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比较句比较项的不对称研究论文[推荐5篇]

现代汉语比较句比较项的不对称研究论文[推荐5篇]
第一篇：现代汉语比较句比较项的不对称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讨论了比较句中不对称的对象及其原因，笔者认为：比较句中的不对称是比较前项与后项的不对称，应该从句法语义层面来考察。

同时造成不对称的原因主要有比较前项的隐含及后项的省略。

关键词比较句比较项省略隐含
一、引言
比较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人类在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感知经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重要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

投射于语言，比较就成为语言中普遍存在表达事物异同和高下的语法手段。

因此，比较句很早就受到语言学家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

比较句通常由比较项、比较点、比较结论、比较值四个方面组成。

由于比较项的复杂性，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在对比较句的比较项不对称现象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对比较项不对称的对象以及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

二、不对称的对象以及范围的界定
以往的研究观点认为：比较前项位于介词“比”之前，后项位于介词“比”之后且前项与后项在词类与句法结构上是完全相同的;同时“比”前的成分等于比较前项，“比”后的成分等于比较后项，若“比”前后的长度不相等，该“比”字句的比较项就是不对称的。

如对于如下的例子以往的研究学者就认为这是不对称的。

(1)我的书比他多。

(2)我的书比他的多。

仅从形式上看，这两个句子中的“比”前后项的长度是不同的，故有人认为这两个句子都是不对称的。

但在(1)句中，比较的是人，强调的语义比较的是“我”和“他”，也即比较前项是“我”，后项是“他”，比较点是书。

因此，(1)句是对称的。

在(2)句中，比较的是我的书和他的书，比较前项是“我的书”，后项是“他的”，比较点“书的数量”并没有出现。

在(2)句中，比较前项是名词性的偏正结构而后项是“的”字结构，两者在句法结构形式上是不平行的，自然也就是不对称的。

我们认为仅从形式来界定对称与否是不合语法事实的，这样只会无限制的扩大“比”字句不对称研究范围而造成无规律可循。

真正意义上的对称与否应从句法语义层面来考察。

首先对称与否是就比较项而言的，不是就“比”字句而言的;其次还应明确区分介词“比”前后成分与比较项的关系。

能出现在介词“比”前后的不仅是比较项，如比较主体、比较点等也可以出现在该位置上。

因此，比较句的对称应该是比较项的对称，只要比较的前项和后项的结构长度相同，那么“比”字句就是对称的。

三、造成不对称的原因
造成比较句不对称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比较前项的隐含;二是比较后项的省略。

(一)比较前项的隐含
1、比较前项隐含以及原因比较前项和比较后项是句子中相异的两部分，是比较主体和比较客体，理论上讲，这两部分往往不应该隐含，应该同时出现在“比”的前后，但是在语言中比较前项往往会隐含。

试看以下的例句。

(3)气色比原来好多了。

在上例中，比较前项没有出现在原文中隐含了起来，从而造成了句子的不对称。

那么比较前项为什么能够隐含?考察例句我们发现，尽管比较前项隐含了，但是比较后项都无一例外的强制性出现。

从语义层面讲，比较前项是比较的主体，是目的物。

而比较后项则是比较的客体，是比较的参照物。

一般而言，参照物都是有定的，是先于目的物而存在的，且是必须先出现的。

因此，作为参照物的比较后项必须出现在“比”字句中，否则就无从比较。

例如：(4)他比你高。

———*你比高。

一般情况下，由于比较主体和比较客体都属于同一基本的比较范畴，这样两者才有比较的价值和可比较性。

那么，比较后项的必然存在也就确保了即使比较前项缺失句子也能独立成句的可能性。

因为，
人们可以通过比较后项的语义特征扩散激活出相关的前项来。

2、比较前项隐含的条件
(1)比较前项是“现在时”时———无条件隐含当比较前项表示的是现在的时间，比较后项表示的是过去的时间时，比较前项是可以隐含的。

例如：(5)他比过去帅气多了。

我们可以根据比较后项表示的时间词语激活出前项来。

根据比较句对比较项的要求，一般比较前后项都基本属于同一语义范畴，比较后项表示时间，那么比较前项自然也表示时间范畴，并且与比较后项表示的时间是不发生在同一时间段，这样二者才有可比性。

时间不同于空间，是一维单向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线性连续的时间轴的话，能够与表示过去的时间段相比较的可以是现在时也可以是将来时。

那么，如何来确定从缺的前项表示的时间段呢?认知语言学认为：从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心理来看，“眼见为实”是人类最朴实、最基本的认识原则。

