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大明建文官瓷

消逝的大明建文官瓷
消逝的大明建文官瓷
建文，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朱允炆的年号，这是一位心怀宏图大志而后又落得悲剧下场的帝王，建文帝在1398年闰五月十六日登基，到《靖难之役》后1402年六月失踪，前后四年。

明建文帝踪迹之谜，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离奇的帝王之谜。

他做了四年皇帝，一个皇帝消失了，却没能留下一幅图像，也没有留下一行手迹，就连他所下过的诏书，也没有文字稿能流传下来。

他的言论事迹要么被抹去，要么被扭曲。

至今也没有一本关于他的独立传记，现在流行的各种皇帝大传，他总是作为前后皇帝的附庸而存在。

最主要的原因，他是一个失败者，谁愿意为一个落魄丧魂者多费笔墨呢；再有，他前有洪武，后有成祖，都是功标青史，相形之下，朱棣自然不会让建文拥有其历史应有的地位，
公元1399年明史上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朱允炆登基从祖父手中接管明朝皇权后，踌躇满志宽仁天下，在经济上实行减免赋税发展国家经济，在政治上纠正前朝错案，恢复吏治，力图改革，这样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建文帝重用黄子澄、齐泰、方孝儒等新政文人志士，一反明太祖的做法，推行了一系列国泰民安得新政策。

首先是重德省刑，锐意文治，崇尚礼教。

以致大量减少了刑部的囚犯。

同时又选派朝廷阁员为采访使，分巡天下，兴办利民安国之事。

其次是减免赋税。

针对江浙赋役过重的情况，建文帝特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这样益民新政，大大激发了社会的生产力，在朝廷内，建文帝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

官场从明太祖的严政迈向了清政，建文帝在官吏方面也进行了多元改革，重新更定官制，大力精简机构，革除冗员。

在建文帝在位的四年间，撤消了九个州，三十九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减轻了社会民间的负担。

可以说建文帝的一系列措施，充分体现了他以宽仁爱民的治国思
想，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给社会带来了一阵温暖的清风。

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时政通人和，所以后人有“四年宽政解严霜”之誉。

建文当政，景德镇瓷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洪武三十五年，有御窑厂一所，开窑烧造。

《江西大志、陶书》。

【大明会典】一书也可以看出，该书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

这说明，在洪武朝景德镇就开设了御窑官瓷的烧造，
正当建文帝行新政之际，大明王朝却祸起萧墙。

原因是建文帝登基之后，见于各地藩王（即他的各位叔父）“拥重兵，多不法”的状况，担心会造成西汉时的七国之乱，采纳了兵部尚书齐秦、太常卿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蕃。

但朱允炆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他并没有先削实力最为强劲的燕王朱棣，而是从其他藩王下手，先后废了周王朱肃、齐王朱福等五王为庶人，这样即引起了藩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加紧做出准备。

当朱允炆决定向朱棣开刀时，却为时以晚。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明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今北京市），而且随着朱棣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他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

公元1399年7月，朱棣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用“恢复祖宗旧制”为旗号，挥师南下，争夺帝位。

史称“靖难之役”。

消藩权严重的激怒了各地的军阀势力，建文不但搞削藩失败了，最后还丢了应有的皇位，他也是命中注定的苦难，“出师未捷身先死”以燕王朱棣为首的军阀势力，凭着手里掌握的重兵，对建文中央皇朝发动了《靖难之役》的战争，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大肆毁灭建文王朝文化，不承认建文年号，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

（后来直到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才下诏恢复）。

建文兵败燃起宫中大火之后，朱棣比谁都清楚建文皇帝没有死，当得知建文皇帝逃走时，明成祖酝酿了一个遮人耳目的壮举，他派遣三宝太监郑和带领庞大的舰队下西洋。

奇怪的是，舰队上的乘员都是训练有素的在籍军人。

这
只军队中还包括大量的锦衣卫等宫廷特务机构，这支在当时世界上属于最强的的舰队，为何以要以贸易为目的来遮人耳目？原来明成祖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建文帝。

并向外域藏匿建文的小国示强，据《明史》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

”在郑和的船队里的锦衣卫，是专门负责侦缉的皇家特务，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知建文帝踪迹,。

朱棣为了自己抢夺到的皇位得到“名正言顺”，他必须彻底消灭建文王朝在南方以至整个民间的号召力，他上台后不但擅改和不承认建文历史，继而毁灭建文文化，而且通过其掌握的宫廷锦衣卫在全国四处搜寻建文下落，，可怜的朱允炆所在地表上的建文文化痕迹被大肆破坏，消失的烟灰云散，为了皇权的巩固，朱棣对建文旧属进行了惨无人寰的极刑，更别说建文王朝文化的存在，由此可见在整个明朝期间由于朱棣的极端的阻断和毁灭，是不可能允许建文文化痕迹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建文”字样的官瓷留在宫中使用！从永乐朝直至明朝中晚期的200年中，朱棣的子孙是不可能生产“建文”寄托瓷的，民间更不会仿造，那是官吏与窑工掉脑袋的事！。

