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祥作品

刘吉祥作品
春梦撩天笔一枝
我原以为我是个“傻子”。

没想到近几年来，在我熟悉的人群中，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位居市级领导的郝飚喜爱书画，卸任不久的张勋仓、白崇贵、张宏霖、师银笙也陷入对艺术的迷恋而不可自拔，至于官至七品的白生瑞、袁春河、康仲涛、杜建平、赵升有、张春生、刘江、李占昌、高志旺等人更是佳作迭出，对文学艺术不懈追求，情有独钟，以致在延安出现并形成了官场文学这样一道亮丽风景。

然最令我感慨最令我崇敬的，当数支撑方天地，权倾3556平方公里，从政之时又忙里偷闲，政务缠身又笔耕不辍，《山路弯弯》、《心路历程》、《山外世界》、《征途漫漫》、《探索之路》的作者宝塔区区长祁玉江先生。

玉江祖籍子长，幼小时一直生活在延安最穷的子长“三岔”。

贫穷的生活，使他从小就懂得了该怎样做人。

于是，念书他是个好学生，做官他是个好公仆，特别是他那五本60多万字的杰作，更让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不由自主地、默默地在沉思、遐想。

玉江，好好的一个官，你为啥不作威作福，而要像我们这样，受爬格子的煎熬，心甘情愿当这样的“傻子”。

由此我又按捺不住崇敬的心，在历史的深海里去搜寻。

中国古代，文官之显赫，应该说在官而不在文，而其在文采方面的雕镂人心，往往又是当他们的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才日显，但这样的官员，在任时一般又往往不受上级重用,甚至还受到排斥打击，严重时还要丢官失了饭碗。

此时，对他们来说，仕途失意了，文采也许就彰显了，历史也许就有了他们的一席之地了。

那郝飚等人，那白生瑞等人，还有祁玉江此人，又是为啥呢?年富力强，事业正当如日中天，而仕途又在一路看好的情况下，自觉地加入如此行列，实在是令我无法理解了。

是文能永不漫漶，还是文能助官扬威?我以为，最根本的还是做人的性情使然和人生抱负。

三国的曹操和南唐的李煜，擅长诗词曲赋，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武帝的诗宏阔悲壮，李后主的词婉转哀切，各自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代表；还有生前与《兰亭序》形影不离，死后与《兰亭序》随葬的唐太宗李世民，还有在工笔花鸟和“瘦金体”书法上可称谓书画双绝的“风流天子”宋徽宗，还有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既喜欢吹笛，又
善击羯鼓，古典音乐名篇《霓赏羽衣曲》的作者唐明皇李隆基……还有***、江泽民，哪一个不是位高权重，哪一个又不是文能安邦。

个个肩负安邦定国重任的大人物尚且如此酷爱文学艺术，更何况身为平民区长的祁玉江和他的那些同仁。

当然，这些历史人物中的有些人虽然在艺术的造诣上能流芳百世，可在安邦定国上也许又遗臭万年，但如果我们能站在历史的过程中去看待历史人物，也许就不会发出亘古未有的哀叹。

可我们现代人衡量古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爱掏出把历史的尺子，看他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

这中间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还活着，我们可以毫不费力与生俱来地获得时间优势。

凭了这个优势，我们也就似乎理所当然地坐在了真理的板凳上，对历史人物颐指气使，对现实之辈又评头论足，仿佛官就是官民就是民，官就不能舞文弄墨，民就不可抨击时政。

其实，中国的散文主流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亦官亦仕，唐宋八大家都是官员而且还是大官，在玉江工作的宝塔区，其历史上的范仲淹、庞籍、杨宗气、杨兆、赵仕、赵彦、赵章、赵迁廷等人，在主政的同时，不也照样著书立说，文采飞扬吗?更何况玉江的作品，没有在商业狂潮中洒下的泪涕，没有梦景中的富贵，没有嗲声噎气的伤感。

而是通过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对贫困家乡的抒怀，对工作中人与事的感悟，寄托了玉江对父老乡亲浓浓的化不开的情结，就像他本人说的那样，“保持一种良好的心境，扬起生活的新帆，真诚地拥抱生活，认真地对待和珍惜每一天。

