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与影响因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张国文（１９８３－）
，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北方民族考古、科技考古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汉唐时期鲜卑融入中华文明的考古学综合研究”（项目编号：２３ＶＪＸＧ０３２）。

第５６卷 第５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
９月 Ｖｏｌ．５６ Ｎｏ．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ｐ．２０２３　
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与影响因素
张国文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摘　要：考古发现揭示，北魏墓葬动物殉祭率在平城时期有一次跃升，但到了洛阳时期又有显著下降。

殉祭动物组合中羊、牛、马等比较常见。

殉祭动物个体数量盛乐和洛阳时期较少，而平城时期较多。

北魏墓葬殉祭动物部位以牲体为主，头／蹄以及整牲数量较少。

平城时期殉祭动物摆放位置或方式最为
多样化，有棺外前部或侧部、壁龛、棺内或墓道等。

出土殉祭动物的墓葬形制在不同时期有明显变化，盛乐和平城时期以土洞墓为主，洛阳时期则主要为砖室墓。

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和变迁，可能受到了农耕－游牧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以及民族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北魏；墓葬；殉祭动物；葬俗
中图分类号：Ｋ８７８．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８２０４（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９６－０６ 游牧民族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王朝经历了盛乐
时代、平城时代和洛阳时代。

北魏的历史进程见证了北方人群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多元统一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魏墓葬出土有大量动物骨骼，基于这些动物骨骼的系统分析可以揭示北魏墓葬的动物殉祭习俗，既有助于探索北魏的丧葬习俗和文化面貌，同时也为探讨北朝时期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提供新视角。

然而目前对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研究依然较少，对其演变和发展历程缺乏系统梳理。

本文拟全面梳理考古发现北魏墓葬及其附属设施出土的动物骨骼（骨器除外），对其种属、组合、部位、摆放方式等进行统计分析和归纳总结，揭示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内涵及其变迁轨迹，进而探讨北魏时期的丧葬习俗、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等问题。

一、出土动物骨骼的北魏墓葬概况伴随着北魏历史的演进过程，不同时期出土动物骨骼的墓葬在空间分布上也有不同，地域扩展趋势十分明显。

（一）盛乐时期
考古发现的北魏（代）盛乐时期（２５８－３９８年）墓
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据统计有４９座。

其中出土有动物骨骼的墓葬有５
座，分别为内蒙古叭沟墓群中Ｍ５和Ｍ８［１］
、七郎山墓群Ｍ１７［２］、西沟子村墓地Ｍ１［３］
和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Ｍ２２７［４］。

（二）平城时期
北魏平城时期（３９８－４９４年）墓葬主要分布在都
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地区，此外，在内蒙古、陕西、宁夏、辽宁、北京、河北和河南等地有少量分布。

大同地区出土有动物骨骼的北魏墓有
６１６厂北魏墓［５］、湖东一号墓［６］、大同南郊墓群［４］、金属镁厂墓群［７］、雁北师院墓群［８］、二电厂墓群［
９］、迎宾大道墓群［１０］、湖东墓群［
１１］、沙岭壁画墓Ｍ７［１２］、云波里路壁画墓［１３］、尉迟定州墓［１４］、贾宝墓［１５］、七里村北魏墓Ｍ２９［１６］。

近年来，相关多学科研究也披露部分大同地区北魏墓葬出土有动物骨骼，如金茂府墓群［１７］、金茂园墓群［１８］、水泊寺墓群［１９］、御昌佳园墓群［２０］和御府墓群［２１］等。