眼见的现实是“现在时”的认识基础，它不言自明，所以多数语言中现在时都是用的无标记形式。

“现在”时间相对于其他时段的时间来说是最重要、最显著的，它与说话人的话语时间最紧密。

因此，除非特别的说明，“现时”的时间是可以缺省的，交际双方也都默认“现时”的缺省。

由此，我们就能从比较后项的语义推导出从缺的前项来。

(2)比较前项是“过去时”———不能隐含比较前项表示的是过去的时间，后项表示“现在”的时间，前项一般不能隐含。

例如：(6)她第一学期比这学期进步得快。

———*她比这学期进步得快。

在没有上下文的语境情况下，省略了比较前项这些句子独立成句的合法性似乎值得怀疑。

我们知道“时间”是流动的，跟现在时能形成比较的时间段可以不止一个。

“现在”与“过去”与“将来”都能形成比较。

当比较后项表示“现在时”，由于比较前项无法唯一确定，所以不能隐含。

因为我们不清楚比较前项缺省的是什么，虽然可以根据其他成分的语义信息判断比较前项是表示“过去”的时间词，但最终不能确定它具体表示过去时间段。

(3)比较前项是“将来时”时———不能隐含(7)天气预报说明天会
比今天热。

———*天气预报说比今天热。

同样，在没有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比较前项是将来时，后项是现在时，前项也不能隐含，因为比较前项没有办法进行唯一的确定。

(二)比较后项的省略
1、比较前项的省略有些比较句的不对称是由于比较前项的省略造成的例如：(8)李家的老人与祁老爷同辈，而且身量只比祁老爷不到一寸。

(老舍《四世同堂》)在上例中，“比”字句的比较前项没有出现是空缺的。

(8)空缺的是“李家老人”。

比较前项的空缺也是有一定条的：在一定的语境中，比较前项既是“比”字句的比较前项同时也是“比”字句的主语，且已经在上下文中出现过了，“比”字句中就不再重复出现了。

这种比较前项的空缺是“语承前省略”造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省略”。

该类比字句是真正的不对称。

2、比较后项的省略
前面说过，在“比”字句中，比较后项必须强制出现，则无法构成“比”字句。

但这并不等于比较后项完全不可省略。

有时，比较后项的某些成分也是可以省略的。

例如(9)我的孩子比他的大。

上例中，比较后项没有完全出现，中心语空缺。

这种缺都是由于后项承前省略与前项的相同成分造成的。

四、结语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比较句中比较项不对称的范围及原因。

我们认为：研究比较句的不对称应该摒弃过去只形式的角度来判断不考虑语义的狭隘视角，只有明确了一点我们才能更科学地描写解释比较句不对称机制。

第二篇：(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论文)现代汉语病句研究
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病句研究姓名：潘瑞春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汉语言文字学指导教师：岳方遂
20070501
中文摘要
病句是影响人们语言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年来，随着社
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语言信息传输量的剧增，社会语病也呈高发态势。

研究如何克服病句、利用病句、转化病句也就成了语言应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以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为指导，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近年来现代汉语病句作了一番全方位的审视和扫描，主要内容为：（1）综述病句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评价了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有影响力的著作；（2）提出了病句的界定方法，分析了病句的主要类型；（3）阐释了对病句的辩证认识和对病句资源的开发利用，区分了几组易混淆的概念；（4）回应了学术界关于建立病句学的设想。

文中的主要见解有：
第一，以王希杰先生的“病句生成学”为界，将现代汉语的病句研究划分为两个时期。

其前期为基础研究时期，主要依据规范的语言观，对病句作静态的评析与修改。

其后期为系统研究时期，主要依据系统论的方法，对病句做动态的观察分析，强调辩证地认识和利用病句。

第二，关于病句的定义，在比较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之后，文中认为应该采取多角度、全方位的概括法，即：病句是不合乎语音规范，不合乎用词习惯，不合乎逻辑事理，不合乎语法规则，不合乎修辞要求，又不能正确表意、令人费解的句子（符合其中的一项即可判为病句）。

第三，关于病句的类型，文中主要从三个角度划分：（1）句法形态类，包括语序错乱、搭配不当、成分残缺、结构杂糅等。

（2）修辞意义类，又分为两小类：消极修辞类和积极修辞类。

前者包括生造词语、误用词义、混淆词类、苟简赘余和一义两歧等；后者主要指对偶、排比、夸张，顶真等各类辞格的误用。

（3）逻辑思维类，主要包括偷换概念、转移论题、自相矛盾、模棱两否、限制不当、关系失合等。

第四，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病句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东西，它也有存在的价值和可利用的途径。

其价值主要表现为：可作为研究的对象或材料，可转化为规范的表达形式（如“非常男女”“打扫卫生”），可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如“您昆明了吗？”）。