进入明朝晚期，由于政权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官瓷生产技术一溃如泄，朝廷再也无法顾及建文历史文化的存在了。

清王朝建立初期，更不可能让一个类似南明王朝“朱三太子“的幽灵文化，来影响满清政权的稳定，所以在满清统治的封建社会里，也不可能有建文寄托款瓷器出现，虽然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尊重历史，恢复了建文“惠帝” 的身份，但要乾隆恢复对建文历史文化的寄托，这对于当时还处在民间“反清复明”浪潮中的满清王朝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建文文化在明朝历史上是神秘的，为何建文官瓷在历史的数百年来不见踪影，历史上也鲜见建文官瓷的生产资料，大概也不难解释了。

瓷器英文名“china”在数千年都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技术，自唐朝中期开始，它随着丝绸之路的的开通，中国瓷器便开始销往世界各地，并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和尊重。

在外国人的眼里，瓷器成了中国的名字，在国内大到宫廷达官贵族，小到民间草民，，无不迷恋此物。

瓷器历史是中国人智慧文明创造的伟大文化。

明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黄金时期，宣永青花、成化斗彩等美不胜收。

可“建文”特殊的命运增加了它的神秘性和稀有性。

中国有句俗语叫“物以稀为贵”。

因此，所谓的极品、孤品、等就成为人们极力追求的对象。

民国一位侨居上海的收藏瓷器的大家仇炎之先生（1910—1980），对明清瓷器颇为精通。

是江苏太仓人士，早年在上海昔古斋古玩店当学徒，学习古玩鉴定和交易。

有了经验之后，索性自己在上海外滩开了一家古玩店铺，专营明清瓷器之事。

这里外商很多，自然生意不错。

从一个学徒工到一个鉴定收藏瓷器的大家，仇炎之先生付出了许多艰辛，也得到了很大的收获，鉴于自己对明代瓷器的喜好，使仇炎之暗下决心，一方面精攻鉴别，同时要收齐明代各个年号的瓷器。

多少年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明代17朝皇帝的瓷器就缺“建文”了。

这是收藏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壮举。

于是，仇炎之总是要千方百计找到“建文”朝的瓷器，以求功德圆满。

据说，到民国年间，“建文”朝的瓷器基本绝迹，难以寻迹，仇先生在古玩市场不断努力挖掘之中，终于寻觅到一个建文落款的笔架。

建文朝所烧的官窑瓷器因历史的原因很可能只有一批，加上年代短，数量少，因此尤显珍贵。

在诸多的陶瓷研究文献中，极少有建文朝瓷器的叙述和发现。

仇炎之先生作为收藏瓷器的专家，自然查寻了大量的资料和进行了严密的考证，为了得到这件“建文”笔架，仇炎之花了很多精力与财力，志在必得。

结果，他将多年来收藏的一整套（除建文）明代各年号瓷器换下了这一件价值连城的“建文瓷”笔架。

其精神可鉴。

建文官瓷是一个神秘而又难解的课题，它的出现给我们今天的专家和收藏爱好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篇章，出现的建文官瓷是本朝所造？还是后朝皇帝上台后实行怀柔政策下所做的祭祖寄托瓷？建文官瓷的面目在瓷业历史中是神秘的，它的确是明朝官瓷中的凤毛麟角，她的出现也填补了明朝官瓷史上研究的空白，虽然它的出现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会随着历史的延伸而让更多的人关注明朝建文历史！历史的发展也会让建文官瓷自有清晰的定论。

笔者收藏的建文款官瓷，其中有青花瓷，色秞瓷等，彩瓷，其特
征：器型规整，胎质细腻，秞色温润如玉，工艺精致，器身上刻有气势磅礴的五爪官龙，落款有《大明建文年制》双圈六字楷书款，也有无圈单列六字楷书款，器型前承洪武，后传永宣，从收集到的建文官瓷与明代其他朝代的官瓷对比，它一改洪武质朴宏大的器型，变的隽秀典雅，胎质比洪武更为细腻，器型与绘画纹饰与后来永宣生产的官瓷有惊人的相似，青花料的使用更与永宣青花一样，呈现的是“苏麻尼青”料固有的特征，发色深沉浓艳，颗粒浑散自然，锡斑凹凸明显，器型纹饰不但与后来的永乐宣德瓷类同，也明显看出有洪武遗风的存在！这说明在建文年间，瓷业生产力已得到稳定发展，且当时的景德镇是战争的后方，可见“靖难之役”的战争并没有对景德镇瓷业生产造成太大的破坏和影响，建文瓷中“苏青”料的使用，景德镇瓷业历史记述中从来没有阐述过，但从这些建文官瓷上的彩料、纹饰特征推断，可以断定“苏麻尼青”的原料在大明建文朝已得到大量进口和使用，而且景德镇窑工已熟练的掌握这种青料的使用技术。