内蒙古地区出土有动物骨骼的北魏墓葬有锡林郭勒盟伊和淖尔墓群［２２］、鄂尔多斯市巴音哈达墓地［２３］和包头市固阳县补卜代墓地［２４］。

陕西地区发现两处北魏墓葬出土有动物骨骼，为旬邑西头遗址北魏墓Ｍ３９［２５］和西安小寨村北魏墓Ｍ４［２６］。

辽宁地区仅有一座北魏墓出土有动物骨骼，为朝阳凌河机械厂北魏墓地中的Ｍ２［２７］。

随着北魏政权建立及势力向南推移，随葬动物骨骼的北魏墓在平城时期呈现出明确的地域扩展趋势。

（三）洛阳时期考古发现揭示，北魏洛阳时期墓葬主要分布在都城洛阳和旧都平城附近。

另外，在河南和山西的其他
·６９·
地区，以及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河北和山东地区亦有少量分布。

其中，出土有动物骨骼的墓葬有山西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中的Ｍ３９、Ｍ７７、Ｍ１１７和Ｍ１４６［４］
，还有山西侯马羋祁北魏墓地中的Ｍ１００６［２８］
和Ｍ１００７［２９］、山西万荣薛怀吉夫妇合葬墓［
３０］、内蒙古包头姚齐姬墓［３１］、宁夏固原南郊北魏墓群Ｍ１和Ｍ２［３２］
、陕西华阴杨舒墓［３３］等。

综合考古发现可知，出土动物骨骼的北魏墓葬在地域空间上主要分布在山西大同地区，时间上主要集中于北魏平城时期。

北魏平城时期尤其是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后，北方丝绸之路得以畅通。

此外，北魏初期大量的移民活动以及掠夺战争，使得首都平城人口规模增大、文化面貌多样，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频繁。

大同地区考古发现的北魏墓葬数量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都城的繁荣程度。

基于以上墓葬出土动物骨骼的深入分析，可为探讨北魏时期的丧葬习俗、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学术问题提供新视角。

二、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内涵及其变迁学界对墓葬出土的动物骨骼有诸多称呼，常见的有牺牲、殉牲、兽牲、苞牲、祭牲、祭肉、奠牲、用牲、殉祭动物等。

虽动物遗存定名存在争议，但殉葬或祭祀的功能是基本共识。

本节从殉祭率、殉祭动物种属及其组合关系、殉祭动物部位和其摆放位置等多个角度对北魏动物殉祭习俗的内涵进行探讨，进而对北魏不同时期的殉祭习俗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揭示其变迁轨迹。

（一）殉祭率截至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北魏（代）盛乐时期墓葬共计４９座，出土殉祭动物的墓葬有５座，殉祭率为
１０．２％。

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大同地区有４０３座、内蒙古
地区有２２座、陕西地区有３８座、辽宁地区有２７座。

以上地区发现殉祭动物的墓葬分别为９３座、４座、２座和１座，殉祭率分别为２３．１％、１８．２％、５．３％和３．７％①。

可见大同地区北魏墓葬的殉祭率最高。

总体来说，北
魏平城时期殉祭率均值为
２０．４％。

北魏洛阳时期墓葬共计
１５４座，出土动物骨骼的墓葬有１１座，殉祭率为７．１％。

北魏不同时期墓葬的殉祭率有较明显的转变。

盛
乐时期的殉祭率为１０．２％，到了平城时期殉祭率明显
提升，达到２０．４％。

然而洛阳时期又明显降低，仅为７．１％。

考古发现揭示，北魏洛阳时期，墓葬真牲殉祭日渐衰落，动物俑盛行，似有逐渐替代真牲入葬的趋势。

真牲在不同时期北魏墓葬丧葬习俗中的地位明显不同，北魏洛阳时期墓葬流行以动物俑而非真牲入葬，
是其丧葬习俗的显著转变。

东汉时期也曾发生过动物
俑逐渐替代真牲入葬的葬俗转变，可能归咎于西汉末年废除车马、动物殉葬政令的颁布，“乙末，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

奏可”［３４］。

北魏国家和各类神灵祭祀活动频繁，用牲数量巨大，“高祖延兴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诸神，合
一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３５］。