”正是因为玉江身上充满了这样一种人品、官德和文风，所以他的胸中始终装的是社会、百姓。

他既为农民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而感叹，也为他们沉浸于“西崦人家应最乐，煮片烧笋饷春耕”的乐趣之中；他既为下岗工人“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而怜悯，也给他们送去“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温情；他既对“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表示出忿忿不平，又极力倡导“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的淳风。

而他这些在永恒的变化中之所以能给社会、他人留下不变的诗文，就是因为他并非为了“进步”，并非为了文能永不漫漶，并非为了彰显官威，而为了在《征途漫漫》的《山路弯弯》上，排解自己的《心路历程》，轨迹自己的《探索之路》，从而在《山外世界》，在普通人和普通事发掘一种求真务实，诚实善良，勤奋刻苦，艰苦朴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人格精神，让你在不经意的阅读中获得某种心灵的撞击和启迪。

一个想当“傻子”的人，首先要甘于当傻子。

玉江已在这条“傻子”的路子上越陷越远，也已经成了名众所周知的“傻子”，但这对玉江来说，不仅是一种梦更是满腔的情，个人做件“错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错事’，就像埃及的金字塔，原本不过是埋人的坟墓；中国的万里长城，原来只是为了战争而被迫修建；动人心魄的青铜器，当初只是为了用来祭神和吓人的；世界上所有的庙宇也都是为了敬神而非为了悦人，才终于留在了无神而又平凡的人间的。

屈子投江，《离骚》问世；李白醉酒，诗落昆仑。

“傻子”不傻，以文载道。

玉江有“玉”，文惊嘉岭。

只有不是诗人的人，才孜孜于自己那个昨日黄花的“真理”，只有毫无诗才的人，才整日惦记着自己是不是比别人多走了一步，难怪龚自珍说，“春梦撩天笔一枝，梦中伤骨醒难支。

今年烧梦先烧笔，检点青天白日诗。

”
烧吧，玉江，只有检点青天白日诗，才能春梦撩天笔一枝；“错”吧，玉江，还有官场文学队列中的“傻子”们，只有一辈子做“错事”，才能一辈子做正事、做对事。

我劝天公重抖擞
在现代中国，原本有很多可以成为大艺术家的人却走上官场或投入商海，而一旦当他们梦醒魂惊之时，则要么是结束官场生涯，要么仕途失意，要么经商海沉浮的时候了。

这倒引起了我对文学的衰落、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这个话题的兴趣。

遥想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遥想延安时期新文化在解放区的广泛普及，遥想“文革”前文学佳作的迭出，遥想三中全会前后“伤痕文学”的社会广泛关注，总是那么很容易的令人兴奋，总是那么很容易的让人得出文学曾经繁荣的结论。

但由于世俗和平庸的作用，文学终于又一次走向了低谷，而在文学走向低谷的同时，好多作家自己也躲开了“轰动”和“繁荣”的中心，有的也心甘情愿地站在文学的边缘上去观望。

文学走向低谷，说明世俗返朴平庸，而那些远离中心，在文学的边缘上观望的作家，也许又有着他们的苦衷。

由此，我又想起了在延川作家群中最具实力，在延安乃至陕西很有文学影响力的白生瑞先生。

在高原的山峁沟壑，他曾脸贴着黄土，倾听过如春雷般的鼓声；在瓦砾杂然，一派萧瑟的古长城上，他看见了那些挎刀执箭的武士依旧在烽火台下徘徊巡逻；在天安门广场，他高唱中国出了个***，还向人们讲述无名氏的故事……一篇篇文彩是那样的飞扬，一篇篇又让人
怀念那秋天里山路上的漫步与感悟，怀念糜谷的色泽、秋阳的温暖与山花的芳香，而其中的篇章，无论是写领袖、写领导、写家人、写朋友、写自己，还是写景抒情，字里行间，生瑞总是带着几分淡淡的哀愁和伤感，向人们倾诉陕北是个好地方，从而又把读者感动得一个个都热泪涟涟、热血沸沸。

然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位原本可以成为大作家的人却远离文学的家园，使曾经梦寐以求的“圣地”，终于“撂荒”了起来，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提着一顶轻轻的‘乌纱帽’徘徊官场。

