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形式—桑基鱼塘(一)

论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形式—桑基鱼塘(一)
桑基鱼塘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形式。

即桑地依赖于鱼塘肥泥，养蚕依赖桑叶，而鱼塘则依赖于蚕屎、蚕沙这样互相依存的形式。

珠江三角洲蚕区布满着“桑基鱼塘”，这种生产形式一直延续至今。

1992年，桑基鱼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

一、珠江三角洲蚕桑业的兴起和发展广东蚕桑生产有悠久的历史，产丝量历史上曾名列前茅。

珠江三角洲既是广东省的粮仓，又是盛产蚕桑、塘鱼、甘蔗的重要基地。

它是由东、西、北三江汇合冲积而成的肥沃大平原。

地处北回归线以南，自然条件是亚热带气候环境，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终年无雪，四季常春，适宜于各种农作物生长。

桑蚕的饲养一年达八至九造。

区内河网密布，特别是基水地区，四面河涌纵横，桑基鱼塘交错其间，交通方便，对发展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具备了优越的自然条件1]。

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省种桑养蚕的重要地区，蚕桑业是珠江三角洲的重要经济作物。

南海、顺德、中山、三水等地的桑地面积约占全省桑地面积百分之七十五，产茧量占全省百分之九十左右，成为我国著名的生丝产地，和太湖平原、四川盆地并列为我国三大蚕桑区。

蚕业起源于我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而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蚕桑业生产的发展，与中原和长江流域比较，是稍迟而且缓慢的。

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在广东省南部的珠崖（今海南岛），西部的德庆，北部的连州，以及中部的广州附近等一带地区，女子已有进行“桑蚕织绩”和“采桑饲蚕”的种桑、育蚕、丝织的生产活动了2]。

汉朝建安中，交州剌史步骘到南海（今广州附近一带地区）观察地势时，见到广州附近一带“高则桑土，下则沃衍”，反映了当时广州附近已利用高地种植桑树3]。

唐代，广州已成为我国通往外地的港口，各地的商人和外国人都相继来广州贸易，贩运绢丝，农业生产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当时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已是“田稻再熟，桑蚕五收”。

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日渐南移。

北宋末年，大批士民渡岭南来，散居于珠江三角洲，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围垦土地。

北宋徽宗期间，珠江三角洲地区修筑了“桑园围”。

珠江三角洲的蚕桑生产已伸展到南海县的九江、沙头和顺德县的龙江、龙山一带4]。

明初，珠江三角洲蚕桑除相继在西、北江沿岸的南海、顺德、中山、新会、番禺等一带地区发展外，还向东江沿岸的东莞、增城，北江沿岸的清远等县扩展。

顺德县的平步村已是“四月蚕成麦亦收”，“夏末粜谷春卖丝”。

南海县的西樵居民，一年衣食的支出都靠种茶和蚕桑解决5]。

广州府南海等八县，有夏税畦桑共四万七百五十一株，东莞、增城、香山等县已有小黄桑种植。

珠江三角洲蚕桑生产，主要蚕桑产地如南海的九江，顺德的龙山、龙江，尚未围垦利用之前，只能分布于高地，进行小面积的种植。

明中至清初，珠江三角洲蚕业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土地的利用也有所改进。

基地和水塘布局的生产形式相继出现。

随着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广东丝织品更远销海外，蚕业的商品性日益增大。

广州府各县已是“男勤稼穑，女务蚕桑”的盛况6]。

顺德县的龙江这时也出产了著名的丝织品——“玉阶”和“柳叶”，并成为广东的贡品7]。

1530年，佛山的丝织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的生产，整个丝织行业划分为十八行，进行分工分业的生产8]。

由于对丝织品的需要增加，珠江三角洲的南海、三水、东莞等县的桑地面积更为扩大，广东蚕造由唐代桑蚕一年五收发展为“广蚕岁七熟，闽则八熟”。

同时，广东丝织品如线纱、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已远销国内外，享有声誉。

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这是反映当时广东丝织品的品种、质量和对外贸易的概况写照。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刺激，生丝大量出口。

桑塘地区不断扩大，桑地面积也随而增加，加速了珠江三角洲蚕桑生产的发展。

南海、顺德等县部分地区，已经是有桑塘无稻田的地区了。

种桑和养鱼相结合的专业化生产，已占农业生产的首位或第二位。

甚至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居民以“农桑养蚕为业”9]。

二、基塘的形成与修筑桑园围1、围“海”筑塘围“海”筑塘是指将一些河涌堵塞或圈筑河旁来修筑成塘。

早在十四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西北部地区的劳动人
民已经结合修建水利来“堵河筑堰而养鱼”了。