如此庞大的祭祀体系和用牲数量，导致北魏政权不堪重负，孝文帝因此下诏，“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皆
无用牲”［
３５］。

与西汉末年类似，北魏颁布的祭祀限牲政策或许也对平城居民的墓葬祭祀用牲活动造成了影响，从而使得北魏的墓内祭祀用牲从真牲逐渐向动物俑过渡，因此北魏洛阳时期墓葬的动物殉祭率有了明显的降低。

和早期拓跋鲜卑相比，北魏墓葬殉祭率较低。

内蒙古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拓跋鲜卑墓葬的动物殉祭率普遍较高。

例如，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团结墓群和
蘑菇山墓群的殉祭率均为
５７．１％，拉布达林墓群的殉祭率为５１．９％，
东乌珠尔、扎赉诺尔、伊敏车站、孟根楚鲁等墓群的殉祭率甚至高达近１００％。

内蒙古中南部
地区拓跋鲜卑墓葬的殉祭率，三道湾墓群为１４％，东大
井墓地为３８．９％，郝家窑墓地为５０％，南杨家营子墓群为６０％，该地区拓跋鲜卑墓葬动物殉祭率均值约为２６．６％。

综上可见，动物在拓跋鲜卑－北魏丧葬习俗中的作用有着逐渐减弱的趋势。

这可能和拓跋至北魏的历史进程中游牧和农耕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此消彼长有一定的关系［３６］。

（二）殉祭动物种属及组合北魏（代）盛乐时期墓葬出土殉祭动物主要为羊，马仅发现一例。

大同地区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有牛、马、羊、猪、
狗、禽类等动物，常见的殉祭动物组合有牛
－羊、羊－鸡（或其他禽类）、猪－羊、牛－羊－狗、马－牛－羊－狗等，以及羊－Ｘ、狗－Ｘ、禽类－Ｘ（Ｘ为无法鉴定种属的动物）等组合。

总体来说，大同地区北魏平城时期墓葬中羊的出现频率较高，其次为牛。

内蒙古地区北魏平城时期墓葬殉祭动物组合为马－羊－牛、狗－羊，可见殉祭用羊比较流行。

陕西地区北魏平城时期墓葬有马－牛组合。

辽宁地区北魏平城时期墓葬仅发现有马的殉祭。

总体来说，北魏平城时期殉祭动物组合中牛－羊和马－羊组合较为常见，羊在动物组合中的出现频率较高。

北魏洛阳时期墓葬中，出土有牛、马、羊、蚌等几类
·７９·
①
虽然金茂府、金茂园、御府、御昌佳园和水泊寺等北魏墓群出土有动物骨骼，然而这些墓群的墓葬总数和出土动物墓葬的数量，以及出
土动物的种属、部位和数量等情况均不详，故而殉祭率和下文动物部位数据统计时暂不计入内。

殉祭物。

其中，常见的动物组合有牛－羊、牛－马、蚌
－Ｘ。

总体来说，北魏平城时期殉祭动物组合关系明显、搭配多样，动物组合中，牛、马、羊等比较常见，在北魏墓内祭祀活动中为重要的殉祭载体，这与早期拓跋鲜卑较为相似。

可见，早期拓跋鲜卑的动物殉祭习俗对北魏人群有鲜明的影响。

（三）殉祭动物个体数量
１．盛乐时期
北魏（代）盛乐时期殉祭动物总数至少有５个。

在其中可鉴定种属的动物中，有羊４个、马１个。

２．平城时期
大同地区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殉祭动物数量多，按最小个体数计算，总数至少有１２４个。

可鉴定种属的动物牛２８个、马８个、羊３５个、狗９个、禽类３个和猪１个，占比分别为２２．４％、６．５％、２５．８％、７．３％、
２．４％和０．８％。

可见，大同地区殉祭动物以羊和牛为主，狗和马次之，禽类和猪较少。

内蒙古地区殉祭动物至少有８个，可鉴定种属的动物有牛、马和狗各１个，羊４个，前三者占出土动物比重均为１２．５％，羊的占比为５０％。

这一时期陕西地区殉祭动物有牛、马各１个，贝壳
２个。

辽宁地区有牛１个。

结合殉祭动物种属、组合及个体数量等信息，上面对不同地区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动物做了统计。