酒宴渐频，生活日裕，但总有万千感慨无法道出。

”那么，有什么万千感慨需要道出?又是什么原因使生瑞无法道出这些万千感慨呢?顺着生瑞的这个思路，我又陷入了对文学衰落这个话题的思索。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而封建统治的最大悲剧，就是人们官本位意识的强化和社会的整体懒惰。

那时，人生的两大乐事就是“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至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一种自然状态。

久而久之，自给自足也就历练成了安于现状目光短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样一套程式化的人生经历，即使那些想突破这套程式化生活的人，也把自己的出路完全看在“金榜题名”“头戴花翎”之时。

结果，称雄一时的“大汉”、“大唐”、“大明”、“大清”，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盛世，终因官场的沉闷和社会的懒惰，一个个都昙花一现了，而整个中国也落后于世了。

当社会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竞争已成了时代的主脉，淘汰则成了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人们再也不敢按那套程式化的生活而生活了。

于是，官场热闹了，文学繁荣了，商海也泛潮了，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有的人清醒了，有的人也崩溃了，但当人们痛定思痛后猛然发现，当权力和金钱合谋取消精神、淹没情感和良知的时候，无孔不入的庸俗，无利不趋也无耻无忧的市侩，是比权力和金钱的合谋更危险也更令人厌恶的东西。

此时，即使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也必须作出无法回避的取舍。

有的人步入仕途了，有的人下海经商了，即使仍然坚守文学园地的人，也懂得了如何在这块田地上创收。

结果，社会的物质财富丰富了，但精神生活却空虚了，与精神空虚的还有文学的衰落。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尽管很多，有官本位的影响，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甚嚣尘上，更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导向，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非因为它仰仗轰动和权威，更不是为了时髦，而是在于它在对生命的表达和追求中，无意间深深地触动了人们的心弦。

欧洲大地泡在商品的大海里几百年了，怎么欧洲大地上的文学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涌起一次又一次的文学浪潮?拉丁美洲的作家们长期处于军事独裁和商品大潮的双重压迫之下，怎么他们非但没有远离文学的中心和在文学上的边缘上观望，反而引发了世界瞩目的“文学爆炸”?当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又怎样给人们营造一块不受污染的精神家园?当官本位意识刺激得人们都摇摇欲试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又怎样让陈忠实、贾平凹们“登台亮相”?当文学家们像喝可口可乐一样舒服，像坐“奔驰”车一样潇洒地远离文学中心的时候，又有哪一个人反思过这种远离的内容和对象是不是与我们所倡导的背道而驰?当文学的产生不是源于最直接最真实的人们处境，不是源于最真实也最直接的精神和情感的处境，而是源于一种实用的政治和动听的理论的时候，那种文学除去自欺和自娱的作用外，还有一丝一毫的人的尊严吗?还能触动人的心弦吗?即使能触动，那触动起的是纯洁的心灵还是人性、良知的泯灭?为什么欧洲大地和拉丁美洲的作家们能处商不辱，处乱不惊，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艺术家的本分和坚守心中的那块“圣地”，而中国的作家就怎么这么容易远离?为什么在一些国家艺术家们能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能受到人们那样的尊敬，而我们的艺术家却那么寒酸，有的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难怪白生瑞先生要手提着一顶轻轻的“乌纱帽”在官场徘徊，也难怪他虽然洒宴渐频，生活日裕，但“惟心灵空虚，思虑多积”，“总有万千感慨无法道出”。

我们能想像得来生瑞先生为何心灵空虚，又为何要“思虑”。

其实，生瑞先生不是“心灵空虚”，而是因“思虑多积”，且又无法道出这些“万千感慨”才在官场徘徊。

我们设想，如果我们的国家真正走上法制化轨道，民主已经真正成了政治生活中不可越愈的一个严肃概念，公权时时刻刻要受到主人的监督和限制，艺术家们真正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掌上明珠被人推崇，物质繁荣的享受与艺术家们的艰辛付出同步，那生瑞会不会远离文学的中心在边缘上观望，会不会手提着一顶轻轻的“乌纱帽”在官场上徘徊?由此及彼，那中国的文学会不会出现衰落，文学会不会失去轰动效应，三个文明建设会不会总是举步维艰?
文学的衰落，说明我们的社会至少在某一个方面在塌陷，而文学的繁荣，既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更将引发社会的深刻变革。