据史料载：明中，顺德县陈村等地区的“筑海为池者”，更是“辄以顷计”。

围“海”筑塘的生产活动，六百多年来不断发展，三百多年前相当盛行。

《广东新语》则说：这种“筑海为池”的活动，已遍布于“广州诸大县村落”。

后来，由于河流逐渐变狭，围“海”筑塘潜力已不大，又跟不上桑基鱼塘发展的需要，因此，围“海”筑塘的生产活动就逐渐减少了10]。

2、挖田筑塘唐宋以前，珠江三角洲不少部分地区都是面临大海，地势低洼，水患严重威胁着生产和人民生活。

因此，珠江三角洲人民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在一些低洼的地方，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将泥土复于四周成基。

既可收到地尽其利，又可收到降低地下水位有利生产的效果，便组成基、塘的生产形式。

因这些平旷低洼地势，挖塘蓄水养鱼，不但可以发展生产，又能使挖塘的余泥填高部分地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水患。

这是当时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充分利用低洼地发展生产的方法之一。

清中，由于受蚕桑业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少洼田被改成鱼塘，洼田地区变成基塘地区，南海县的九江、顺德县的龙山、龙江等乡，不少池塘都是挖田筑成的。

鸦片战争后，蚕桑生产畸形发展，原来已有基础的基塘区，更大规模的挖田筑塘，出现“人与鱼共命，鱼与谷争秋”的情景，挖田筑塘的风气，向邻乡及其附近扩展，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可以看到，珠江三角洲的河涌密布和“地势低洼，水潦频仍”，是形成基塘区的基础。

围“海”筑塘和挖田筑塘，是当地劳动人民改造洼地，利用自然的主要途径11]。

3、修筑桑园围珠江三角洲大规模农业开发是在唐宋以后。

此时，人们为防洪水，保护农田，已开始建造堤围。

据史志记载，北宋时沿江已建有堤围十余座。

从堤围发展趋势看，早期的堤围多建在珠江三角洲的上中部。

建于宋代的西江、北江上的堤围绝大多数在鹤山—南海一线西北。

据《罗格围志》载：宋代南海县的西北部始筑堤围，最早有北江的罗格围，这段堤围长26005丈，捍卫农田400顷。

其次是北江的大富南围、大富北围和西江干流左岸的桑园围，筑堤规模较大。

如桑园围，分东、西围，“西围自三水飞鹅翼起至龙江河澎围尾止”，长“万二千余丈，捍田千百顷”12]。

桑园围修建于1101年至1125年，堤长14700丈，捍卫农田面积1500顷。

据宣统二年（1910）《南海县志》载：“雍正五年（1727），桑园围，海舟堡属之丫基，采石修筑，桑园围修筑用石自此始”。

据此记载，桑园围到清初才开始在部分基段上改用石方修筑，而始筑桑园围时极可能是用泥叠成的。

桑园围是宋代位于珠江三角洲最南面的河岸堤围，堤大且长，用泥修筑；桑园围的修筑东西两基均“遵海捍筑不与水争地”，并根据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和在桑园围“下流之水较上流差四、五尺”，故筑堤留口，在围东南角的倒流港和龙江滘两水口，“不设闸堵水”，让围内水及江“水从外灌入围内，互相宣泄。

”即将桑园围修成开口围而不筑成闭口围。

据清同治十三年（1874）《南海县志》载：“邑内江防之最巨，无过桑园围，形势与它围不同，它围形如碗，桑园围形如箕，东西两堤皆从上游建瓴之地，依山筑堤，从高而下，顺水性，送至下流而止，而下流之水较上流差四五尺，故围尽处，甘竹、龙江两口，其水从外灌入围内，互相宣泄。

”13]筑堤后，洪水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珠江三角洲农田受泥沙淤积的机会也因而大为减少，地势低洼的状况被固定下来。

据《新建南海县桑园围石堤碑记》载：“田之未围堤也，大水浸之则泥沙加积焉，一年积二三分之泥沙，百年积高一二尺之田地，自有堤而田无水患，地亦不复加高。

”堤围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不断地加高培厚，小围联成大围，土围改成石围，有些地方大围之内又建起子围。

如著名的桑园围内就有东方子围、五约子围、南方子围等。