相比其他地区，大同地区殉祭动物出土数量和种类均较多。

羊在大同和内蒙古地区北魏墓葬中均较为流行，牛、马和狗次之。

二者的区别还在于大同地区北魏墓葬还有猪和禽类的殉祭。

陕西和辽宁地区殉牲出土数量较少，陕西地区北魏墓葬中还出土了北魏时期较为罕见的贝类遗存。

３．洛阳时期
北魏洛阳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可鉴定动物数量较少，按最小个体数计算，牛、马和羊各２个、狗和蚌各１个，前三者所占比重均为２５％，后二者所占比重均为１２．５％。

总体来说，北魏（代）盛乐和洛阳时期墓葬出土殉祭动物的个体数量非常少。

相比之下，平城时期墓葬出土数量明显较多，反映了平城时期墓葬动物祭祀活动的频繁，尤其是都城平城地区。

（四）殉祭动物部位的使用特征
北魏（代）盛乐时期墓葬出土殉祭动物部位，羊主要为牲体，具体有肩胛骨、肋骨、肢骨等。

马仅发现１例，为头部。

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殉祭动物的部位，以动物肢骨、肩胛骨、脊椎骨、肋骨等牲体为多，也有少量牛、马、羊和狗的头（包括单独以下颌骨殉葬）及牛、羊的蹄部和羊距骨随葬。

此外，内蒙古和陕西地区还分别出土有羊、马的整牲随葬。

北魏洛阳时期墓葬出土殉祭动物部位分三类。

第一类为动物头部和蹄部，如羊头、牛头、马头和牛蹄；第二类为马、牛、羊、狗等动物的躯体，如脊椎骨、肋骨、肢骨等部位；第三类为整牲，有羊和马两类动物。

上述发现说明，随着时代的演进，北魏墓葬殉祭动物部位日益多样化。

然而，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以牲体（肩胛、肢体、脊椎、肋部等）为主，头／蹄以及整牲数量较少。

从殉祭动物的身体部位来看，从早期拓跋鲜卑到北魏时期的丧葬习俗变迁较为明显。

早期拓跋鲜卑墓葬殉祭部位以肉量极少的动物头、蹄和距骨为主，不见整牲殉葬。

北魏时期墓葬则主要以脊椎、肢体、肩胛、肋部等肉量较多的牲体随葬，头、蹄和距骨发现较少，尤其是距骨仅发现两例，与早期鲜卑墓葬普遍出土羊距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两类截然不同的动物身体部位随葬，体现了拓跋鲜卑至北魏殉祭习俗的明显转变。

上述拓跋鲜卑－北魏殉祭习俗的变迁，可能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北魏建国后，多民族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带来了复杂的丧葬习俗，使得北魏中后期的动物殉祭习俗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此外，北魏畜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也为丧葬活动中的动物殉祭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故而不再流行动物头、蹄部的殉葬。

此外，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粟作农业经济也为北魏动物饲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３７］。