其利用的途径有：制成病句“标本”，帮助人们学习语法修辞：在文学作品中
利用病句来营造氛围、刻画人物；把某些病句转化为修辞手段，升华为一种语言技巧。

第五，病句类型中有成分残缺、搭配不当、成分多余、语义歧义等，语言运用中又有与己相反的成分省略、超常搭配、修辞羡余、语义多义等。

文中分析比较了省略与残缺、超常与不当、多余与羡余、歧义与多义的相同与不同，划清了正误和文野之间的界线。

第六，病句、规范句和艺术佳句之间的相互转换是病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文中提出了三种转换模式：（1）规范化的模式：病句、规范句→佳句；（2）失误的模式：规范句、佳句→病句；（3）艺术化的模式：规范句、病句→佳句。

正向转化的手段有删减、添加、替换、调整、修正、重组等，还有对语体，语境条件的利用等。

负向转化则有倒次、逆反、杂糅等。

第七，病句学的学科建设是学术界二十年前就有人提出的问题，但应者寥寥。

本文在文尾作了回应，并对病句学的性质、特点、任务、范围、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谈了一些初步的看法。

关键词：病句
辨析
评改
利用
转化
病句学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安徽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

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2007年4月30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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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授权安徽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07年4月30日
签字日期：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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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研究缘起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运用的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目前，汉语运用不规范的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报刊、广播、电视里，病句俯拾即是，就是在政府文件、学校教材、论文专著里，也不难找到病句。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2006年7月14日一天，4种中央级报纸和24种省市级报纸1至8版正文被挑出语言逻辑差错1289处，平均每种报纸46个，每版5.8个，其中有一种报纸差错达到每版平均23个。

错误主要类型有用词不准，概念混淆；分类有误，不当并列；叠床架屋，语意重复；判断歧义或词不达意，让人不知所云，有的语句完全把意思弄反了；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宾语缺失或搭配失合；后语不搭前言，转移论题，甚至自相矛盾；有的说理文章论据不足，‘乱用所以’；此外，用字不规范、错用标点的病例也很多。

”[1]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变异的、不合规范的“网语”对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又造成严重的冲击。

这些情况，促使我们要研究病句，分析它的性质及成因，找出克服它的有效方法，为语言规范化服务。

从语言本身来看，任何句子都是由形式和
意义两部分组成，其中，形式是意义的载体。

病句当然也不例外，因此病句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要么是形式破碎的同时造成了意义的不完整，要么是形式完整却与发话意图不相符。

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只承认正确的东西，因此相对于语言规范来说，病句是一种应该消除的不合理的语言现象。

从语言能力的角度来看，病句是一个人语言能力不能胜任一定思维经验的表达的现象。

首先，每一个发话者不同的语言能力以及不同时点的发话状态使病句成为一种难以消除的、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现象。

其次，从另一角度看，造成“不能胜任”的情况有两种：一是这种思维经验的表达可以被代表了一个语言群体整体水平的合格句所胜任，但由于某个个体语言能力的差异而造成了无法胜任这种思维经验的病句；另一种是这种思维超出了一个语言群体现有水平的表达极限，要将它表达出来就要变异现有的规范，形成所谓的破格句，而破格句与病句在语言形态上是难以区分的。

因此，病句在客观上似乎成了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

这是本论题的研究缘起。

二、研究目的本文在借鉴现有病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既立足于传统病句研究的方法，以引导人们在语言运用中减少病句，又注重吸收现代病句研究的理论成果，包括探讨病句存在的原因，评判病句的标准，分析比较几种互为相对的语言现象，病句的理解与利用，病句的转化，构建病句学的构想等问题，为人们能动地利用语言规律和言语规则进行得体表达服务。

三、研究思路
首先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概括分析现代汉语病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归纳出关于病句研究的成功与不足之处；接着以大量的语病材料为基础，从与语言规范对比入手，归纳分析病句的类型；采用演绎比较法，讨论评判病句的标准；比较几种相对的语言现象，分析病句的理解与利用，演绎病句的转化；着眼与学科建设的构想，进一步探讨建立现代汉语病句学的有关问题。

第一章病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现代汉语病句的研究与现代汉语规范工作基本上是同步的。

以王希杰先生发表《病句生成学》（《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为标
志，我们将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节病句辨识与评改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后期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2年）开创了关于现代汉语规范工作的先河，全书共六讲，其中的第二讲到第五讲，分别是词汇、虚字、结构、表达。

这四讲总体来说是围绕语病来论述的，其中，针对书面语言应用中的问题，搜集了大量的例句（主要是病句）进行分析，具有“匡谬正俗”的作用。

《讲话》的发表缘自于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

在此影响下，《语言知识》杂志从1953年起开辟了《改错句》专栏，专门刊登从报刊上收集到的有语病的句子加以分析、评论和匡正。

此后，一些语言文字工作者出版和发表了不少专门讨论病句的著作与论文。

一重普及的基础性研究
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语言文字工作者从当时社会的现状出发，以语言规范为目的，注重用传统体系来辨识与修改病句，发表了不少关于病句研究的专著。

