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制度变迁

第五讲制度变迁
一、制度与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
⏹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
替代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
边际替代成本（机会成本）；
⏹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由
于边际收益递减，生产的最优规模的约束条件是边际转换成本
等于边际收益，同样，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供给的约束条
件是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等于制度的边
际收益）；
⏹制度变迁还可以理解为制度的交易过程。

经济活动既包括人与
物之间的替代和转换活动，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实
际的制度交易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交易成本（经济主体在
动态的制度变迁中从事对制度这种物品的交易时所付出的成
本，企业的边际管理成本等于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

制度变迁理论超越新古典经济学
●把在正统经济理论中被视为既定不变的制度视为会被修正的、会
被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放弃正统经济理论“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的非现实的假定，使其理论分析更接近于客观存在的状况。

●经济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经济行为，如经济人的行为特征并不足以
解释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以及社会上存在的利他行为。

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产权-国家-意识形态范式
增长比停滞或萧条更为罕见表明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中并不常见。

有效率的产权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产权的基本功能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关,另一方面有效率的产权使经济系统具有激励机制。

这种机制的激励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降低或减少费用
➢人们的预期收益得到了保证
➢从整个社会来说,个人的投资收益充分接近于社会收益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国家作为经济人有两个基本的目的
➢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
➢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
这两个目的是不一致的。

第一个目的实质上指国家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第二个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不一致性,诺斯进一步认为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的约束下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

用意识形态理论进一步解释制度的变迁
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协调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评价。

制度变迁的动力
稀缺性、竞争、认知、选择是制度变迁的动因。

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组织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竞争使组织持续不断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知识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

制度变迁主体
制度变迁主体是社会行动团体,包括“初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即企业家（公众）或者是政治家。

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
家”,而“委员(加上他们的助手)就构成了一个次级行动团”。

“搭便车”的行为并不是无处不在,若是这样的话,制度变迁的行动集团就不存在了。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是结构变迁的推动者,以此来巧妙地说明全部问题,然而这种观点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简单地忽略了搭便车问题,而使人们的信念发生了一个大的飞跃,认为人们将会置自我利益于不顾而按一个阶级的利益行事,甚至作出相当大的个人牺牲”
确实存在一个社会变革集团推动制度变迁,在社会行动集团中还存在着搭便车行为,需要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克服这种行为,限制个人主义理性发生偏差。

制度变迁的源泉
制度变迁的来源在外在量上。

外在量变化包括技术、市场规模、相对价格、收入预期、知识流量等。

它使得某些人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

但是，由于某些内在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厌恶风险、市场失灵或政治压力等原因,上述可能的所得并不可能在现存的经济结构内实现。

要获得这些潜在收入,必须克服障碍,克服障碍的过程也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制度变迁的路径
一般的制度变迁是渐进的集体学习过程,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性
的并且是经济依赖的。

另外还有爆发式的制度变迁, 战争、入侵和自然灾害,均是这种间断性的制度变迁的原因。

三、制度变迁的分类
诱致性制度变迁
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

强制性制度变迁
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更。

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潜在利润引起。

但是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式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

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制度创新并不能获得专利。

创新者无法防止其他人模仿这种创新从而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

搭便车问题是由于制度的公共品特征引起的。

一旦新的制度安排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约束的个人，不论是否承担了创新的费用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

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

这种情况下，强制性变迁的意义在于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优势来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

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一定的制度性服务。

国家在制度供给上除了规模经济这一优势之外，在制度实施及其组织成本方面也有优势，可以减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

四、制度变迁的例子
西方世界的兴起
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是指17、18世纪左右传统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荷兰等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显著进步,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中心。

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达、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发展等属于同一层次的问题,也是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国家在同一时期的衰退相对应的问题。

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缘于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荷兰农业的基本制度即私有制、自由劳动力和市场等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

继荷兰之后英国也通过制度改革和产权创新促进了经济发展,并超过了荷兰,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
的环境：
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力的下降使劳动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稍后又进一步得到了专利法的鼓励。

资本的流动受到合股公司、金首饰商、咖啡馆和英格兰银行的鼓励,它们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最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框架。

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它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的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相反,法国和西班牙的衰落是由于所有权得不到保障。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
农民私有的土地制度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开辟道路。

”废除封建的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都拥有自己的一份土地，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所有权主体不需付大量强制成本，少量组织成本由所有权主体与农户共担，农户积极性比较高，具有很强的激励机制，制度变
迁效率和农地配置效率都相当高。

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
首先开始的是初级社，即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农民以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集体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