（五）殉祭动物摆放位置或方式
早期拓跋鲜卑墓葬的殉祭动物均位于墓室内部不同位置，如二层台、头龛、葬具上及墓主身体附近等。

北魏墓葬的墓室内部依然摆放殉祭动物，位置不一而足，考古发现有棺内人骨附近、墓室填土中、棺外前部、棺外侧部、壁龛等。

从早期拓跋鲜卑到北魏时期，墓葬殉祭动物的摆放位置发生了明显改变。

北魏（代）盛乐时期，殉祭动物主要摆放于棺外前部石板或漆案上，或者棺内人骨附近。

盛乐时期草原地区出现的棺外前部石板或漆案上摆放的殉祭动物，可能是北魏平城时期棺前设奠习俗的雏形。

墓葬设奠现象可能缘起于战国洞室墓中的生土台祭祀，成型于西汉末年，流行于东汉［３８］。

刘尊志认为汉墓棺前或前室中部等位置若有动物骨骼发现，当与祭祀有着较大关系，动物骨骼也是判断汉墓中有无墓内祭祀的参考之一［３９］。

北魏棺前（侧）设奠或墓内祭祀这一行为很可能是受到汉魏以来北方农耕文化葬俗的影响［４］。

北魏平城时期，墓葬殉祭动物的摆放位置有明显
·
８９
·
的规律。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棺（房形椁）外前部或侧部。

在木棺前部放置陶器、漆器等随葬品，其中以方形或者圆形漆案或漆盘等大型器物较为普遍，上面除放置小型漆器如碗、碟、盘等之外，还会放置动物，出土遗存以动物肢骨、肩胛骨、脊椎骨、肋骨居多，牲体葬特征明显，例如大同南郊墓群Ｍ１３５。

也有动物未放置于漆案或漆盘上，直接摆放在棺外前部，也属于此类葬俗。

除木棺外，如贾宝墓和二电厂墓群Ｍ３１等出现了房形椁①等葬具代替木棺，也属于此类葬俗［４０］。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平城时期有前后双室的砖室墓，且出现在前室摆放殉祭动物的现象，如湖东北魏一号墓前室中部出土的两件形制相同的漆盘上均出土有羊肋骨和肢骨若干。

此外，也有殉祭动物摆放于棺（床）或木堂侧边部位的漆器上，或直接摆放于墓室地面上。

以上墓葬共计５３座，占平城时期墓葬总数（１００座）的５３％。

二是壁龛。

殉祭动物放置于壁龛或壁龛内的器物上。

与置放在棺外前部相似，壁龛内往往也会放置陶壶、陶罐、漆盘等器物，器物附近或者部分漆器上会放置殉祭动物，出土遗存以脊椎骨、肋骨为主，例如大同南郊墓群Ｍ７。

这类墓葬共计１７座，占平城时期墓葬总数的１７％。

相比早期拓跋和慕容鲜卑时期的头龛摆放动物，北魏平城和洛阳时期流行的是墓室近墓道处两侧的壁龛置牲，不见头龛内摆放。

壁龛最早见于河南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流行于周秦汉唐时期［４１］。

商周时期关中地区墓葬壁龛即已经发现有动物祭祀功能［４２］。

早期鲜卑的头龛和北魏墓葬的壁龛置牲应该均具有祭祀功能。

至于北魏壁龛祭祀的渊源和发展轨迹，由于资料有限，暂无法开展详细对比研究，不过其应与中原农耕文化有较强的关联，和棺外前（侧）部置牲类似，均属于墓内祭祀或设奠行为。

三是棺内或墓道。

除了棺外前部和壁龛内，有一定数量的殉祭动物放置于棺内，共１８座墓葬，占全部墓葬的１８％。

棺内动物的摆放位置没有明显的规律，有在棺内前部人骨头部或下肢骨附近，也有在棺内墓室中部或前中部，如大同南郊墓群Ｍ７４。

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殉祭动物发现于墓道填土内，共６座墓葬，约占墓葬总数的６％。

此外，出土于墓道中的动物部位多为头、蹄部，例如大同尉迟定州墓以及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中的Ｍ５０、Ｍ５７、Ｍ６３、Ｍ１０１等。

倪润安认为，北魏平城墓葬殉葬动物头部和蹄部，是对拓跋旧俗的延续［４３］。

至于将其摆放于墓道，可能还有河西或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殉祭习俗的影响。

例如，宁夏固原地区于家庄、马庄等战国时期竖穴土洞墓墓道出土有大量羊、马、牛头骨［４４］。

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的六座偏洞室墓中，墓道出土有数量不等的牛、羊头骨和蹄骨，摆放位置均较为规律［４５］。

