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治对两汉制度的影响

孝治对两汉制度的影响
关键词：孝治；制度；养老；教育
一、孝治影响下的官员任用制度
孝治对于汉代官吏任用的最大影响，便是形成了以德行来判断人才的察举制度，尤其使指举孝廉一科，而察举制度当源于秦代的任人法。

秦代已存有任人之制，且保举者必须负保举之责。

但汉代察举制的真正形成当与汉高帝十一年二月所下的《求贤诏》有关，此诏书中指定了需要的人才（贤士大夫）但没有明确的选举科目，并要求诸侯王及郡守必须善尽职责，若有贤才却没有推举则问罪，又规定年老残疾者不列入考虑；之后在汉文帝二年下诏，要求地方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补不足。

汉文帝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参加对策，此次被举者百余人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

这两次在文帝朝诏举贤良方正之士只是偶发性质的政策，其没有明确规定荐举期限、人数，也没有明确的荐举标准和规范的荐举程序，但确可见汉代选拔人才制度的逐渐成熟。

武帝建元元年，又有一次诏令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汉书·武帝纪》记载：
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此次最重要的内容便是显现出武帝开始排除各家的言论，逐渐走向独尊儒术之路。

至于察举制的真正确立则是在元光元年十一月，下诏要求郡国举孝廉为代表，此即《汉书·武帝纪》所载的：“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而颜师古针对孝廉做了以下的批注：
孝谓善事父母者。

廉谓清洁有廉隅者。

此次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并确立了孝廉科的成立，故可说察举制的正式建立了。

然而举孝廉之制度虽然已经形成，但执行的成效却未为武帝所满意，故武帝于元朔元年十一月下诏，要求严格执行举孝廉的工作《汉书?武帝纪》：
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

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

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此后，察举孝廉的制度才成为汉代任官制度最常用的途径。

二、孝治与养老、尊老的福利制度
养老尊老的思想在汉代以前便已有所发展，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礼记·月令》中的记载可知：“仲秋之月，…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

”这是说国家应该顺天时，对于老者进行供养的工作，并授几杖，使老者方便坐立，又应赐糜粥以调节饮食。

至汉代时更由皇帝颁布了养老令，其推动的养老政策与入仕制度相结合，使得养老制度得到推广成为汉代普遍现象。

1、赐物养老：
所谓赐物养老是一种定期性或是临时性的赏赐物品给老人或是家属的制度，这是一种表现帝王体恤及关心年长者的制度，这种制度与汉代孝治结合可以强化老人的社会地位，使人们透过重视照顾老人达成孝养老者的目标，也成为朝廷推动孝治的一种实现。

至于汉代实施赐物养老的实际情形则可分为两种，其一是民生物品的赏赐，其二是象征意义的授杖。

关于物品的赏赐，文帝《养老诏》中对于八十岁以上的老者才有赐物的福利，但是有罪的人并不包括在内。

而赐物的内容则是以米、肉、酒、帛及棉絮等民生物品为主，这种政策的趋向也后影响至后世。

赐物养老除了前述的民生物品的赏赐外，还有一种是象征尊（敬）老的赏赐，那就是授杖。

授杖即年七十以上者享有一定的官职仪仗待遇和各种特权，如可出入官府郎第或是行驰道中等。

2.减免赋役：
关于汉代的赋役制度，在赋税上大致有田租、算赋、口钱、更赋、假税、算缗钱、占租、市租、关税、盐铁税、酒税以及各种杂税等等，而力役则分兵役及徭役，政府在基于孝治的前提下，于赋役制度推动的养老敬老措施，即为对老者或是其家属进行“复除”的优惠制度，以此来减轻老者的生活压力或是成全子孙的孝道，汉代所执行与养老敬老有关的减免赋役制度，其中包括减免赋税，免除算赋，免除市租、田租；减免力役等。

三、孝治影响下的教育制度
汉代为了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因此不得不重视教育对人民的启发，因此在教育制度中加入了跟孝有关的要素，以达成以孝来教育人民的成果，关于这点可由汉代对《孝经》的重视来着手研究。

1、《孝经》进入经学（由五经到七经）
依照《广韵》所言：“经，常也。

”因此经就是经常之道，而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起点，先秦诸子百家的皆从六艺（六经）而起，在经过秦火之后，汉代仅余《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

至武帝即位后，便设立太学，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由五经博士在太学中教授弟子、待学成后，授以官职。

在刘歆《七略》中，《孝经》便被分入六艺略；班固亦将《孝经》同样列在六艺略中，由此可知其地位已经上升至与《五经》同等。

由此可知在汉代《孝经》的地
位不断上升，且最终成为与五经同等地位的经书，而列入经学。

2、《孝经》成为重要的教材
《孝经》在汉代的重要性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成为必读教材，关于这一点可从不同阶层之人皆习《孝经》便可探知。

自汉初的记载中，就看到汉代的贵族子弟必须诵读《孝经》。

汉代贵族对继承人的要求要贤，而贤者必须自教育着手以教养出贤者，而讀《孝经》可以使人的品德达于较高的境界，故此以《孝经》来教育子弟，此处也呼应前段所讨论汉代选立继承人时重视其品德中是否有”孝德“存在。

汉代的学校教育除了中央的太学外，郡国亦有设学，除此之外还有私人所办的私学，这些教育的场所主要学习的都是当时所流行的经学。

除此之外，人民基本的启蒙教材便是《孝经》、《论语》。

后汉明帝时期门羽林介冑之士也必须读《孝经》，甚至匈奴子弟也开始读《孝经》。

由此可知汉代以《孝经》作为孝治教化的基本教材，其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新校本），一百二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 年11月，第版。

[2]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3月第1版.
[3]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版。

作者简介
杨楠，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