这一点，欧洲的文艺复
兴与欧洲的工业革命，还有我们的“文革”时的文艺凋零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塌陷，已经作出了明白无误的说明。

好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阳光却愈来愈明媚，社会也日益在昌盛，也好在白生瑞，还有白生瑞们仍不为潮流所卷，不以世俗所动，初衷不改，痴情不移，依然绝然地植根于黄土山野，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即使暂时的远离，也不是为了观望，更不是逃离，也许就像生瑞说的那样，“给它一段蓄水养肥的时间，等到有一天腾出手脚，再去作务。

”但我更以为，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爱做官的就让他做官吧，爱搬砖的就让他去搬砖吧，而爱舞文弄墨且又一定会有所作为的白生瑞们，也应早日了却在官场上的徘徊，回到已经被“撂荒”的田园去大展身手。

同时，我劝天公重抖擞，给白生瑞、还有至今在文学的边缘上观望的作家在文学殿堂的重新登台亮相，给中国文学的再度繁荣，而鸣锣开道吧。

生瑞，我们等着你。

歌海之英
清涧这个地方很怪，黄土地不养庄稼却养人。

所以，历史上的清涧，虽然地瘠民穷，但人才却辈出。

土地革命时，仅有八万人的清涧，就有两万人参加了革命，此后又有近百名清涧人位居封疆大吏或“内阁大臣”。

这就难怪***同志在踏上清涧大地时要发千古之咏叹，“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是伟人。

作为伟人，他总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如今，他老人家已经作古。

那么，在他老人家眼中今朝的风流人物又是谁呢?无疑，历史对此已经作出了响亮的回答。

但我还认为，***是在清涧大地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因此，看今朝的风流人物，自然不能忘了清涧人。

于是歌海之英、优秀青年艺术家——李海英，自然也就走入了我的视线。

海英清涧生，也在清涧大地上长。

从小受黄土文化的熏陶，自然也就发育成了一副艺术的胚子和唱歌的嗓子，但熏陶是一回事，事业有成，成为歌海之英又是另一回事，而使两者连为一本的桥梁和纽带，就是矢志不移的拼搏努力。

开始，海英背着干粮，头顶烈日，在山山峁峁，坡坡洼洼，田间地畔，炕头院落，与民歌手一块在黄土地里哭黄土地里笑；后来他又在上海、北京高等学府深造，把黄土高原散发出的那股醇厚的清香，把陕北人沉淀在心灵深处的那股野性，从起合、
运气、音律、节奏等方面进一步感悟，使观众从他的歌声中，感受到陕北民歌就像能把自己的生命从忧愁和苦难中解脱出来的一束灿烂的光源，从而在黄土地上洒脱地生活；再后来他又师从吴雁泽等大师，终于形成了自己粗犷、豪放、略带苍凉的风格，使陕北民歌变成了一种排山倒海般的浩大声势，给人以雷霆万钧般的感受。

从此，他把舞台当成一面流动的黄土地，心里装的是恢宏的大陕北。

给下岗工人唱，给山区的父老乡亲唱，给受灾的群众唱，用自己的歌，打动人们的心灵；用自己的歌声，启迪别人的人生。

而李海英自己也成了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忘不了的一位歌海之英。

掌声，一次次地响起……
鲜花，一次次地堆起……
台上，李海英热泪盈眶地唱……
台下，观众激情飞场地应……
这就是20XX年5月23日晚，李海英民歌演唱会上一次次出现的情景；这就是高原对自己儿子的一种馈赠。

李海英成功了，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从清涧大地上走出来的一位风流人物，但海英又岂能用风流二字说尽。

艰辛、拼搏，还有他人的不解，甚至家人有时的埋怨，但海英一步步都挺过来了。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曾无数次的走进那些深沟险径，无数次的爬上那些荒山秃岭，看着它们起伏蜿蜒，看着它们千曲百折，看着他们在沉寂无语中讲述地老天荒的由来。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们正和我的命运一起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之中，并不知道它们正在成为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们给予我的安慰和启蒙让我终生受益，它们让我魂牵梦绕日思暮想。