内蒙古地区战国时期偏洞室墓也有墓道殉葬动物的习俗［４６］。

四是其他位置。

比如将动物摆放于填土陶罐内、天井过洞填土、墓室后部墓顶处、棺外四角／多个墓室角落、围墓沟内等特殊位置，但均比较少见。

北魏时期殉祭动物较多放置于墓内随葬器物内，主要为漆器，如案、盘等。

陶器较少，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群Ｍ５３中的殉祭动物置于一件大型陶罐内，罐上盖一块石板。

不论是置于近似密封的陶罐内，还是开放式的漆盘、漆案上，这些殉祭动物均具有“祭肉”“享牲”的意味。

此外，殉祭动物放置于饮食器具上或其附近，表明这些器物可能承担了祭器的功能，与殉祭动物共同构成了墓内祭祀组合。

殉祭动物置于天井过洞填土、墓室后部墓顶处以及墓道填土中等位置，且摆放较为规整的，基本未经扰动，表明该现象应该是一种有意实施的祭祀行为，暗示在墓葬掩埋或葬仪举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祭牲行为。

这样的葬俗在早期拓跋鲜卑或者吐谷浑［４７］墓葬中也有发现，均应属于在葬仪举行过程中进行一定的祭牲行为。

围沟墓，是指在一座或数座墓葬外围有浅沟（即围墓沟，一般口大底小，剖面呈倒梯形）相环围的墓葬，墓葬和围沟构成一个整体［４８］。

围墓沟主要作用是为墓葬防水，同时也起到界定墓葬范围的作用［４９］。

国内最早发现于山西侯马乔村墓地［４８］，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北魏墓Ｍ３９围墓沟中出土有动物骨骼。

结合围墓沟出土的建筑构件等遗物，本文推测该墓围沟除了上述的防水和界定墓葬范围作用外，可能还具有墓葬祭祀的功能，与汉代墓地祠堂［５０］等墓上祭祀建筑性质或许类似。

不过，北魏围墓沟墓上祭祀功能的判断尚需更多证据支撑，值得未来继续深入研究。

北魏洛阳时期，大同南郊墓群延续了平城时期在棺外前部和壁龛置牲的习俗。

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区的北魏墓葬殉祭动物则有摆放于墓道、甬道、墓室等位置。

直接摆放于墓室内的葬俗与北魏平城时期也较为相似。

摆放于棺外侧边陶盘内，虽与平城时期摆放于相同位置漆器上略有区别，但内涵却较为相似，只是动物殉祭用器略有差异。

考古发现揭示北魏墓葬殉祭动物摆放位置前后有明显承继关系。

如前文所述，盛乐时期的两种摆放位
·
９９
·
①房
形椁也称木堂、木椁，为木构件搭建的房形葬具，见于北魏中后期墓葬。

置，北魏平城时期均有延续。

其中的棺外前部器物上摆放动物牲体的现象为棺前设奠习俗遗留，这在北魏盛乐时期即有少量发现，真正流行还是在平城时期。

（六）殉祭习俗与墓葬形制的关系
北魏（代）盛乐时期，出土殉祭动物的墓葬形制主要为土坑侧穴墓和洞室墓，虽然形制有一定差异，但均可认定为土洞墓，共３座；砖室墓仅１座。