初级合作社采取的是渐进和自愿方式，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通过示范，在农村推行劳动互助、生产资料和土地合作制度，农民体会到了组织起来统一经营的优越性，自觉性和积极性都较高，克服了集体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避免因所有制的突然变动而可能造成的变迁成本过高，该制度安排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但又没有扼杀效率，因此产权制度安排效率较高，并且公平程度较农民土地所有制有所提高。

农民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
人民公社实行单一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导致劳动监督成本、组织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的问题。

农民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
确立多元产权格局，即所有权和承包权分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农业生产的特征。

该制度安排既坚持土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又通过与生产资料的紧密结合，赋予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既吸纳了分散经营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绩效主体偏好高度一致的优点，又发挥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公平有所保证的优越性；既体现了土地的社会功能，又考虑了土地的经济功能，
并使两者有机地统一于农户。

占座现象
近年来大学的教室座位非常紧张,与此同时占座成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和采用的规则。

每当下午课快结束时会有大批的同学在各教学楼的楼道里等候,下课后这些同学就纷纷涌入教室,绝大多数人各自把一个笔记本放在座位上表示该座位已经被占用了,然后离开教室,等晚饭后再到其笔记本所在的座位上自习,也有少数人是用书包占座位,片刻之间所有教室的座位就几乎被笔记本和书包所占满。

而那些下午在教学楼教室里上课或自习的同学更为方便,只需在离开教室时把笔记本或书包放在书桌上就可以了。

许多事先没有占座的同学吃完饭后就急匆匆赶往教室,希望能找到一席之地来上自习,他们中最先到教室者或许还能很幸运地找到空座,而稍后一些的人就会失望地发现教室的座位上不是已有人,就是被笔记本或书包所占着,一间一间教室均是如此,对此大部分人已习以为常,找不到座位就默默地离去;个别人则会不甘心地拿起某一个座位上的笔记本看一看,然后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离去;也有少数人会选择一个只放着笔记本的座位坐下学习,等占座者到达后再离开。

而那些事先占了座的人则可以从容地吃晚饭后再去自习,有时甚至很晚才去教室。

什么原因导致了占座的出现并为大家所接受呢?
在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换中都会存在着一系列的阻碍因素,因此制度变迁需要一个过程。

在纯粹的排队制度下,大家彼此之间的相互
作用使得他们被迫用上自习的时间代替吃晚饭的时间,去教室的时间越来越早,因此这一制度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同时随着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加,短缺强度也在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去上自习的成本。

交易成本的不断增加使得这一制度逐渐失衡,由此产生了对新制度的需求。

第一个占座者的姓名以及其占座的时间已无从考证,也无法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采取了这一行为,也许第一次他是无心而为,然而一旦他发现可以占座,占座所带来的收益就会促使他继续占座,同时这一收益也会产生示范作用,使得他的同学和朋友以及观察到这一现象的其他人也去占座。

正是这种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了占座制度的确立。

在占座者与使用者发生冲突时,占座现象的多少对双方的谈判能力有很大的影响。

占座现象开始出现时,占座人数较少,占座行为不被别人所认可,占座者的成本较高。

为了降低占座成本,提高占座的成功率,占座者就用书包占座,而且要把书本等物品摆放在桌上,以给别人造成一种他只是短暂离开教室的假象。

随着占座人数的增加,占座者的谈判能力增强了,在与使用者发生冲突时,双方往往各不相让,争执的结果往往要取决于占座者和使用者的个人能力。

由于用书包占座,丢失的可能性大,而且如果丢失造成的损失也较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旧的笔记本占座,这种笔记本没有什么价值,只是纯粹作为占座者先占有座位的象征,因而丢失的可能性大为减少。

在这一阶段由于占座者和使用者互不相让,势均力敌,因此新旧规则的对立和冲突最为尖锐。

随着占座者的增多,不占座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就使更多的人加入了占座者的行列。

最终,占座被绝大多数的同学所承认和采用,占座也就成为了在短缺条件下解决自习教室座位安排的公认规则。

五、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路径依赖概念
路径依赖原是用来描述技术变迁过程的自我强化、自我积累性质的，即是指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收益递增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常常可以凭借占先的优势地位，利用巨大规模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利用普遍流行等导致的学习效应和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致使它在市场上越来越流行，人们也就越来越相信它会更加流行，从而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

相反地，一种具有较之其它技术更为优良的品质的技术也可能由于晚人一步，没有获得足够的跟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闭锁”在某种被动状态，无从解脱。

诺斯把技术变迁的上述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用路径依赖概念来描述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力。

任何一个系统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都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路径依赖的产生原因
技术上的相互关联（technical interrelatedness）
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
投资的不可撤回性（quasi-irreversibi1ity of investment）。

路径依赖的例子
键盘
QWERTY设计（1868年由Christopher Sholes申请专利，他在1873年将此专利售于Remington）能解决早期打字机的机械问题。