正是因为海英能这样的看待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他硬是用自己的歌声唱响了自己的人生之歌。

这倒使我想起了身为德国波恩人的贝多芬。

他一生成绩斐然，但自己的命运却历经坎坷。

成名时，年龄还幼小，但故乡人却怎么也不能容纳他，有的说他脾气很坏，鄙视一切没有共同语言的人；有的说他身矮体硕，皮肤黝黑，头发蓬松，愁眉苦脸；有的甚至说他用语粗俗，衣着寒酸。

无奈之际，贝多芬只好走出国门，到维也纳去寻觅知音，但维也纳人早就用自己的音符给贝多芬无与伦比的音乐配置了一种人生等级。

他们希望贝多芬的音乐只是一捅就破的肥皂泡，但捅来捅去就是捅不破，因此也就怒气冲冲地在这种音乐与这种形貌之间寻
找起了差距。

越寻找差距越大，维也纳人也就越敏感，而越敏感痒痒得他们也就越难受。

结果，解除难受的惟一出路，就是给贝多芬制造困难。

但贝多芬毕竟是贝多芬，在他看来音乐的原创激情是一种生命的原始呼号，当这种呼号变成一种雅致的琮琮峥峥，就只能是表演而不再是创造。

于是，他宁可在维也纳搬80次家，硬是不离开这块音乐殿堂。

结果，他终于铸就了辉煌。

其实，被艺术家们弄出来的这些“阳春白雪”，和被文人们弄出来的“历史”、“理想”、“真理”一样，都是一种大抵相同的东西，都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并无多少切肤的关系，因为这些“理想”是不会降落到这些“下里巴人”的头上的。

他们就像黄土高原上默默的黄土山脉，在岁月的长河中默默地剥蚀，默默地流失，或在默默的日月悠悠，物移星换中，刨挖出一个五谷丰登的世界，给艺术家们一个任意评说的震撼。

与贝多芬相比，海英没有那样的经历，但为了在事业上的成就，坎坷历练他的人生却与贝多芬一样无二。

为了学艺，他曾在“十字坡”上被人抢劫；为了拜师，他也像杨志一样在街上曾“卖刀”。

我曾想，没有经过音乐殿堂深造的海英怎能在艺术上能达到如此高度?他内心的伤痛为何未曾在歌声中有点滴流露?他又怎么可能在刚刚听过最低俗的家务责难后转而又唱出动人的乐章?但思来想去，还是无法解读海英，因为海英生活在另外一个“天地”。

在他看来，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

既然生在黄土地，长在黄土地，那生就是黄土地的儿子，死也要投入黄土地的怀抱。

如果让艺术一味地“阳春白雪”，那艺术就肯定会变成珠穆朗玛峰，虽然高耸，但一定会孤独。

如果以平庸对世俗，那要么是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音乐失去生命的激情，要么是群体生命的泥途荒滩和整体沉陷，而作为一个艺术家，就应翻过生活中的一座座山，跨过艺术上的一道道梁，把五线谱当成一面流动的黄土地，把节拍当成人生的起跑线，去讴歌生活的本真，揭示人生的真谛。

结果，李海英也铸就了辉煌，赢得了优秀青年艺术家的荣誉。

如今，***虽然已经作古，但***咏叹过的清涧大地却逐步地告别了那种世俗和哭闹，越来越问鼎伟大，清涧人民也逐步地摆脱那种平庸和无聊，欲与天公试比高，风流人物层出不穷。

这里边有路遥、有谷溪，还有歌海之英、优秀青年艺术家李海英。

努力吧，海英；拼搏吧，海英。

只要翻过生活中的一座座山，跃过艺术上的
一道道梁，肯定一切都不再一样。

薛伟：急须声张的厚实人
也许是性情使然，也许是受河南人被人调谑的启迪。

这几年，我对子长人产生了兴趣，也就子长人遭人调谑一事写了一本《子长人怎么了》的书稿，但因方方面面的因素，只好让它压在厢底，一直未敢声张。

但子长人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经济本能，像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在心坎上徘徊。

此时，又是一个子长人，市政协常委薛伟先生却闯入了我的视线，也沟起了我对这样一个命题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