考古发现的北魏平城时期动物殉祭墓中，石室墓１座、竖穴土坑墓７座、砖室墓１４座，其他可识别形制的墓葬均为土洞墓，共７６座。

尤其是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土洞墓比重为９３％，占据了绝大多数。

土洞墓中，又以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和长方形竖井墓道土洞墓最为普遍。

北魏洛阳时期动物殉祭墓葬形制主要为斜坡墓道砖室墓，有７座；土洞墓数量较少，仅有４座。

综上可见，出土殉祭动物墓葬的形制在北魏不同时期有明显的变化。

盛乐时期以土洞墓为主，平城时期土洞墓继续占据绝大多数，洛阳时期砖室墓的比重超过土洞墓，占据绝大多数。

与早期拓跋鲜卑基本为竖穴土坑墓相比，北魏出土殉祭动物的墓葬形制较为多样，土洞墓和砖室墓逐渐流行，部分设置有甬道、天井，与农耕文化的丧葬习俗影响有密切关系。

限于人骨保存状况，较多墓葬出土人骨的性别、年龄和葬式等体质信息不详，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质人类学视角下殉祭习俗的判断。

在可识别的葬式中，出土殉祭动物的墓主绝大部分为仰身直肢葬。

另据资料，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与墓主性别和年龄并无明显的内在关联。

三、结语
北魏墓葬存在动物殉祭行为，是其丧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时期北魏墓葬的殉祭率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中平城时期殉祭率最高。

北魏平城时期动物组合关系明显，组合多样，动物组合中羊、牛、马等比较常见，数量也相对较多，在北魏墓内祭祀活动中为重要载体。

随着时代的演进，北魏殉祭动物部位日益多样化，但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以牲体为主，头、蹄以及整牲数量少。

动物摆放位置以平城时期最为多样，主要以棺外前部或侧部、壁龛、棺内或墓道为主。

出土殉祭动物墓葬的形制在北魏不同时期有明显的变化，盛乐和平城时期以土洞墓为主，洛阳时期以砖室墓为主。

动物殉祭与墓主性别和年龄无显著的关联，但是墓主的葬式比较一致，主要为仰身直肢葬。

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和变迁，可能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

经历了汉末至十六国时期的混乱，中原地区农耕文化凋零，反而在河西和东北地区得以保留和传承。

以上区域的农耕文化与拓跋鲜卑游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这在北魏平城地区尤为明显。

且北魏平城地区人口数量众多，文化面貌多样，动物殉祭习俗的影响因素较为多元。

至于关陇、河西、东北及北方草原地区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除了拓跋鲜卑和农耕文化因素外，还可能受到了当地早期传统文化的影响。

除了多元民族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草原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也影响了北魏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北魏动物殉祭习俗物质基础的奠定是多种生业经济共同影响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１］张国文，胡耀武，宋国定，等．内蒙古三道湾和叭沟鲜卑墓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Ｊ］．边疆考古研究，
２０１１，（１０）．
［２］王新宇，魏坚．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Ａ］．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Ｃ］．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３］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和林格尔西沟子村北魏墓［Ｊ］．文物，１９９２，（８）．［４］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５］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头村北魏墓出土的器物［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１９，（１１）．
［６］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Ｊ］．文物，
２００４，（１２）．
［７］韩生存，曹承明，胡平．大同城南金属镁厂北魏墓群［Ｊ］．北朝研究，１９９６，（１）．
［８］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墓群［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
［９］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二电厂北魏墓群发掘简报
［Ｊ］．文物，２０１９，（８）．
［１０］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Ｊ］．文物，２００６，（１０）．
［１１］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湖东北魏墓群发掘简报［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１８，（２）．［１２］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Ｊ］．文物，２００６，（１０）．
［１３］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Ｊ］．文物，２０１１，（１２）．
［１４］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Ｊ］．文物，２０１１，（１２）．
［１５］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北魏贾宝墓发掘简报［Ｊ］．文物，２０２１，（６）．
［１６］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Ｍ２９发掘简报［Ｊ］．文物，２０２３，（１）．
［１７］周丽琴，吕晓晶，崔贺勋，等．北魏平城地区的农耕化：山西大同金茂府北魏墓群人和动物的Ｃ、Ｎ稳定同位素分析［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２２，（６）．
·
０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