其中较为系统的专著有：谭寻的《怎样诊疗句子》（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社，1953年6月版），该书主要讲不正确的用词怎样纠正，组织不完密的句子怎样调整，不适当的修辞修改等问题。

丁羽的《好句子和病句》（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6月版），本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词义的配合和复音动词的用法，虚词的用法、句子的结构、修辞上的问题。

曲北韦的《谈谈病句》（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版），该书首先说明什么是病句，病句是怎么来的；接着举一些实例，分析病句有哪些类，怎样纠正等等。

金锡谟的《病句分析》（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1月出版），内容包括：词语运用中的错误分析，句子运用中的错误分析，逻辑运用中错误分析。

苏培成的《语言病例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该著把病句按错误的性质分为误解词义、生造词语、使用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成分多余、语序不当、结构混乱、标点不当、比喻不当、表达不当等11类，逐条分析修改。

其他的一般性论著主要有：杨岱励
的《怎样纠正病句》（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年5月版）。

陆法今的《病句例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

张放的《常见病句分析》（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

宗若铁的《病句简析》（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郑文贞、余纲、李良华合著的《语病汇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2月版）。

蔡祖周的《病句修改例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

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编《病句评改》（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张耿光的《常见病句分析》（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

李华良的《病句评改》（语文基础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

王纪的《病句诊断25类》（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6月版）。

李裕德、吴启主合著的《病句分析》（湖北教育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张理明的《病句例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吴宗渊的《汉语病句分析》（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

裘荣棠的《病句汇析》（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版）。

安汝磐的《常见语法错误例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王龙章的《病句修改例析》（辽宁少儿出版社，1987年8月版）。

从逻辑方面来剖析病句的论著主要有：李衍华主编的《逻辑病例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4月版），书中从报刊、书籍和其他资料摘录400余条逻辑病例，按形式逻辑理论体系的概念、判断、推理基本规律、论证五个部分整理分类，并做逻辑和语法的分析。

倪正茂的《逻辑与语病》（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作者认为语病有语法方面的、修辞方面的和逻辑方面的，从逻辑角度分析语病是改正语病的基础。

以上论著较多从语法、逻辑方面来分析研究病句。

总体来看，内容浅显易懂，具有一定的普及与推广作用。

二重个别病例与争鸣的研究
同期，不少学者与专家注重从书面语中搜集带有典型性的病例，加以研究，有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产生了一些争鸣，个别病例的研究较为深入。

研究病句的论文大多发表于《中国语文》《语文学习》《语文天地》《汉语学习》《语文建设》《中国语文通讯》《中国语文天地》等学术期刊，其中有一部分论文后被结集为《词语评改五百
例》（语文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

限于篇幅，不再列举，这里重点概括这一时期关于现代汉语歧义现象研究的成果。

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1952）已注意到汉语歧义现象，举例分析了一些歧义实例，认为歧义是一种表达上的毛病，应当避免。

汉语的歧义研究始于赵元任先生用英语写成发表在国外的《汉语的歧义问题》（1959），该文探讨了歧义界定、歧义分类、歧义成因、歧义分化、歧义消解和歧义度等重要问题。

文炼先生的《论语法学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1960）从语法的形式和意义既统一又矛盾的角度论及歧义现象。

朱德熙先生的《论句法结构》（1962）用直接成分分析法分化了歧义实例“咬死了猎人的狗”，用变换分析法分化了“屋里摆着酒席”。

吕叔湘先生的《语文札记》（1965），论及“他的老师当得好”这类句子本身不能排除两解，是真正的“歧义”。

朱德熙先生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1978）对“的”字结构判断句的歧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并提出了“歧义指数”概念。

吴葆棠先生的《现代汉语词组歧义现象初探》（1979）对歧义问题有相当全面的论述，是国内首篇汉语歧义研究的专文。

范继淹先生的《语言的信息》（1979）从信息传输角度提出同形歧义，突出表现了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的矛盾，并认为歧义有模式和实例的区别。

徐仲华先生的《汉语书面语言歧义现象举例》（1979）标志着系统研究汉语歧义问题的开始。

朱德熙先生的《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1980）奠定了语法歧义研究的基础。

沈开木先生的《表示“异中有同”的“也”字独用的探索》（1983）和《“不”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探索》（1984）分别对“也”字句和“不”字句的语用平面歧义做了开拓性研究。

马庆株先生的《述宾结构歧义初探》（1985）从歧义分析入手考察述宾结构，发现述宾结构中有实指宾语和虚指宾语两个大类的对立。

黄国营先生的《现代汉语的歧义短语》（1985）对歧义格式进行了最为详尽的归纳。

徐思益先生的《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歧义现象》（1985）是首篇语境歧义研究的专文。

至此，汉语歧义研究已经全面铺开，研究体系基本确立，邵敬敏先生的《关于歧义结构的探讨》（1987）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前段歧义研究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