构从而增加农业和轻工业产品
的生产，清仓核资充分发挥物资的潜力等。

经过五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1963～1965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7%，各项经济指标恢复到或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的最好水平。

1989年，中国针对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深层问题，提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坚持财政、信贷的双紧政策，实现社会供求总量平衡。

在财政方面的主要措施是：加强税收征管，特别是加强对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依法征税工作；严格清理和控制税收的减免优惠；逐步将一部分预算外资金转入预算内，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适当增加国防费、重点建设基金、农业、教育科学事业的投入，并保证国家债务的还本付息，对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作不同程度的压缩；坚持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控制社会投资总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等。

当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以后，财政上则转向紧中有松的搭配政策。

一方面，通过加强税收征管、调节预算外资金、向居民和企业发行国库券和控制预算支出规模等措施，继续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支农支出，保证重点建设投资，增加教育和科技支出等措施，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

大跃进时期(1958～1960)。

在很大程度上，“大跃进”否定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造成国民经济运行的紊乱，在财政上表现为“假结余、真赤字”。

1962年查实，原决算三年共结余3.97亿元，实际为赤字169.39亿元。

这一结果证明，当时的财政分配活动是膨胀性的。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发生的财政赤字1979～1990年的12年中，11年有赤字。

1979年曾出现巨额赤字170.67亿元，主要是因为当年同时实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职工工资和对企业减税让利，致使财政支出规模急剧扩大，以后几年经过调整，赤字数量有所缩小，但从1983年起又开始扩大。

造成这一期间巨额财政赤字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扭转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比例关系失调，也是为补偿多年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累积的“欠帐”所付出的代价，同时和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以及由此对国家财政造成的超负荷压力有着密切关系。

大趋势上讲，反周期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一旦达到，那么扩张性政策的淡出就是一种必然的逻辑。

在考虑对扩张性政策力度做出一些合理调整的时候，该政策的代表性事项------长期建设国债，显然应该在保持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对其绝对数量作审时度势的酌情调减。

在总量酌减的同时，应该致力于使长期建设国债资金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

与有选择的"退出"相适应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的生态保护、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等，显然必须放在今后一段时期长期建设国债资金考虑的重点之列。

对原来已经形成的长期建设项目，要考虑继续投入资金来完成续建和收尾。

对于社会总体发展需要的缓解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瓶颈制约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期建设国债资金要继续予以特别关注。

那些与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紧密相关的重大项目，显然也必须作为重点，即在原来已经有所关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的力度。

长期建设国债的政策调整应当和税收政策的调整相互呼应，协同配合。

中国在1999年以后已经陆续推出了一些局部减税的措施，今后一段时间，在此基础上，可以充分利用尚可用的一些减税空间，与随之要大力推进的税制改革相结合，以发挥减税效应。

同时，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框架。

其中的重点就是要在1994年已经搭出的中央和(省为代表的)地方分税体制框架之下，对省以下体制灌注分税分级体制的实质性内容。

就目前情况看，五级政权的框架这条路已难以走通，应该设想逐步调成三级实体政权，建立三级的分税分级财政:可以先考虑在乡镇一级结合一些已有举措，逐步把它调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

紧缩性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抑制或压缩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它往往是在已经或将要出现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的趋势下采取的。

它的典型形式是通过财政盈余压缩政府支出规模。

因为财政支出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而财政盈余意味着将一部分社会总需求冻结不用，从而达到压缩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实现财政盈余，一方面要增加税收，另一方面要尽量压缩支出。

如果增加税收的同时支出也相应地增加，就不可能有财政盈余，增加税收得以压缩社会总需求的效应，就会被增加支出的扩张社会总需求的效应所抵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民经济运行的常态是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几次国民经济调整中都实行了紧缩性财政政策，以矫治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比例严重失调和通货膨胀的弊端。

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1961～1965) 这次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比例失调和混乱局面。

主要紧缩措施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节约非生产性开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精减职工，减少国家工资支出；对预算外资金实行“纳、减、管”，增加预算内收入；加强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

在实行紧缩措施的同时，还采取了有力的增产措施，增加有效供给，如加强财政对农业的支援并减轻农民负担，调整投资结构从而增加农业和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清仓核资充分发挥物资的潜力等。

经过五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1963～1965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7%，各项经济指标恢复到或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的最好水平。

市场经济下，政府运用财政政策逆对经济运行，通过熨平经济周期，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一种相机抉择的政策取向。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在内忧外患中出台的一种应急的措施。

九十年代宏观调控力度过大，经济紧缩；渐进的市场化在初步完成了社会资源和财富由公到私的分配后，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即是财富在个人之间的重新分配。

而社会分配的不公使得社会各阶层对商品的需求出现不同程度的断层，社会保障制度的残破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的货币化改革在中国经济趋向谷底的过程中带给广大社会民众的是未来不确定性增大的预期——内需不足。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在出于人民币不贬值的硬约束下受挫颇大——外需不足。

政府主导型投资导致的重复建设使得社会总供给相对过剩。

在政府穷尽货币政策之后，出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仓促上马的结果是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测到的。

政府自身沉重的财政压力又使得政府在实施政策时投鼠忌器，一忌财政经济双危机，二忌通货膨胀以及滞胀出现的可能。

于是政府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增税和增支并举。

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的分析表明由于相互抵消的作用，用政府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难以达到，一个直观的标的便是“乘数之迷”。

“乘数之迷”的解出应该考虑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新形势下的配合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表明了政治家、官僚与选民之间的博奕关系也表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使得政策的效应不大。

而政府孤军奋战的可能会引起旧体制的复归。

事与愿违的情况表明了中国在渐进化改革的过程中财政制度设计的欠缺，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对市场化的进程的消极影响，道德风险的产生等方面不可避免。

中国现阶段经济的特征决定了财政政策必须具有长期化的特征，而从相机抉择到自动稳定器的转变应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

制度设计应从完善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动稳定器。

当经济出现波动时，自动逆对经济周期，达到资源配置、公平分配、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政策目标。

班级：品牌营销一班
姓名：杨蕾
学号：140654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