某些键的组合在快打时常常会卡住。

为避免卡键，QWERTY 布局把最常用的键安置在相反的方向，从而放慢了击键的速度，不过那只是一种想法。

August Dvorak 设计的键盘打字要快得多，他在1936年就此申请了专利。

但是Dvorak 的设计从来没有被广泛采用过。

为什么不好的设计反而生命力持久呢？因为最早的设计虽然效率不高，但人们已习以为常。

虽然采用Dvorak的新键盘和重新训练的成本并不高，但打字员可不愿改弦更张，除非大家都重新来。

键盘生产商也拒绝率先采用新的设计。

具体的理由是对键盘技术和录入人员能力之间的兼容性的要求、采用该项技术的报酬随着其他采用者数量的增加而递增、转换技术的重新培训成本高。

东方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很早就存在于东方社会。

我国的文明发端于
大河流域，人们的生存强烈地依赖于农业灌溉。

然而大河的定期泛滥给人们的生存提出了挑战，人们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对大河进行治理。

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工程，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才能维系，这自然就在客观上要求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的中心产生，而当政治权力中心从授权予它的制度安排或结构中获取特权，并要以之来维护伴随特权而来的利益时，专制便出现了。

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私人财产都是十分软弱的，政权随时都可以干预甚至剥夺私有财产，整下社会明显缺乏独立财产的保护。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可以随意没收个人财产，整个社会缺乏对于排他性产权的明确法律保护，更谈不上与界定和保障产权相适应的一系列经济立法。

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投资意愿较低，躲避风险的倾向却十分强烈。

也正是因为缺乏对于产权的清晰界定、明确保护和一系列有利于产权发展的经济立法，使得我国虽然在3000年前就出现了金属货币，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市场制度却迟迟不能建立，经济制度一直维持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低效均衡水平上。

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资本主义迟迟未能产生和发展？原因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到后期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难以产生和立足，而且统治者所实行的重农抑商、鄙薄技艺、尊经崇古等政策以及科举取士、大兴文字狱等措施，也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和思想的自由发展。

计划体制的选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等一系列文献中阐发这样一种思想：商品关系是私有制的产物，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被消除。

他们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计划调节下进行的。

这个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中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过的无关紧要的观点，而是自始自终贯穿于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反市场理论不仅被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所继承，而且逐步成为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必须遵循的一个行动纲领。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一度明确把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建立计划经济当作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定型是在斯大林时期完成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的。

布鲁斯把这种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即所谓斯大林模式概括为以下几点：①决策权高度集中，所有的决策都集中于中央一级；②这种体制下的经济具有金字塔式阶层的特性，各级经济管理机构的主体之间进行垂直联系；③采用自上而下地传达决定命令行使的指令性计划；④按实物量单位进行经济计算和编制计划；⑤在国有部门内部货币的作用处于被动状态。

建国后，我们模仿苏联社会建成了一个集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当然这一制度结构的形式也有着明显的路径依赖的深刻痕
迹），即在政治上集权，在经济上形成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

虽然这种体制在70年代末走到了尽头，但是它对于今天我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仍然产生着强烈的影响与制约。

明显的事实是，改革后，无论是目标模式选择的反复变化，还是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理论上的多次争论，都可以看到传统体制对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强烈的路径影响。

“传统社会主义”或“传统资本主义”的思维惯性，仍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

这包括难以清晰的产权、激励不足、“搭便车”行为泛滥、“机会主义”盛行、交易费用高昂等等。

这一切都对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刻画下了强烈的路径依赖槽。

渐进式改革
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本身就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结果。

虽然传统体制是无效率的，但是由于制度成本的高昂使得转换只能是逐步的。

然而20多年的渐进式制度变迁之路又会形成十分强烈的路径依赖。

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开始采取了企业制度不作根本改变的条件下“放权让利”的办法。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确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是一旦选择了这一路径，放权让利便以要求进一步放权让利的形式自我强化。

其结果是形成了目前这种一方面企业受到多级政府的干预，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在企业治理结构上对“内部人控制”失去控制的局面。

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一般指的是起正面、积极作用的改革，但也确有一些改革设计尽管在初始看起来很好，但在实际运作
中不起积极作用；或在开始时对推动改革有一些积极作用，可是消极的作用更大，甚至使其它一些改革成果大打折扣。

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目前的解释是，一是传统体制的弊端不易在短期内消除；二是渐进式改革将体制改革攻坚的任务留在了后边，导致国有经济改革滞后。

中国目前的改革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

这种过程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这就是说，第一，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

第二，
之现存的体制更有效率。

一种体制形成以来，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

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新的体制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