其中笔者藏有一件《青花开光花果纹执壶》高30.6Cm，口径7.5CM,颈部饰蕉叶纹，肩部饰缠枝莲纹，壶身菱形开光圈内画折枝花果纹，壶身旁绘牡丹花纹，壶身下近足部绘变形莲瓣纹，壶底足圈内满秞，壶流与颈间有一云板相连，壶柄上绘四朵灵芝，柄下有三颗乳钉，壶流两侧绘卷草纹，在其造型与绘画工艺中，洪武遗风十分明显，壶流正面书写《大明建文年制》青花楷书六字款，这与洪武和后来的永宣青花大壶落款有明显区别，使用的青花呈“苏料”典型的特征，青入胎骨，发色深沉浓重，整器工艺精致，气势宏礴，这只建文款《青花花果纹大壶》与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中出土的“永乐花果纹青花大壶”如出一澈，其造型，画工，胎釉、青花发色都有惊人的相似，尤其是青花原料的使用，无论其发色、浑散、颗粒、锡斑，微观等特征都有惊人的雷同。

正说明景德镇瓷业的制造工艺是历代传承有续的。

永乐官瓷在制造工艺上很大程度继承了洪武和建文时期的技术，建文色釉瓷中以红秞器最为特别，建文红釉的特征却与永宣及后朝的红釉有很大区别，我们知道，红秞工艺是瓷器烧制中最为复杂的技术，其秞料配方与烧制温度必需极为严谨，由于明早期景德镇高温红秞烧制技术还不太完
善，这时期的高温红秞发色并不稳定，洪武朝烧造的红釉就有“十窑九不成”的说法，红釉瓷历来都是瓷器中的名贵品种，备受人们的珍视。

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鲜红釉和宣德年烧制的宝石红釉，都是红釉家族中的代表产品。

在永乐、宣德时期，红釉瓷主要用于宫廷祭祀和喜庆吉事，因此当时的红釉瓷器被称为“祭红”。

“祭红”红而不俗，鲜艳而温润，色调静穆、凝重，宛如霁云红霞，因此又被冠以更有诗意的名字“霁红”。

“祭红”瓷器之所以名贵，除了它的釉光莹润如玉，颜色鲜艳俱佳外，更因为它“千窑难得一宝”、“十窑九不成”而成为瓷中珍品。

有人把“祭红”称为瓷中人造宝石。

也有人把颜色釉说成是“瓷品王冠”，而“祭红”则是这顶“瓷品王冠”上璀璨的明珠。

建文红秞采用独特的含金秞料发色，应属金红类红釉工艺，其深红的秞色表现的极为独特，器物在光线下，红秞内敛出温润的五彩蛤砺光，红的鲜艳，令人爱不释手，建文红釉既不是高温铜红秞工艺，也不是低温铁离子发色的矾红釉工艺，其工艺至今无法解释，在后朝还无发现类似红秞器，这说明后人难以造仿，笔者收藏的一只《红地绿釉缠枝莲碂式盖瓶》，造型极为独特，。

笔者收藏的一只《蓝地绿釉五爪龙纹彩瓷天球瓶》，精细的剔刻绿彩五爪龙，气势磅礴，这只龙纹天球瓶高42公分，五爪官龙刻画的极为生动，龙首就像建文皇帝温文儒弱，龙爪刚劲有力，明朝社会盛行佛、道教，其宗教味盛浓的<万字云>纹饰布遍器身，瓶腹下端的《福山寿海》是明朝社会表现国泰民安的常见纹饰，刻工细腻，瓶肩上用白釉青花落《大明建文年制》长方款，字体楷书清秀端庄，白釉如白玉般温润，青料自然浑散深沉，瓶身的这种美如蓝宝石的蓝釉温润含蓄，碧波荡漾，与温文儒雅的绿龙相映成趣，十分雅致，整器造型气势宏伟，宫廷御用器韵味十足，是研究大明建文历史文化的难得有力的佐证，也是今天不可多见的稀有明代建文珍瓷。

这些建文官瓷从器特性与资料来推断，极有可能是当时建文皇帝对功臣的赏赐品，并且在“靖难之役”战争结束前藏匿，从而躲过了一场劫难！数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幸赏见也是收藏者的缘分。

明建文帝朱允炆的败走皇宫后的下落一直是一个谜。

最近在福建
宁德地区的上金贝村发现了一个极有王者气势的古墓，省内外的专家学者认为，建文帝在《靖难之役》兵败，火焚皇宫后出逃，最后逃到了闽东。

而对宁德市上金贝村的古墓研究的学者则认为，上金贝村发现的墓葬有可能就是史学界苦苦寻找了600年的建文帝陵寝，这种建文帝在《靖难之役》后藏匿民间的神话有多个版本之说，但是否与这批建文官瓷有某种关联？这是需要研究的后话。

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作为皇帝他太过仁慈，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如果让他作臣子，相信他可以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但作皇帝不一样，皇帝注定与鲜血分不开，他要排除异己；他要树立皇威，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大明史称建文帝的朱允炆，南明弘光年间追崇为惠宗让皇帝，后被开明的大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追谥为恭闵惠皇帝，所以建文帝又史称明惠帝。

这也是他最后的善终。

金贝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